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6日在會見中外記者並回答提問時表示，中國新的動能正在生成，而且超出我們的預期。這幾年中國經濟增速在放緩，但還是實現了比較充分的就業，去年新增城鎮就業1300多萬人，而且今年一二月份服務業又增長了8.1%，其中包括研發等高技術領域，這也帶動了傳統動能的改造。我們的傳統動能還有很大的潛力，因為我們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過程當中，産業升級有空間，新型城鎮化是最大的內需，特別是中西部地區，還有很多有效投資需求。我們把培育新動能和改造提升傳統動能結合起來，形成中國經濟的“雙引擎”，就會闖過困難的關口，躍上希望的高原。

　　李克強表示，我們説要發展“新經濟”是要培育新動能，促進中國經濟轉型。“新經濟”的覆蓋面和內涵是很廣泛的，它涉及一二三産業，不僅僅是指三産中的“網際網路+”、物聯網、雲計算、電子商務等新興産業和業態，也包括工業製造當中的智慧製造、大規模的定制化生産等，還涉及一産當中的家庭農場、股份合作制，農村一二三産融合發展等等。發展“新經濟”，小微企業可以大有作為，大企業可以有更大作為。目前很多大企業也在搞創客空間，有許多這樣的例子。

　　李克強表示，傳統動能發展到一定階段出現減弱是規律，很多國家都走過這樣的路，尤其是發達國家，有很多先例可尋。

　　這個時候就需要新動能異軍突起，來適應産業革命的趨勢。新動能和傳統動能提升改造結合起來，還可以形成混合的動能。

　　傳統動能和新動能的“雙引擎”提法釋放出積極信號。多位專家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要確保中國經濟在中高速增長的換擋中不失速，需要新動能和傳統動能兩大引擎共同發揮作用。與此同時，經濟結構調整需要同時做好加減法，未來的政策調控應該更多著力在創造公平的創新環境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表示，過去我國經濟發展主要依靠重化工業和製造業等傳統産能的增長，尤其是房地産市場和汽車市場的快速增長，一度帶動了一眾産業快速擴張，也確實解決了城鎮化所帶來的一些基本矛盾。但是，隨著“住”和“行”等剛性需求下降，中等收入群體對商品價格的關注度開始減弱，對産品品牌和品質的需求在增加，在這種大環境下開啟新舊動能轉換，是一個必然的選擇，未來的發展前景也是廣闊的。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昌林也表示，一方面，傳統産能體量比較大，以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來看，傳統産能通過改造升級，競爭力得到提升，能夠繼續發揮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伴隨著市場需求的變化和新科技革命發展的浪潮，新動能和新商業模式正在興起，成為推動未來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業內人士表示，針對傳統動能和新動能，國家出臺的政策點應有所不同。“針對傳統動能，國家應出臺更多鼓勵其創新和提升競爭力的政策；而針對新動能，國家應更多地放寬市場準入，完善監管體制，為新動能的培育創造更好的土壤和生態環境。”王昌林説。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則認為，政府要從以往的“重扶持”轉向“重環境”。過去政府採取特殊政策扶持某個行業的做法已經很難持續，在創新驅動的大環境下，政府儘量不要去制定具體的技術路線。因為行業變化很快，未來很難預測，最重要的還是要創造一個好的環境。對於企業而言，製造業轉型升級一要重視創新，二要做到精緻，這就需要有工匠意識。

　　張立群建議，未來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要抓好兩個重點，一是産業轉型和資訊技術要更多地結合起來，創新發展模式和核心技術，在這個基礎上尋找經濟新增長點；二是傳統産業要從做得“大”轉到做得“好”，只有在抓品質效益方面取得更好的效果，市場的困難才會得到化解。在去産能方面，做“減法”的幅度不會太大，應重點優化體制機制，同時也要做“加法”，包括培養工匠精神，增加更優質的有效供給等。

　　李克強還表示，世界經濟走勢還不確定，不穩定的因素也在增加，但是我們有政策儲備。去年是世界經濟6年來增速最低，我們還是實現了7%左右的增長目標，並沒有用“大水漫灌”式的強刺激，而是選擇了一條更為艱難但可持續的路，就是推進結構性改革。中國經濟在發展過程當中，還會有小幅的、短期的波動，但是如果經濟運作滑出合理區間，我們有創新宏觀調控的手段，可以穩定中國經濟的運作。

　　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趙慶明表示，總理的話意味著中國的政策工具箱中還有的是工具，必要時候這些工具都可以被使用，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以及産業政策等。以財政政策為例，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政府債務佔GDP的比例仍可以進一步提高，財政赤字也有提升的空間。

　　在王昌林看來，未來政府還可以使用的手段包括進一步擴大投資的規模以及挖掘消費增長的潛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