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簡單地從3月份的經濟數據本身進行解讀，中國經濟的審慎樂觀還是充滿強烈的不確定性。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就是主導中國經濟邏輯的政治經濟邏輯來看，可能會看到不同的情況，從政治經濟的週期來看，中國經濟已經到了觸底反彈的階段。為什麼？有幾個方面需要關注：

　　第一，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發生變化，地方的財政支出出現大幅度增長，為17.4%。目前整個政府的一種動力結構已經改變。今年地方政府在如火如荼地開工項目。原來經常講的經濟下行，除了一系列的外部原因、內部的産能過剩以及資金原因以外，最關鍵的原因是我國處於政治週期的一個拐點。

　　第二，財政、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開始有所回歸。一方面，去年定位的就是積極的財政政策，並且在去年4月30號之後，要求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但是去年財政存款、事業單位存款居高不下，有錢花不出去，有錢不花。但是今年固定資産投資裏面預算內的資金上漲非常快。也就是積極財政政策開始有抓手，有了一個傳導的機制。另一方面，去年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但是實際上穩健的貨幣政策不穩健，特別是前三季度，整個融資條件和金融條件是收緊的，原因是什麼？一方面是信貸的乘數效應大幅度緊縮，資金流動效應大幅度緊縮，更重要的就是沒有一種很好的途徑使資金向實體經濟滲透。今年看數據就會發現，一季度固定資産資金來源的銀行貸款同比增長了13.7%，提高近12個百分點。去年是什麼狀況？M2能夠增長13%，但是固定資産信貸資金來源只增長6%-7%，就是錢到不了位，因為財政沒有挖溝，項目沒有引導，最後流動性一潑出去，就會到處蔓延，滲不下去。今年貨幣政策的思路有所調整，改變了過去簡單的大水漫灌投放的舉措，而是通過項目挖溝、財政開渠這樣一種方式進行投放。

　　第三，更為重要的是今年是關鍵之年，整個政府運轉中心，從傳統的政治反腐、行政體系重構的思路上，開始大規模地轉向民生和經濟。因此看到的信號，第一個是去年8月份以來，反腐倡廉方面通過了黨員紀律處分的四類分類原則，標誌著從運動式反腐逐步向制度性反腐進行轉變。因此，很多地方政府已經開始轉變自己的行為方式。第二個是十八屆五中全會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提高各個階層的積極性，作為真正改革的核心。所以簡單看，今年好像 “三去、一降、一補”是改革的重點，但是真正提高各階層的積極性是關鍵。因此，現在中央所出臺的各種文件裏面都會強烈地提出不拘一格選拔出願意改革、能夠改革的人才，要求給改革者以改革試錯的空間，要求各級精英要有這種擔當的責任。所以這個信號很明確。

　　從十八屆五中全會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到今年的“兩會”，大家很真切地感受到改革已經開始邁出堅實的步伐。這個步伐一旦邁出，只要中國人民的積極性能夠真正地投入到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中，這樣整個經濟前景的悲觀性就會發生根本性扭轉。

　　因此，一個最簡單的結論，最近市場預期的逆轉，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政治經濟週期底部已現，樂觀來自於對於整個政治經濟格局的樂觀。從政治經濟的週期來看，經濟的底部比預期要來得早一點。從經濟自身的邏輯看，從庫存的週期、房地産週期、投資週期、世界週期來講，還有很多波動，甚至還會出現一些局部的重大問題，未來的動蕩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大可不必擔心。另外，中國經濟的邏輯千萬不能單純地從一種市場邏輯來看。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