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紙業公司組織打假維權，卻被倣冒企業所在地的主事官員告知該企業事關地方稅收、就業，不能一下子關閉，需要慢慢“轉型”；同樣一個節能評估報告，有熟人或跟領導打招呼只要3000元就可以通過，而人生地不熟的外來企業，要3萬元才能通過……企業是供給側改革的主體，不過《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諸多看不見的“隱性成本”像是捆住企業的“繩索”，不僅抑制企業創新升級、提供有效供給，在一定程度上還會阻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步伐。“時下企業面臨的最大約束就是‘成本’。”一位資深的金融界人士説。

　　企業 “臃腫”且“體虛”

　　成本，是企業經營中自然存在的一部分。但從記者調研情況看，大多數企業的“成本”負擔仍較為沉重。

　　面對企業“降成本”的迫切需求，記者歷時兩個月，橫跨東中西部，覆蓋全國1／3的省市區，以“獨立問卷＋走訪調研”的形式，了解分析當前企業面臨的“成本”困境，力圖通過對500家企業的有效問卷數據分析以及採訪實錄，盡可能還原目前企業成本負擔的真實狀況。

　　如果把企業比作一個具體的人，那麼他看起來就像一個“臃腫”且“體虛”的胖子：一方面，他自身重量大、負擔過重，即成本高；另一方面，他身體虛弱，氣色不佳，即盈利能力差。

　　根據問卷統計顯示，在記者調查的500家企業中，有59.7%的企業表示當前利潤較低，有13.3%的企業已經出現虧損；有65.2%的企業表示當前銷售一般、訂單不足。其中“用工成本上升快”“融資難”“原材料上升快”“稅費偏高”“社保負擔重”分別位居企業“困難榜”前五位。

　　企業到底有多“臃腫”？一位地方發改委相關負責人説：“過去十年，我國勞動力成本增長遠高於GDP和企業利潤增長，‘五險一金’甚至比一些歐洲國家還高，很多企業承受不起。”

　　江西省某地級市工信局一位負責人從企業稅負角度分析説：“中國企業的綜合稅費負擔佔整個運營成本的40%，縣一級可能更高。”

　　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比較了中美兩國的製造業融資成本後發現，目前國內最便宜的借款成本約為年利率6%，仍是美國的2.4倍。

　　“成本是一個複雜的概念，有的可計量有的不可計量。簡單理解，收入與利潤之間的差額便是成本。”北京市金融工作局黨組書記霍學文説，對企業來説，收入、利潤的減少，或兩者同時減少，都會造成“成本”增加。換句話説，收入和利潤水準，可以從側面映射成本的高低。

　　記者梳理了國家統計局近20年有關工業企業的收入與利潤水準發現：1998年國企改革以來，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與利潤總額一共出現了3次較大的週期性下滑，分別是1998年國企改革時期、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以及目前的經濟轉型升級期。相較之下，現階段的企業經營情況，較金融危機時期有所“惡化”，但好于上世紀90年代末。

　　“時下企業面臨的最大約束就是‘成本’。”一位資深的金融界人士説，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傳統的製造業、出口優勢在不斷弱化，隨著土地成本升高，勞動力工資增加了3至5倍，再加上稅費成本，企業不堪重負，尤其是沒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已面臨全面蕭條。

　　隱性成本捆住企業手腳

　　記者調研發現，已經“虛胖”的企業還承受著諸多“隱性成本”。這些“看不見”的成本像是捆住企業的“繩索”，不僅抑制企業創新升級、提供有效供給，在一定程度上還會阻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步伐。

　　問卷數據顯示，45.3%的企業對當地政府簡政放權工作表示滿意，但認為政府需進一步簡政放權，其中對“減少行政審批事項”的呼聲最高，佔比37%。數據分析發現，一些地方政府“亂伸手”帶來的不當干預和企業的盈利密切相關。其中，認為“政府干預及政策不穩定”的企業中有50%“利潤較低”；認為其他“灰色”成本高的企業中有53.3%“利潤較低”。

　　記者調研發現，這些“成本”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創新成本。一方面，産權保護制度的欠缺增加了企業維權成本。“為什麼目前供給品質不高，就是‘山寨’太多。”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宋世明説，過去倣造是為了“追趕”，現在卻阻礙了創新。國內某著名紙業公司負責人告訴記者，他們的産品被華北某縣五六家企業倣冒生産。企業組織打假維權時，當地領導竟表示，這些企業事關當地稅收、就業多個方面，不能一下子關閉，需要慢慢“轉型”。

　　另一方面，傳統的稅收激勵方式不利於企業從事創新性投資及科技研發活動。重慶偉岸測器公司是一家創新型企業，原材料經過研發到銷售，增值部分相比加工貿易企業高出很多，但這也意味著要繳納更多的增值稅。反之，強調做大規模而不重視創新的企業增值少，就可以少繳稅。

　　——制度成本。一是技術和産品供給受制于政策供給。二是地方利益淩駕於産業之上，增加企業投資成本。三是審批管制夾雜隱性成本。

　　中部某省一位政協委員到企業調研發現，同樣一個節能評估報告，有熟人或跟領導打招呼只要3000元就可以通過，而人生地不熟的外來企業，要3萬元才能通過。

　　——壟斷成本。廣州市委政研室相關負責人表示，教育、醫療、體育、文化、旅遊等既是公共事業，也是“十三五”國家重點推動的産業。企業願意幹，老百姓也需要，問題在於這些領域門檻過高，民營企業很難進入，即便進入，也往往因為沒有話語權而很難有發展。

　　鬆綁：減少管制＋減稅

　　受訪的企業和相關專家認為，為企業降成本，首先要為企業“鬆綁”。“要給企業減稅降費，同時放鬆管制、減少政府不當干預。”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劉志彪説，這就是既要“宏觀經濟穩定”，也要“微觀經濟放活”。

　　微觀放活，意味著儘量減少制度和政策羈絆，為企業打造低成本、高效率的發展環境。財政部財科所所長劉尚希則進一步提出：“不打擾並不意味著服務和市場監管缺位，比如為企業搭建公共服務平臺，這是從政府層面為企業降成本的更深維度。”

　　三胞集團副總裁岳雷説，從2014年開始，他們陸續收購了英國老牌百貨集團House of Fraser、以色列最大的養老服務企業Natali以及美國上市公司麥考林、連鎖企業Brookstone等，都是市場化運作的結果。“這説明微觀經濟體的活力和潛力，可以通過在市場發展來駕馭和掌握自己的命運。”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黨組書記霍學文認為，為企業降成本，主要是降低政府一側的成本，核心是通過減稅降費，讓企業能騰出手來搞創新研發。

　　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説，稅收成本每下降一個百分點，就會有幾十萬、上百萬家企業扭虧為盈，避免倒閉。“但不能滿足於當前只在邊緣稅種上小打小鬧，需儘早選擇企業所得稅、增值稅、營業稅、個人所得稅等主要稅種全面下調稅率”。

　　“降成本地方政府也可主動作為，如加強對地方性收費的規範清理及部分不良攤派的查處整治。”大連市高新區管委會主任靳國衛説，東北地區企業的社保和各種費用負擔很重，佔比將近工資總額的50%，如不在降低企業成本上做文章，東北振興將舉步維艱。

　　浙江杭州凱泰資本首席合夥人徐永紅認為，過去的稅收體制是建立在國有納稅主體模式下，以流轉稅和企業所得稅為主。未來經濟形態發生深刻變化，財政稅收體制宜從系統上進行完善，要適應消費型經濟的社會形態，以個人所得説、企業所得稅、消費稅、增值稅等為主。財稅體制要科學設計，支援産業發展，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品牌和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