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報》網站6月6日文章，原題：解讀習近平版五年規劃　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首次回到曾經主政的浙江考察，並在當地主持召開華東七省市負責人座談會。 這不僅是習近平在地方考察期間所主持的為數不多的省市一把手座談會，更是其首個聽取“十三五”規劃意見建議的公開活動，當中釋放出來的豐富資訊頗耐人尋味。而未來五年裏，東部沿海地區有望成為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試驗田。

　　兩年多來，類似規格和形式的座談會屈指可數，有據可查的包括2013年7月23日習近平在湖北武漢主持召開的部分省市負責人座談會，以及今年2月26日習近平在視察北京期間組織京津冀三省市領導參加座談會。不過前者主要是就全面深化改革徵求意見建議，為十八屆三中全會預熱，後者則著眼于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戰略，與此次以“十三五”規劃為主題、全面闡述未來五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總體思路的座談會內容相比，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語。

　　“十三五”料更具“習式特色”

　　去年4月17日，國家發改委組織召開“十三五”規劃編制工作電視電話會議，標誌著“十三五”規劃編制工作全面啟動。

　　比較而言，“十二五”規劃編制過程中，最高領導人親自主抓的場景不太常見，除了在向黨外人士徵求意見時，須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出面主持外，其他與地方省市負責人或專家學者的座談交流，多交由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負責。

　　而擁有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身份的習近平，顯然將對這一國民經濟領域最重要、最高規格的規劃傾注了更多時間精力。事實上，這並非習近平首次在公開場合提及“十三五”規劃。早於今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他在參加團組討論時就特別談到，“我正在集中思考‘十三五'規劃。這是實現全面小康的規劃，是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的規劃。”兩會結束後，他在會見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茨時又説到，“我們還將研究制定‘十三五’規劃，相信在新的規劃中我們會找到中歐合作的契合點和新機遇。”

　　之所以對“十三五”規劃如此重視，一方面當然與中國當下面臨的經濟形勢密不可分，習近平在浙江考察時特別提到“路總是有的，路就在腳下”，顯示當前亟需用一部既高瞻遠矚又具可操作性的發展規劃，描繪出清晰可見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來提振士氣和信心。

　　“十三五”規劃是習近平主政之後編制的第一個五年規劃，中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後衝刺的五年裏該如何走得既穩又好，規劃將發揮的歷史作用至關重要。

　　據悉，“十三五”規劃已於今年春節前正式進入編制階段，編制工作大約會持續半年。按照往年五年規劃的出爐流程，今年是規劃編制承上啟下的定調年。一般來説，在規劃編制起草完善的過程中，將經過多次高層審議，而後將規劃初稿於今年秋季召開的中共中央全會上提交審議，並確定基本規劃思路。2016年，也就是“十三五”開局之年的全國兩會上，將通過正式的“十三五”規劃綱要。

　　有消息稱，中央多個核心決策部門的人士均已參與起草工作，規劃編制還以課題的形式凝聚著各領域學者智囊、學科帶頭人和社會賢達的智慧。可以預見的是，“十三五”規劃草案，將更多地貫徹習近平主政理念，打上“習氏政治經濟學”的脈絡烙印。

　　東部沿海將獲更大改革話語權

　　這一特點，亦可從習近平首次開展聽取“十三五”規劃意見建議的公開活動，便選擇華東地區，得到進一步印證。此次他在浙江考察調研時專門強調，要“幹在實處永無止境，走在前列要謀新篇”，而實際上，“幹在實處 走在前列”曾經是習近平2003年至2007年擔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期間的施政思路。

　　由此可見，在未來五年的經濟社會發展中，有望“走在前列”的浙江乃至整個東部沿海地區，將被賦予更大的責任和使命，也自然將獲得更多的關注和支援。這也被輿論解讀為——“東部戰略”重啟。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鼓勵東部沿海率先發展的方針下，從北到南，遼寧沿海經濟帶、河北沿海地區、天津濱海新區、京津冀地區、山東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江蘇沿海地區、浙江沿海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海峽西岸、珠江三角洲地區、北部灣經濟區等規劃紛紛上升為國家戰略，形成中國繼改革開放之後又一輪沿海大規劃和大發展的高潮。此後，為加強區域協調發展，中央先後作出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等重大戰略決策，發展重心有所轉移。

　　而從目前來看，正在起草的“十三五”規劃，極有可能將重新賦予東部沿海地區更重要地位。這顯然並非簡單的“風水輪流轉”，分析可見，下行壓力加大是中國經濟運作面臨的最突出問題，且至今尚無明顯築底跡象，過去的增長點出現下滑而新增長點尚不清晰。

　　從區域來看，過去主要依靠的東部沿海地區支撐全國增長，隨著出口受阻，傳統製造業外移，環境約束強化和生産要素的轉移，東部地區增速普遍下滑，上海甚至取消了GDP增長目標，而四川、重慶、新疆等地雖然經濟發展態勢相對較好，但體量畢竟有限，難以扭轉整個下行態勢。

　　在此背景下，唯有在“十三五”規劃中更好地發揮東部沿海地區的作用，才能促其憑藉良好的發展區位、發達的産業基礎、先進的管理模式、雄厚的科技支撐，在中國經濟轉型和創新發展模式方面發揮更為重要的引領作用，並成為推動中國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支撐力量。

　　此番意蘊深遠的“浙江行”，已經清晰傳遞出高層聲音，期待東部沿海加快經濟結構轉型、經濟體制轉軌的步伐，提高發展活力和核心競爭力;同時，無論是首先獲得自貿區試驗落戶的上海，還是第二批獲批自貿區的天津、廣東、福建，均處在沿海開放前沿，這一區域未來也將率先承擔起為全國引路、試驗的任務，形成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供其他地區借鑒。

　　顯然，東部戰略“重啟”之下，再次站在區域發展“鎂光燈”下的東部沿海地區，將獲得更多的重視及話語權，與其説這是國家區域發展重點發生轉移，不如説是從“轉型升級”的角度出發考慮“東部率先”。可以預料的是，未來五年裏，東部沿海地區有望成為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試驗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