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林雙林博士就財稅問題接受海外網財經採訪

　　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財稅體制改革可謂是“牽一髮而動全身”。今年兩會，財稅體制改革這一“重頭戲”如何破題備受關注。

　　日前提交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的“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指出，未來五年，我國財稅體制改革 “圍繞解決中央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完善地方稅體系、增加地方發展能力、減輕企業負擔等關鍵性問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建立健全現代財稅制度。”

　　當前國內經濟運作處在合理區間，經濟結構調整業也出現積極變化，但錯綜複雜的形勢卻不容低估。兩會期間，海外網財經對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林雙林，共同探討財稅改革的“突破口”。林雙林指出，目前地方承擔過多事權，缺乏可用財力，如何完善地方與中央的財政關係，讓地方享有更多“稅權”尤為重要。

　　打響“收官戰” 規範現有增值稅制度

　　在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的總基調不變的前提下，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明瞭全年財稅改革的“當頭炮”——營改增。林雙林曾表示，“營改增”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價值不小于1994年的財稅改革。”

　　自2012年1月在上海試點“營改增”以來，整體産業鏈的減稅效果持續體現。據測算，目前通過“營改增”已累計減稅超過5000億元。預計在今年“營改增”全面完成後，如果進一步優化增值稅稅率，整個營改增實現的減稅規模將達9000億元左右。

　　對於建築、房産、金融、生活服務等四大産業營改增之後的變化，林雙林表示，金融保險業將由5%的營業稅改徵6%的增值稅，房地産業和建築業稅率可能是11%，酒店、餐飲等生活服務業將由5%的營業稅改為6%的增值稅。未來不動産進項稅可以納入抵扣，減稅效果非常明顯，投資可以抵扣稅收，真正實現鼓勵投資的目的。並且促進服務業的轉型升級，便於産業優化分工。

　　林雙林同時指出，“要確保營改增在不同行業中稅負只減不增，過渡政策就要緊緊跟上，確保每個行業不會因為短期內缺少進項稅額抵扣而導致稅負上升。要讓該減的稅減到位，堅決不收過頭稅。”

　　值得注意的是，有關營改增落地細則還有不少難點。“試想一下，那些只交營業稅的企業改成增值稅後，如果增值稅稅率比之前高的話，企業的稅負還會增加。所以，在設計“營改增”試點方案時，我們既要照顧各行業的具體情況，還要把增值稅制度規範也考慮進去。”林雙林説道。

　　過好“緊日子” 相應調整專項獎補資金

　　當前時期，我國財政收入潛在增長率下降，而財政支出剛性增長的趨勢卻沒有改變，這讓財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財政收入增長減速的直接原因來自於經濟增速放緩，投資和工業低迷。2015年中國國內生産總值(GDP)同比增長6.9%，為25年來首次回落至7%以下區間。同期投資增速不及前幾年一半，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也低於上年。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 “創新財政支出方式，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這意味著各級財政都要有過緊日子的準備，量入為出，絕不能“寅吃卯糧”。

　　對於政府該如何過“緊日子”，林雙林表示，首先應該嚴控“三公”經費增長。其次，行政性開支也要相應減少。“過去我們常提到‘吃飯財政’。意思就是財政收入光夠發工資。但從1994年稅制改革後，財政經濟發展提速，收入也平穩增長，大家漸漸淡忘了這個事。現在稅收收入降低，這個問題又重新出現了。”

　　“營改增試點全面推開，雖然擬準備方案是17%的標準稅率並不提高，但由於包括道路、廠房等所有不動産可納入抵扣，實際的稅基也就縮小了，造成了減收。”林雙林説。“我們應該加強統籌，督促前幾年結余資金較多的一些地方加快使用，實現保支出、保重點，才能有效合理優化財政支出結構。”

　　此外，他還指出，根據各地去産能任務的情況，可以相應調整在這過程中，對於人員安置方面的專項獎補資金。比如和去産能的規模，安置職工人數，還有當地財政困難程度相掛鉤。

　　完善“央地權” 適度加強社會福利支出

　　在林雙林看來，中央與地方間的財政關係調整勢在必行，因為地方政府的日子確實很“難過“。“從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可以看到，今年的財稅改革主要任務在於通過財稅改革，引導和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而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奠定紮實基礎。”

　　“隨著營改增覆蓋全行業，本就吃緊的地方財政收入又被割去一塊肉。再加上地方債發行受限，土地出讓金收入降低，三四線城市房地産市場不景氣，相對於積壓的事權來説，地方財政的支出壓力更是巨大。”林雙林接著説到。

　　而隨著調整央地財政關係的指導意見出臺，目前央地間財權與事權嚴重不匹配的情況也將得到扭轉。林雙林表示，“中央政府轉移支付存在不確定性和任意性，也容易産生尋租和腐敗。目前來看，中央要趁著增值稅改革這個契機，給地方政府更多的稅權。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份額，讓他們有錢做事，把地方企業弄好，辦好。”

　　他還認為，還要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直接支出比重，減少委託事務，提高公共服務水準和效率。比如養老、醫療，還有社會福利的支出。“就像美國的聯邦政府，70%的支出花在民生上，養老、醫療全部由聯邦政府管。我們中央政府應該多做這方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