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個工作日，“權威人士”再次在《人民日報》發聲，詳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談當前經濟“怎麼看”、“怎麼幹”。

　　《人民日報》援引“權威人士”觀點，往往會釋放重大政策信號，引發廣泛關注。文中首次提出中國經濟可能會經歷一個L型增長階段，強調要解決中長期增長問題，必須致力於採取重大舉措進行結構性改革，這個過程中會有陣痛，但如果不抓住窗口期，明天可能面臨更大痛苦。

　　本報多方採訪發現，對於許多官方學者和地方官員來説，這一重大表態將成為2016年度經濟工作的風向標。一位中部省份的中層官員告訴記者，儘管只看GDP的舊有評價體系在改變，但對在增速上能“忍耐”多少仍有疑慮，而《人民日報》刊發的這篇文章直接指明瞭方向：在保證L“底部”的情況下，甩開膀子依靠創新搞改革，地方發展的引擎又能快速轉動起來。

　　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在提出“十個更加注重”“、五大重點任務”等目標的基礎上，多次談到“僵屍企業”、去産能、去庫存、降低企業成本等近期的重要改革方向。有接近高層的智囊人士昨日告訴記者，完成這些目標要啟動全方位的改革，其中，國企改革、金融改革以及財稅改革，這“新三駕馬車”是盤活全局的重頭戲。

　　“毋庸置疑的是，接下來我們要去碰觸的那些領域都是最重要、最核心，也最缺乏改革經驗的領域，創新和定力將發揮重要作用。”這位智囊人士表示。

　　中國經濟L型增長

　　有關中國經濟疲軟的話題熱度持續不減，經濟增速能否在新的一年探底企穩，一直是觀點最多的猜想。在諸多不同觀點中，“權威人士”投給了L型經濟一票。

　　《人民日報》文章指出，在當前全球經濟和國內經濟形勢下，國民經濟不可能通過短期刺激實現V型反彈，可能會經歷一個L型增長階段。

　　開篇所述智囊人士認為，這樣一個重要判斷對於中央和地方政府來説可以説是一顆“定心丸”，也是增長壓力的“鬆綁”。一方面，黨中央正確認識和接受當前的客觀情況並將精力集中于改革換取長遠利益的思路，有利於中國擺脫目前的發展焦慮；另一方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公式的提出又為發展指出了方向。

　　對於中國當前主要的矛盾和問題，權威人士提出了“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

　　“四降”是中國經濟中的重要參考指數，比較能反映主要問題，而去年以來包括股市巨震等事件的頻繁發生，也體現出累積的經濟風險，黃益平、劉世錦等經濟學家都曾提出今年的主要政策目標之一是防範風險。

　　在改革的“窗口期”，權威人士也針對性地提出了抓好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

　　事實上，這些任務對應的都是中央關注的主要問題。例如，産能過剩這個結構性矛盾得不到解決，工業品價格就會持續下降，企業效益就不可能提升，經濟增長也就難以持續；又比如，房地産不回歸到正常狀態，這只最後的“靴子”不落地，中國經濟就無法順利探底。

　　值得重視的是，L是有底的。從“十三五”規劃和全面小康的目標來看，不低於6.5%的經濟增速就是這個底。

　　三個領域改革重頭戲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一個整體思路，相比過去更強調全局性和協調性。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供給側的滯後造成當前供需矛盾突出，供給不僅跟不上需求升級趨勢，而且滿足創造新消費、打造經濟發展新動力的能力也不足，迫切需要通過改革，來提高供給結構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在眾多的所有政策中，國有企業、財稅體制、金融體制等改革被提到了重要位置。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曾將這三項列為“改革政策要實”的重要內容，同時認為它們對經濟增長有重大牽引作用。在《人民日報》的刊文中，權威人士明確提出，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但重點和力度有所調整。

　　在具體的“殲滅戰”過程中，這三項也發揮著關鍵作用。文章指出，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減輕稅費負擔、降低資金成本，必須減少行政審批，改革財稅、金融體制；擴大有效投資補短板，必須改革財稅、金融、投融資體制，才能解決“錢從哪來，投到哪去”的問題。堅定不移減少過剩産能，讓“僵屍”入土為安，騰出寶貴的實物資源、信貸資源和市場空間，並點出有些地方非要硬撐著給一些沒效益的企業貸款、補貼。

　　近日，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也在《求是》上刊文談結構性改革。他明確表示，要全面推行國有企業去行政化改革，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産監管。加快推進壟斷行業改革，推進國有經濟佈局結構不斷優化，淘汰落後産能，推動企業兼併重組和混合所有制發展，抓緊處置“僵屍企業”，允許長期虧損、資不抵債企業破産關閉。

　　在積極推進財稅金融改革方面，樓繼偉提出，全面推進落實財稅改革方案，加快建立健全現代預算制度和稅收制度，以及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金融方面，深化利率和匯率改革。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儘快修復證券市場功能，提高資本利用效率。

　　政府職能再定義

　　在新常態時期，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職能和定位也是各方關注的焦點。權威人士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絕不是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而是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矯正以前過多依靠行政配置資源帶來的要素配置扭曲。

　　為此，《人民日報》文章指出，當前最重要的是明確政府的權力邊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干預上多做“減法”，把“放手”當作最大的“抓手”。同時，“放手”不是“甩手”，政府也要切實履行好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保護環境等基本職責。

　　在爭議較多的産業政策方面，權威人士提出，要按照結構性改革的方向和要求，通過功能性的産業政策加以引導，而不是政府去確定具體項目，或選擇把錢投向哪一家企業，具體的投資機會還要由企業家來摸索和把握。權威人士稱，不干預市場，但要發揮創新，注重調動企業家、創新人才、各級幹部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認為，要實施供給側改革，各級政府就必須進一步簡政放權，還要建立一個真正的內在制度或機制，防止政府重新收回權力或蓄意製造新的權力。

　　“供給革命的主角不是政府和官員，而是企業和企業家。”向松祚認為，激活企業家精神，就必須給所有企業創造公平、公正、開放的競爭環境。這一點對中國而言尤其重要和艱難，亦是供給側改革最難以突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