范劍平接受專訪 記者 王澤彪攝

　　記者:中國經濟新常態“新”在哪“常”在何處?

　　范劍平:所謂的新是相對於過去的舊。我想新常態的“新”是指一種科學協調發展的狀態,“常”指不是一個靠刺激政策刺激出來的短暫表現,會有一個平穩持續的狀態。

　　第一,新常態是我們經濟增長速度換檔以後一種可持續平穩發展的狀態。和過去相比,速度要稍微低一點,這可能是大家最容易直觀表現出來新常態的特點。

　　第二就是在新常態下,我國的經濟結構也會發生巨大的變化,比如我們過去過於強調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和作用,那麼未來雖然投資仍然是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消費的作用會比過去越來越強,投資和消費一強一弱的現象,慢慢的會變成“兩個齊頭並進”來拉動我國經濟增長。

　　第三,過去我國在分享全球化紅利的時候,外需是經濟增長的一個很大的動力,而隨著我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外需的增速也會逐漸放緩。因為已經是世界第一了,你再要想保持很高的速度不可能。同時,增長動力更多要來自於內需,所以中國經濟的這種內外協調,會有新的表現。大家可能感覺到了,過去我們大量吸引外資,但對外投資很少,現在進出口越來越協調,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兩個數字越來越接近,未來對外投資的金額可能會超過我們吸引外資的金額。

　　我認為中國經濟科學、協調、平穩、持續的一種發展狀態,就是我們目前正在追求的新常態。

　　記者: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經濟增速將維持7.5%左右中高速運作。這個增速是如何判定出來的?

　　范劍平:大家最近對新常態的討論,速度講得多一些。我國正處在經濟增速換擋期。從過去兩位數的高速增長,降到7%到8%,就有很多人不適應,把這個時期理解為經濟困難或者不景氣。但是總書記講的新常態,就是説高速增長一去不復返,中高速就是新常態。

　　一般來説,很多國家在現代化初期,比如低收入階段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會有那麼一段或長或短的高速增長期。但經濟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經濟就會進入換檔期。比如日本,1956年到1973年,那時候日本年均增長9.8%,年均超過11%。從1973年到1991年,速度也只有4.3%。南韓也如此,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前年均增長9.7%,從1997年到現在,年均增速只有4%。這個換擋期是從高速檔直接切換到中速擋。

　　從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時間,中國的年均增速是9.9%,這個時候很多人會説中國是不是和日本、南韓一樣,直接進入中速擋期,從9.9%直接換到5%。但是在制定十二五規劃的時候,政府請來很多專家,最後得出一個結論:中國的國情決定我們還會比低速檔高一個檔位,也就是7%到8%的增速。這是由中國特有的國情決定的。

　　我們研究世界200多個國家的發展情況發現經濟增速有三個規律:第一、投資主導型的國家,增長速度一定快於消費主導型的國家。第二、製造業為主的國家一定增長速度快於服務業為主的國家。第三、有出口競爭力的國家可以內需外需共同拉動經濟增長的國家,增長速度一定快於沒有出口競爭力,僅僅依靠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國家。

　　拿這三個規律來説,一方面中國雖然開始從投資主導型逐步向消費主導型國家轉變,但這個轉變的過程中,從2011年到2020年,中國的儲蓄率還將高於30%(注:通常把儲蓄率高於30%的國家成為高儲蓄型國家),高儲蓄率意味著我們有很強的投資能力。另外,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每人平均GDP水準折合成美元才6767美元,與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國家13000美元水準相差一倍,同時還有大量基礎設施需要投資,因此中國有足夠的投資能力和投資空間,在這十年裏,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還會非常強。

　　再從區域來看,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東部地區是最大的世界工廠,製造業總量超美國。但隨著勞動力成本升高,製造業在東部地區的國際競爭力逐漸減弱,通過産業升級轉變成以服務業為主。而中西部地區過去更多依靠資源輸出,包括煤、礦石、農産品,但現在我國把越來越多的製造業放在中西部發展。因此,短期內製造業的經濟拉動作用仍不可小覷。

　　我認為,中國經濟增速未來十年維持在7.5%左右應該沒有懸念。但是在不同經濟週期,左一點,右一點都有可能。如果遇到國際形勢不好或者經濟結構處於調整期,可能只有6.5%。如果形勢好,國內各方面也很順,回到8.5%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沒有必要太機械,這也是考驗我們的平常心。但是保持平常心也不是説經濟增長速度就不重要,我們要追求的是和潛在增長率基本相符。

　　記者:“GDP和就業的相關性”是經濟學界的一個重要課題,在舊常態下,有一個説法,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能夠帶動800萬人就業。那麼新常態下,這種計算方法是否還科學?GDP和就業、就業率三者的關係是怎樣的?

　　范劍平:關於經濟增長和就業之間的所謂彈性,是一個經驗數據,而且這個經驗數據是需要與時俱進的。比如2013年政府的經濟增長目標是7.5%,但人保部定的就業目標是900萬。實際上去年的經濟增速是7.7%,但城鎮新增加的就業人數超1300萬。經濟增速比目標高0.2百分點,但就業增加了400多萬個人,

　　今年人社部説,去年保守了,今年大一點,1000萬。結果上半年我們GDP增長才7.2,但是城鎮新增就業人數730多萬,如果考慮到下半年我們穩增長的政策措施,增速會比上半年更快,所以全年新增就業人數有可能超過1400萬。這就説明原來的彈性系數可能在新形勢下,已經有點保守了。這裡面有兩個大的背景,關於我國的就業問題。

　　第一就是我們現在的就業形勢好于預期。雖然中國勞動力總量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過去我們每年要新增好幾百萬的勞動適齡人口(注:在聯合國勞工組織統一的國際標準,　勞動適齡人口是16歲以上、65歲以下,也簡單稱為勞動力),但由於人口老齡化,2012年出現了歷史拐點,我國勞動力總量歷史上第一次減少345萬,從2012年開始以後的30年,中國將每年凈減少勞動力幾百萬人,2013年統計出來244萬,今年可能減少勞動力總量接近300萬。這使得我國勞動就業領域主要矛盾發生變化。過去説中國是勞動力供過於求,找工作難,現在勞動力供求已經基本平衡,反而出現了所謂的招工難,局部還有供不應求

　　另外一個因素,我國勞動力供求關係發生變化後,勞動力成本明顯提高。過去依靠製造業創造就業崗位的時候,因為製造業資本供求高,每一個勞動力就業,不是發套工作服就可以了,還要發機器設備,因此它所需要GDP的增量和增長速度就會比較高。然而如果服務業解決1000萬個就業崗位,,它對GPD的增量和增速就沒有那麼高的要求。所以出現了“經濟增長降到7.4%,就業和就業率卻仍在增長”的原因。

　　記者:今年上半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下降6%,銷售額下降6.7%,截止7月底,46個限購城市中已有超半數放鬆限購,甚至曾經的限購大省成為松限大省,樓市“只漲不跌”的神話破滅。中國樓市問題是否會引爆地方債、金融等風險?

　　范劍平:中國的房地産現在的變化,應該説是一件好事。過去我國房地産市場處於發高燒狀態,過熱了。現在房價出現調整、降溫,是一個退燒的過程,是從一個不正常到正常回歸的過程。發高燒表現在全社會資金過多流向房地産,如果錢流向房地産是作為買房子,就會造成房價過快上漲,房價漲,房地産暴利,錢又進入房地産開發,惡性迴圈,造成一部分地區房地産市場供過於求。

　　應該讓市場來調節房價,有漲有跌。對於近期出現的房價波動,我們也要保持平常心,世界上沒有只漲不跌的市場。因此,我支援放鬆限購限貸。當初如果別的條件成熟,我們本不應該出臺限購限貸這種行政性的手段。但是由於房産稅沒能出臺,房屋資訊無法聯網,而房價又漲得很快,迫不得已,出臺了限購限貸政策,這本身就不是常態。

　　我認為取消限購限貸以後,沒有政府行政調控手在裏面攪和以後,市場自己能夠充分調整。雖然我們説一部分房價過快上漲,具體到每一個城市,誰也沒法能判斷快了多少,只有市場可以回答,這個市場必須是政府不干預的市場。

　　但是房價調整肯定會波及到其他行業,銀行、信託公司,甚至地方債務。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過去我國金融業具有壟斷地位,在和房地産打交道的時候,把風險轉嫁了。但影響是可控的,不至於引發金融危機。

　　記者: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您對經濟方面的改革印象最深?

　　范劍平:簡政放權,取消一些審批許可權。應該説目前推進比較多的還是政府行政體制的改革,在這方面國務院的工作做得比較紮實,幾乎每個月都有一批取消或下放。這是我們國家一個限制政府權利,甚至把權利關進籠子裏的良好開端。如果這方面工作做得更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政府和企業的關係能朝著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裏面講的“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方向發展。我相信到時,企業自身就會有活力。每一個企業細胞都有活力的時候,政府也不用像現在這麼累,一天到晚為了百分之幾的GDP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