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中財辦：劉鶴和他的同事們從幕後走向前臺

　　在中國政權體系中，有一些專門的領導小組。這些小組具有超越現有機構的權威性，組長一職通常由政治局常委一級的領導兼任，具體的事務則交由下設的辦公室來執行處理。

　　這些辦公室扮演的角色，類似于對應領導小組的參謀和助手，是各方面情況上傳下達的中心樞紐。一方面，它直接服務中央最高層，位於權力中心；另一方面，它又與有關部委、地方省市打交道，觸角可以延伸到最基層。中財辦就是這樣一個財經工作的樞紐。

　　直到近幾年，在劉鶴的領導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中財辦)一改昔日的低調，從幕後走向前臺，變得越來越活躍。他們頻繁地到各地考察、調研；他們耐心地向基層解讀中央的大政方針；他們還承擔起了與國外政要協調溝通的重任。這使得外界對這個小組的職能、人員組成、工作方式以及所承擔的使命産生了好奇。尤其是，當一些人把中財辦看作“新版的體改委”之後。

　　★ 中財辦：從幕後走向臺前

　　★ 掌門人劉鶴

(資料圖片)劉鶴

　　在今年1月召開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很多人注意到，代表中國出席會議的不是大家熟悉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而是一張陌生的面孔。

　　這個幾個月前才剛剛被任命為中國證監會副主席的年輕人，不僅英文流利，還為人和善、樂於溝通。

　　他坦率地告訴與會者，不久前中國股市出現的波動，部分原因是金融當局與市場投資者溝通不足，後來推出的熔斷機制也過於草率，“不是一個適合中國市場的決策。”

　　他試圖化解國際社會的擔憂，讓外界相信中國政府有能力應對股市的震蕩。他安撫大家説：“全球投資者和企業更應該關注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而不是短期的增長。”這番講話，也是2016年初中國股市、匯市出現動蕩後，中國官方首次對此做出回應。

　　這個年輕人的發言引起了與會者極大的關注。英國《金融時報》在報道中説，除了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外，這個名叫方星海的中國官員還有一個更引人矚目的身份——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以下簡稱中財辦)成員。這一職務被認為是中共領導層的經濟政策顧問。

　　成立於1980年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是中共在經濟領域事實上的最高決策部門，組長通常由黨的一把手擔任。作為它下設的日常辦事機構，中財辦雖然處於權力中樞，但因為不在一般的黨政機關序列中，三十多年來一直不為外界所知。

　　它的人事更替，不對外發佈公告；有關它的活動，不會出現在報紙和電視畫面上；它的內部機構和工作安排，外界更是無從知曉。以至在2014年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在中南海高大的紅墻內，還有這樣一個單位存在。

　　不過，最近兩年，這個神秘機構一改往日的低調，開始走向前臺。

　　密集亮相

　　2014年10月，一些嗅覺靈敏的媒體(尤其是財經類媒體)，報道了中財辦主任劉鶴帶隊到江蘇調研的消息。

　　消息援引江蘇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的文章説，調研組除了考察江蘇的經濟運作情況外，還在江蘇召開了部分省市經濟形勢座談會，包括上海、江蘇、浙江、湖南、湖北、內蒙古、四川等七個省區市的黨委研究室主任、發改委主任參加了會議。

　　據信，此次中財辦調研，是為即將於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做準備。在考察中，中財辦重點了解了三個問題：經濟增長怎麼樣？結構調整怎麼樣？改革開放怎麼樣？

　　牽頭組織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中財辦每年最重要的工作，會議召開前到地方調研，事實上是中財辦每年固定的例行動作，但像這樣大規模的公開報道還是頭一次。外界推測，這與官方幾個月前披露的另一則消息有很大的關係。

　　2014年6月13日，新華社發佈消息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身份主持召開了該小組第六次會議，會議主題為研究能源安全戰略。報道同時透露，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副總理張高麗分別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成員身份參加。

　　這是自1980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立以來，官方媒體首次對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進行實時新聞報道，並且詳細公開財經小組組長、副組長、成員的名單。

　　當晚19時的《新聞聯播》播放了會議召開的畫面，圓形會議桌內圈就座的，除習近平、李克強和張高麗外，至少還有5位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汪洋、馬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和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此外，兩位國務委員、一位中央軍委委員，以及包括發改委在內的11個部委的主要負責每人平均與會。

　　一位接近中財辦的人士稱，此番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揭開一角面紗，“可以理解為黨對經濟工作的加強，或與改革進入深水區直接相關。”

　　無論這種判斷是否準確，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從這以後，對中財辦的報道趨於常態化，它的名字開始頻繁地出現在報端。

　　以中財辦主任劉鶴為例，進入2015年後，僅他帶隊的調研被報道的就有5次之多。自2013年3月擔任中財辦主任後，劉鶴同時兼任發改委副主任、黨委副書記，但這些調研大多都被冠以中財辦的名義。

　　劉鶴這5次調研的省市分別是上海、浙江(兩次)、廣東和江蘇，都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調研的內容雖然都圍繞著宏觀經濟的運作，但每次的重點卻各有側重。比如，2015年4月上旬，總結一季度經濟工作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前夕，調研組奔赴上海，是為了摸底當前的經濟形勢；2015年11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剛剛結束，調研組趕往浙江，是為了與地方代表討論，如何落實會議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劉鶴這幾次到地方調研的消息，大多都是由當地媒體率先披露的。比如《浙江日報》最早報道了劉鶴在浙江的兩次調研；而劉鶴到上海調研的消息源，則是上海本地的東方衛視。

　　唯一的例外，是2015年10月劉鶴到廣東調研，首先刊登這一消息的是國家發改委的官方網站。發改委的消息稱，劉鶴率領的是“中央財辦和國家發改委調研組”。

　　從上述報道中，不難發現中財辦調研的基本路數：每到一個地方，調研組通常的做法是先與當地黨政領導交談，然後實地考察，最後在當地召開座談會，聽取大家的意見。

　　座談會一般分為兩類，一類是地方幹部出席的經濟形勢座談會，另一類則是地方企業負責人參加的企業座談會。這些與會者要麼通曉全局，要麼身處一線。

　　事實上，近兩年除了劉鶴外，中財辦其他領導的調研活動也多次向外界披露。比如2014年11月出任中財辦副主任的原浙江省委副秘書長舒國增，履新後到湖北、北京、陜西、河北等地調研的消息，當地都進行了公開報道。從日程安排看，調研的頻率非常密集。

　　中央黨校一位要求匿名的教授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説，“毫無疑問，這表明中財辦正變得越來越活躍。”

　　領導層擴充

　　在中共政權體系中，除正式在編的黨、政機構外，為履行某項特別任務，往往會成立專門的領導小組，以便統籌協調。這些小組具有超越現有機構的權威性，組長一職通常由政治局常委一級的領導兼任，但具體的事務則交由下設的辦公室來執行處理。

　　這些辦公室扮演的角色，類似于對應領導小組的參謀和助手，是各方面情況上傳下達的中心樞紐。一方面，它直接服務中央最高層，位於權力中心；另一方面，它又與有關部委、地方省市打交道，觸角可以延伸到最基層。中財辦就是這樣一個財經工作的樞紐。

　　據媒體之前報道，自1980年以來，先後有6人擔任過中財辦主任：李智盛、蔣冠莊、曾培炎、華建敏、王春正、朱之鑫和劉鶴。值得注意的是，從曾培炎開始，此後幾任中財辦主任都同時任國家發改委(或國家計委)副主任一職。

　　中財辦部分職能被認為與國家發改委較為接近。不過，在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室主任李鵬看來，前者的協調許可權要大大高於後者。“中財辦側重把控宏觀的方向性政策，而發改委負責把宏觀政策轉化成可執行的做法。二者是政治結構中的分工關係。”

　　中財辦沒有對外的官方網站，對於這個正部級機構的具體職能外界無從知曉。不過，中財辦原主任李智盛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曾提到：它有三項任務，一是調查研究，二是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對國家重大的經濟問題提出決策性的建議，三是組織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

　　這些工作在一些曾在中財辦任職官員的履歷中，也可以得到印證。

　　現任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韓文秀，曾于2005年3月至2011年8月任中財辦經濟一組(局)組長。他亦曾以十七屆五中全會精神中央宣講團成員的身份，到江西作專題報告。官方當時對他的介紹是：一直負責宏觀經濟分析和政策研究制定工作，曾多次參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全國發展改革工作會議的文件起草，並參與了“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規劃編制等工作，是中國宏觀經濟領域研究的著名專家，也是我國重大政策研究制定的重要參與組織者。

　　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張卓元，曾多次受邀參與中財辦文件的起草工作。據他回憶，中財辦會請不同部門的專家進行決策，起草工作的時候前後長達數月之久。而在這些文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每年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報告。

　　一位接近中財辦的學者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為了準備總書記的這份報告，中財辦每年會提前幾個月下去調研，為中央判斷本年經濟形勢並定調來年宏觀經濟政策摸底。

　　中財辦的成員大多是學者出身，具有很高的理論水準，同時由於不牽涉部門和地方利益，因此被認為能夠向中央提供既專業又沒有水分的決策依據。

　　由於接近權力中樞和決策層，中財辦的官員們在公開場合的發言和表態，都會被認定為解讀中國經濟政策的風向標。

　　2015年7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在俄羅斯召開的金磚國家峰會。香港衛視綜合臺副臺長秦楓抓住會議間隙，問陪同出訪的劉鶴“如何看中國經濟形勢”，劉鶴回答説，“沒問題，放心吧。”隨後，他又補充説“股市也沒問題”。

　　簡短的兩句話，經秦楓的微網志發佈後，很快就成為眾多媒體爭相報道的焦點。經濟分析師們也依此認為中國經濟正在企穩向好，因為他們相信劉鶴的表態，暗示中共高層對經濟仍充滿信心。

　　隨著中財辦對外披露的資訊增多，這兩年，包括劉鶴在內的中財辦領導格外受到媒體的關注。不過，要了解他們的動態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為你首先要知道這些領導都是誰。

　　作為黨的內設機構，中財辦的人事更替一般不會對外發佈公告。外界想要獲知相關的人事資訊，只能待相關負責人以中財辦領導的身份進行公開活動才能知曉。

　　國家行政學院網站4月28日發佈了一條省部級幹部專題研討班舉行座談會的新聞，新聞中提到“財政部副部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朱光耀……代表各自小組作了彙報發言”，外界這才知曉朱光耀已出任中財辦副主任。

　　前述學者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事實上，朱光耀早就進入了中財辦，因為幾年前他就以中財辦副主任的身份參加過內部的研討會，只是沒有對外披露罷了。

　　儘管人事不公開，但外界仍通過陸續披露的零散資訊，拼湊出了中財辦的領導班子。這個“一正六副”陣容包括主任劉鶴(兼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副主任陳錫文(兼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楊偉民、易綱(兼任央行副行長)、韓俊(兼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舒國增和朱光耀(兼任財政部副部長)。

　　與2013年3月劉鶴剛剛接任主任時“一正三副”的規模相比，這個陣容幾乎擴充了一倍。

　　主要的人事變動集中出現在2014年。當年4月，時任中財辦副主任、中農辦副主任唐仁健“空降”廣西，出任自治區黨委常委、自治區政府副主席。隨後，央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補缺接任中財辦副主任。同年10月，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轉任中財辦擔任副主任。同年底，時任浙江省委副秘書長舒國增上調中財辦任副主任。

　　2014年，有媒體援引中財辦一位退休官員的話説，該機構人員很精幹，下設五到六個組(局)，每個組(局)少的三四個人，多的也就五六個人。不過，前述要求匿名的中央黨校教授分析，近兩年領導人數的增加，表明這個機構的規模已有所擴大，“而規模的擴大，也意味著它職能範圍的擴充”。

　　儘管人事不公開，但外界仍通過陸續披露的零散資訊，拼湊出了中財辦的領導班子。這個“一正六副”陣容包括主任劉鶴(兼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副主任陳錫文(兼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楊偉民、易綱(兼任央行副行長)、韓俊(兼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舒國增和朱光耀(兼任財政部副部長)。

　　新版體改委？

　　今年4月，一場名為中美建築節能基金項目的圓桌會議在北京召開。這個囊括了中國建築總公司、中國工商銀行、萬科集團、陶氏化學、通用電氣、霍尼韋爾國際、高盛等中美兩國多家知名企業的項目，旨在加強雙方合作，推動節能建築的發展。而這背後的操盤手，是美國保爾森基金會和中財辦。

　　除了高端的國際會議外，中財辦的身影還出現在打擊擾亂金融秩序的行動中。去年年末，網際網路金融P2P(即點對點)信貸深陷非法集資漩渦，e租寶、申彤集團等金融機構紛紛遭到調查。後來有媒體透露，牽頭組織這次打擊非法集資活動的，除了公安部，還有中財辦。

　　在知名經濟學者劉勝軍看來，中財辦不論是影響力的擴大，還是地位的強化，都已是不爭的事實。他對《中國新聞週刊》分析，理解這個現象的一個重要背景是，中共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一份詳細且帶有時間表的改革計劃。

　　“這些計劃的推進和落實需要一個級別高、協調能力強，同時超越部門利益的機構。”劉勝軍説，“現在看來，中財辦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這樣的角色。”

　　在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劉勝軍曾撰文呼籲設立“國家改革委員會”或恢復體制改革委員會(簡稱體改委，後來更名為體改辦，即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2003年併入國家發改委)，以推動往後越來越艱巨的改革任務。

　　劉勝軍表示，每一輪改革都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必須要承認“屁股決定腦袋”這個樸素的道理。他在建議中説，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體制改革，之所以能取得實質性進展，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成立了利益相對超脫的體改委。

　　體改委的設立，有效地弱化了各個政府部門的“部門利益”，在設計合理的改革方案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為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股份制改革和證券市場的設立、財稅制度、金融制度、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城鎮住房制度、流通體制、土地制度等重大改革事項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以中國當下的改革形勢而言，部門利益的藩籬和官員維護手中權力的誘惑，比上世紀90年代要嚴重得多。改革的主要障礙，已不是意識形態，而是既得利益。”劉勝軍説，“恢復體改委或設立新的國家改革委員會，應當成為重啟中國改革的一個必要且可行的現實突破口。”

　　後來的事情大家都已經知道，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央成立了級別更高的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簡稱深改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和督促落實，習近平親自任組長，並把辦事機構設在中央政策研究室。

　　在這次會議上，中共提出的300多項改革內容，幾乎涵蓋了國企、金融、財稅、政府職能、城鎮化、司法、人大制度、反腐、對外開放等所有的領域。

　　“這是一個龐大的計劃。中央政策研究室顯然無法獨自完成所有的任務，它需要把任務分解下去，讓更多的部門來承擔。”一位接近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官員對《中國新聞週刊》説，“其中，承擔經濟領域改革的就是中財辦，由它來具體負責各項經濟改革任務的推進和落實。”

　　從公開的資訊看，中財辦的確承擔了這方面的任務。一個例子是中央在去年底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後，此後中財辦圍繞這一主題組織了多次調研，並帶有明顯的督促意味。有媒體梳理髮現，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今年3月至4月間，中財辦在一個月的時間裏三次南下江蘇。

　　在這波調研中，最先到江蘇的是中財辦五局局長王志軍。3月10日，他在南京主持召開了江蘇省發改委、經信委、財政廳、住建廳、國資委等部門參加的座談會，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落實情況，特別是鋼鐵業去産能、房地産業去庫存的進展。

　　緊隨其後的是中財辦主任劉鶴，他調研的重點依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除了與主管經濟工作的黨委、政府部門負責人和企業家座談外，他還分別會見了江蘇省委書記羅志軍、省長石泰峰，就當前經濟形勢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了交流。

　　劉鶴離開不到兩周，4月7日，江蘇省委、省政府召開全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工作會議，對此做出全面部署。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在報道中披露，參加會議的除了省委書記、省長、省委常委、副省長及各省轄市主要負責人外，還有來自中財辦的代表。

　　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曾有學者建議做實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及中財辦，增加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中央給予充分授權，使之具有權威性、超脫性，成為中央直接領導、獨立於行政部門的專門機構，類似于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或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

　　現在看來，在推進改革任務落實的過程中，中財辦已經達到了做實的目的，不僅職能得到了充實，而且影響力也日益擴大，更多的地方政府開始重視與它的聯絡。

　　今年3月21日，陜西安康在官方網站上發佈喜訊稱，該市被中財辦確定為經濟運作聯繫點。消息説，這將有利於該市發展思路、發展措施、發展成效進入決策層視野……對該市搶抓“十三五”發展機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消息還披露，目前中財辦在全國共有16個聯繫點，目的是“準確判斷全國經濟運作形勢，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

　　一些地方領導也主動與中財辦接觸。比如，2016年4月15日出版的《廈門日報》報道説，該市委書記王蒙徽進京拜會中財辦，與副主任楊偉民舉行了座談，“彙報該市深化改革創新、推進轉型發展的有關工作情況，”“希望中財辦繼續給予廈門大力的指導和支援。”

　　劉勝軍在採訪中認為，中財辦的當務之急，就是協助中央落實好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方案，“啃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的硬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