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2016年定位為推進結構性改革攻堅之年。中央強調，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産率。

　　“這些政策的著眼點，瞄準的就是供給側、結構性、體制性矛盾的病根。”接受《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採訪中，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分析説，“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便是找準‘病根’後的對症下藥。”

　　在專家看來，一方面，我國已經形成了巨大的工業産能，部分行業産能嚴重過剩，一些行業虧損面超過80%。實體經濟的發展面臨艱難境地；另一方面，隨著發展水準的提升，民眾消費需求日趨多元化和高端化。巨大需求與過剩供給錯位矛盾十分突出。

　　“解決這一結構性矛盾成為中國經濟重新煥發活力的核心所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陳昌盛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表示，這正是中央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義，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只有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問題解決了，才能夠輕裝上陣，更好地使資源從過剩領域轉移到符合市場需求的領域，從過剩産業轉移到有市場需求的産業。這樣資源才能重新優化再配置。”採訪中，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對此評價説。

　　瞄準供給體系六大“病灶”

　　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産量居世界第一的工業産品超過了250種，其中煤炭、鋼鐵、水泥等行業産能過剩尤為嚴重，有的行業虧損面達到80%。企業因需求不足遭遇困境的同時，新興消費需求卻在不斷擴大。僅2015年，中國遊客出境遊消費就將達到1.1萬億元，其中很大部分用在了購物上。

　　“消費品供給規模有餘而品質不足，導致人們要出國去買奶粉、買馬桶蓋甚至藥品、牙膏。同時，隨著衣食住行為主的消費實現了基本滿足，老百姓的消費升級明顯加快，向個性化、高端化、服務化發展，新需求很多，有效供給還難以跟進。”陳昌盛説。

　　正基於此，在楊偉民看來，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後，“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投資的效果開始遞減。雖然也有需求總量和需求結構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不在需求側了。”

　　具體到當前的供給體系和結構，楊偉民指出有六大“病灶”：

　　一是供給體系具有外向型特點。外需減少後，有些産業産能就過剩了。轉向內需雖是一個方向，但需要經歷一個痛苦的過程，有些産業或行業甚至可能無法轉向內需。

　　二是面向低收入群體為主的供給體系，沒有及時跟上國內中等收入群體迅速擴大而變化了的消費結構。“同一件産品出口的品質就高一些，賣給國內的品質就差一些，迫使很多中等收入群體出國買‘中國造’”。

　　三是能適應排浪式消費，但滿足多樣化、個性化消費的能力相對較差。産品存在著花色、品種、規格、安全性等滿足不了消費需求的問題，致使有些消費流向國外。

　　四是有些産業的産能已達到物理性的峰值。“價格再怎麼降，産品也很難賣得出去，再怎麼擴大投資，需求也很難消化現有産能。”

　　五是總體呈現中低端産品過剩、高端産品供給不足的狀況。傳統産業産能過剩的同時，存在著結構性的有效供給不足。比如平板玻璃嚴重過剩，但電子用的平板玻璃等還不能生産。

　　六是企業生産經營成本提高過快。“有些方面的成本，不僅高於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甚至高於高收入國家，表現出‘未富先貴’現象，出廠價格下降和生産成本增加，使企業兩頭受壓，削弱了企業特別是實體經濟企業的盈利能力。”楊偉民説。

　　存量化解打好四場“殲滅戰”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央明確提出了“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陳昌盛表示，核心指向就是通過化解存量，引導資源流向更有活力、更有需求的行業和領域。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從國家發展改革委等有關部門獲悉，為此下一步經濟工作將打好四場“殲滅戰”：

　　其一，僵屍企業“處置戰”。這是化解産能過剩的“牛鼻子”。為此要制定實施推動産業重組、處置“僵屍企業”的方案，主要運用市場機制、經濟手段、法治辦法，通過嚴格環保、能耗、技術標準，倒逼過剩産能退出。實踐中，也要做到因地制宜、分類有序，不強行搞一刀切，儘量將經濟社會風險控制在最小範圍。

　　其二，企業成本“降低戰”。具體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企業稅費負擔、社會保險費、財務成本、電力價格、物流成本等六個方面。圍繞這一目標，有關部門將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行動，制定相關實施方案，清理各種不合理收費特別是壟斷性仲介服務收費。還將出臺降低電價的方案，降低各種物流費用，打出政策“組合拳”，增強優質企業競爭力。

　　其三，商品房庫存“化解戰”。有關部門將制定實施1億非城鎮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滿足新市民住房需求，穩定房地産市場。特別是三、四線城市的商品房庫存壓力，目前還比較突出，要推動制定化解庫存方案，發展住房租賃市場，釋放剛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

　　其四，金融風險“防範戰”。由於實體經濟整體效益下滑，過剩産能掩蓋下企業優劣難分，大量資金為躲避風險而流向虛擬經濟，在加大金融領域杠桿的同時，也加大了金融風險。中央已明確，要抓緊開展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堅決遏制非法集資蔓延勢頭，加強風險監測預警，妥善處理風險案件，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的底線。

　　楊偉民表示，為了保障打贏這些“殲滅戰”，與過去思路相比，中央在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上，新增加了産業政策要準、改革政策要實，也主要是針對供給側結構性問題，“五大政策是邏輯緊密的政策體系和框架、缺一不可。總的目的是為結構性改革創造透明的、可預期的政策環境。”

　　新供給政策塑造增長新動力

　　在日前召開的全國發展改革工作會議上，進一步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被明確為“十三五”開局之年發展改革工作的重點之一。相關受訪部門負責人對《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表示，供給側改革除了“破舊”之外，也需要“立新”，要著力擴大有效供給。

　　這其中，“補短板”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抓手。受訪者表示，這對投資的有效性和精準性提出了新要求，要加快供給創新，培育産業發展新動力。四大領域是未來的發力點。

　　一是推動製造業高端化、智慧化、綠色化、服務化。支援企業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採用先進製造産業投資基金注資、股權投資、投資補助等方式，集中實施一批工程化、産業化示範項目，實施智慧化提升工程。

　　二是培育發展新産業。在高性能積體電路、新型顯示等戰略性領域，再佈局一批重大項目。設立國家戰略性産業發展基金，開展貸款風險補償、融資租賃等試點。實施全球創新網路計劃。

　　三是加快推動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推動生産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務業向精細化和高品質轉變。同時，實施好新一輪服務業綜合改革試點示範。

　　四是積極推進農業現代化。加強高標準農田、重要農産品生産基地、農産品現代流通體系和“糧安工程”建設。繼續完善農村供電、供水、交通、通信設施和水利氣象綜合防災減災體系，強化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