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當前民間投資增速下滑現象和原因的調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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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蔡華偉製圖:蔡華偉
年初以來,民間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的佔比出現了近10年間首次下滑。數據顯示,1—4月份,民間固定資産投資增速比全國固定資産投資低5.3個百分點,佔全國固定資産投資的比重降至62.1%,比去年同期降低3.2個百分點,比2015年全年降低2.1個百分點。
民間投資熱情到底高不高?哪些“門”還沒對民間資本真正敞開?如何讓民間投資的資金來源更通暢?初夏時節,本報記者分別在北京、重慶、江蘇、湖北等地進 行調查,探訪多家民營企業,聚焦“民間投資卡在哪兒”。今天,我們刊發這組報道,期望引起各方關注,推動相關政策落地,打造公平營商環境,力促民間投資回 穩向好。
——編 者
辦幼兒園,3年拿不到“準生證”
一邊是很多孩子一齣生就要提交申請,排隊等上兩三年才能入園;另一邊卻是政策的門打不開,辦幼兒園提心吊膽,上百萬元投資隨時可能打水漂
見到北京某民辦幼兒園園長趙女士,她的口氣有點生硬:“我不知道在扶持幼教産業方面有哪些政策,反正‘陽光’沒照到我身上。”
“記者證、身份證都沒用,除非你掃門上的二維碼,證明你是孩子家長。”在幼兒園門口,本報記者比預約時間早到了半小時,被守衛攔在門外。規矩雖不留情 面,卻讓記者感嘆這家民辦幼兒園管理之規範。幼兒園租的是1000多平方米的商業用房,聘了20多名員工,房租和人工開支一年投入200多萬元。
可就是這樣一家有板眼的民辦幼兒園,開張3年,至今仍沒拿到“準生證”。趙園長説,這兩年北京市對開辦新幼兒園的政策以“新社區配套園”為主,原來的街 道社區不再做增量規劃。由於申請不到“社區配套園”的辦學資質,她只好註冊了一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打政策擦邊球。她説不少民辦幼兒園都沒“準生 證”,管理部門對此態度曖昧,算是默認。
“前兩年是賠錢的,今年終於能打個平手。現在離秋季招生還剩3個月,已經有幾十個孩子預報名, 照這架勢,明年該有盈利了。”趙園長在山西有名氣,辦幼兒園得了不少獎。3年來,她一直用山西的2家幼兒園利潤養著北京這邊。趙園長最擔心的就是相關政策 變卦,那樣前期幾百萬元的投入就打水漂了。
趙園長不理解:辦幼兒園為啥還要分新小區、老小區?孩子無論住在哪兒,不都得上幼兒園嗎?目 前北京幼教服務供不應求很突出,即使不考慮流動人員子女,現有的公辦幼兒園加上社區配套園,無法滿足市場需求。這個政策加劇了供需緊張,好多孩子都是一齣 生就要提交申請,排隊等上兩三年才能入園。
“我們園裏有幾個孩子家住得遠,得坐1個多小時地鐵趕過來。家長老問我,什麼時候能去他家附 近開分園?政府管好教學標準、食品品質、消防這些門檻就行了,為啥要限制幼兒園數量呢?”趙園長説,政策的門打不開,是民間投資的最大風險,叫人一直懸著 心,有時做夢都會被嚇醒——萬一哪天政策收緊,幼兒園被取締了,這麼多年的心血豈不全白費?
不僅僅是辦幼兒園,其他民辦教育也面臨著困 惑。重慶新鷗鵬教育集團是一家發展20餘年的民營教育機構,集團專升本辦公室主任何大同説,一些政策不明朗,使許多民間資本對教育投入抱觀望態度。比如, 如何劃分民辦教育機構的“營利”和“非營利”性質,目前政策沒有明確標準,民間資本難以確定投資方向。而且,對民辦學校的管理也沒細分,不同投資規模、不 同學生數量、不同教學品質的民辦學校都是一個政策標準,缺少激勵和處罰機制。
優惠支援“禮包”不少,但民企享受不了
好政策往往看得見、吃不著。中央給了一瓶葡萄糖,“卡子”還控制在地方政府和部門手裏,民營企業看到“葡萄糖水”,卻不一定能輸到養分
不少民營企業家反映,國家接連出臺了好政策,但民企往往看得見、吃不著。
昆瑜鋰業是一家高新科技企業,在行業處於領先地位。今年1月,公司獲得國家專項建設基金項目,可以低息申請4700萬元資金。作為一家民企,公司還須找到2家擔保公司為企業擔保,擔保費率高達2.8%。
本以為一切準備就緒,不久就能拿到錢了。然而項目獲批,貸款申請卻沒通過。銀行説,現在鋰電池産能過剩,風險太大不給貸。至今,昆瑜鋰業的獲批項目都沒拿到資金。
“新能源汽車、化學醫藥、儲能電池等很多新興産業都要用到鋰,金屬鋰業市場需求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長,怎麼就産能過剩了?而且,我們在國內金屬鋰深加工行業是技術最領先的企業,銀行能不能對行業、企業多些了解再下結論?”昆瑜總經理程飛憤憤不平。
即使申請到了資金,民企煩惱遠未結束。今年1月,安碧捷高新技術産業集團有限公司申請到1.92億元專項建設基金,前3個月用了800萬元,剩下的1億多元卻砸在手裏花不出去。
“現在資金使用章程變了,每次用款都須經地方政府簽字,他們不簽,錢就不能用,沒法根據企業自身需求支配資金。”董事長何長波説,最近企業需要採購一批設備,就面臨沒錢付款的窘境。可是錢趴在賬上,花不花都要付利息,寶貴的資金變成“燙手的山芋”。
政策雖好,但嚴文苛規太多,難以適應企業多樣化發展需求。華森制藥集團計劃新建一個藥品生産基地,項目通過後獲得3000萬元額度資金。但一深談條件, 問題就來了。銀行提出,必須由地方政府提供擔保,企業再用廠房做反擔保。而且資金以股權方式進入,按照3億元註冊資本金來算,佔項目10%的股份。
“我們之前已經從市場上找到一些投資者,他們的認購價格是銀行入股價格的數倍。如果同意銀行的條件,對其他股東是不公平的,但不同意就得不到資金。”華森制藥董事長遊洪濤説,最後集團不得不放棄了申請。
“現在大禮包不少,但民營企業難接住。這就好比中央給了一瓶葡萄糖,‘卡子’還控制在地方政府和部門手裏,民營企業看到了‘葡萄糖水’,卻不一定能輸到養分。”一位民營企業家無奈地對記者説。
“養老産業投資週期長,加之目前養老市場還在培育,企業運營壓力很大。”合眾人壽不動産投資事業部負責投資管理的王曉霞告訴記者,養老産業是公司的投資重點,他們已在武漢、瀋陽、南寧、合肥、濟南投資5個養老社區,目前武漢的項目投入運營,示範效果明顯。
王曉霞坦言,地方和部門陸續出臺一系列文件,在土地、稅收、財政補貼等方面給養老機構提供了不少優惠政策,但享受對象多限于政府辦養老機構和非營利性養 老機構,民間養老機構能享受到的很少。如果政策紅利不能兌現,就會影響民企的投資信心。還有,現行的醫保報銷政策,對異地養老形成障礙。政策問題不解決, 也會制約民間養老機構發展。
民企身份難獲認同,明裏暗裏歧視政策多
有些地方的項目招投標就像“蘿蔔招聘”,表面看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但會從企業資質、項目經驗、人員組成等方面設置各種條件,轉了一圈最終民間資本還是被擠出局
環保項目投資與地方政府打交道多,雖然地方政府對民營資本貌似歡迎,但過多的限制條件,以及明裏暗裏的歧視政策,阻礙了民營資本投向環保産業的步伐。
一位環保民營企業老闆告訴記者,去年,東部某縣一個10萬噸供水項目招標中,很多參與投標企業被問到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是不是國有企業?”在政府的 招商公告中,也標明要“優先考慮國有企業”。這些或明或暗的歧視,讓大部分準備參與的非國有企業都退出了競爭,最終由一家國企中標。
一 些民企反映,有些地方的項目招投標就像“蘿蔔招聘”,表面看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但會從企業資質、項目經驗、人員組成等方面設置各種條件,“旋轉門”最終 將民間資本擠出去。比如,一個環保項目的招投標準備,往往要一年左右的時間,企業需要進行前期考察、論證、測算,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如果一開始就不能與國 有企業公平競爭,哪個民營企業願意冒這樣的風險?
更讓民企感到無語的是,有的政府部門甚至乾脆以公文的形式,推薦國有企業參與環保項目 招投標。去年11月,住建部村鎮建設司發函,初步確定在100個縣(市、區)開展全國農村生活污水治理示範,協調了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予以長期低息金融貸款 支援。同時,組織號稱“有積極性、有經驗和技術”的中車集團山東華騰環保科技有限公司、首創股份有限公司、北控水務集團等3家大型國企參與,直接把民營企 業“關”在了門外。
數據顯示,2012年,全國村莊污水處理率僅為7%,跟城鎮99.1%的污水處理率差距很大,預計2017年農村污 水處理潛在市場規模將超過400億元。我國農村污水治理是一塊短板,民企普遍看好這片“藍海”。“企業參與項目是否有基礎、有實力,應該交給市場去判斷, 而不是政府做決定,上來就把民企排除在外。”一些民企表示。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專家認為,民企投資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過高,市場預期不穩定,導致民間資本投資意願降低。再加上一些“玻璃門”和“彈簧門”,使民間資本可投資的領域“縮水”。
有些盈利前景好的行業和項目,其投資基本由政府包攬,經營多為行業壟斷,對於民間資本,或是政府有嚴格的準入管制,或是存在較高的資本門檻及苛刻的技術限制,對第三産業的民間投資産生擠出效應。
一個備案要蓋十幾個公章,時間拖上一年之久
地方政府為了保護稅源,要求參加招投標項目的企業必須在當地設立分公司。聘請人員、租用場地等開辦經費,大大增加了民企的運營成本
“地方政府要求企業在當地必須有分公司,我們在江蘇南京已經有了分公司,但人家不認,非得在無錫註冊新的分公司,才具備參與招投標的資格。” 全國工商 聯環境商會會長、博天環境集團董事長趙笠鈞介紹,僅註冊無錫分公司,就花費了近一個月,終於趕在項目開標前完成了註冊分公司的任務。
博天是國內領先的生態環境整體解決方案的綜合服務商。從2015年起,該集團就開始跟蹤無錫東亭污水處理廠項目,但在招投標過程中,因為外來企業的身份,撞上了一道道門檻。
“我這已經算很順利了,有些項目是拿到招投標文件後,當地才提出要辦理備案或註冊分公司,時間上更緊。”趙笠鈞説,在一些地方,一個備案往往要蓋十幾個 政府部門的公章,辦得順利也要倆月,有的甚至要拖一年之久。此外,有些部門還會設定一些與項目無關的指標,要求企業繳納農民工工資保證金、辦公場所達到一 定面積等。
目前,博天環境在全國設立了58個分支機構,其中不少分公司都是為了滿足招投標項目的“硬杠杠”設立的。“設立公司就要有辦公地點,要聘請相關人員、租用場所、支出辦公經費,還要繳納各種相關稅費,大大增加了我們的運營成本。”趙笠鈞説。
其實,企業設不設分公司,與能否順利推進項目關係並不大。這裡的關鍵點在於,以分公司名義參與地方重大項目,稅費就交在本地;而以總公司名義參與,稅費就會交在企業總部所在地。地方政府為了保護本地稅源,往往會提出設立分公司的要求。
不僅是環保企業面臨上述投資窘境,一些網際網路創新企業也有同樣的遭遇。北京一家網路約車企業負責人表示,不少地方要求,網路約車企業必須在當地設立分支 機構,否則不能開展業務。“這意味著,如果企業想在200個城市提供約車服務,就得設200個機構。網路約車最大的優勢是利用網際網路平臺,要設那麼多分支 機構,這種商業模式就會死掉。”該負責人説。
一些民企反映,國家提倡在公共服務領域推進政府購買社會服務,但在環保領域,財政補貼還是 主要方式,一個項目先要到發改委立項,之後才能拿到財政部的補貼資金,而補貼資金給誰,地方政府説了算,結果是大家都在拼命要項目、要錢,無法為民間資本 參與公共項目建設提供公平的市場環境。目前,全國一年的市政污水處理量為400多億立方米,建設這些污水處理設施,總投資要幾千億元。即使財政只補貼 30%,也是近千億元的盤子。如果將這些錢拿來直接購買服務,就能為社會資本騰出更大的投資空間。
專家認為,鼓勵民間投資,要在改善企 業投資能力、意願和拓展領域方面下功夫。有關部門應當儘快制定投融資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政府投資條例、特許經營條例等,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進一步梳 理投資項目審批環節,協同推動各部門簡化和下放審批許可權,打造有利於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
(責任編輯:徐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