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投資和出口動力不足的情況下，“第三駕馬車”總會受到關注。只是稍稍不同於以往，在當前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大背景下，這次躍入輿論視線的熱詞是“新消費”。

　　11月23日，國務院發佈《關於積極發揮新消費引領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的指導意見》(下稱《新消費指導意見》)，部署消費升級來引領産業升級，並通過制度創新、技術創新、産品創新來增加新供給，滿足創造新消費，形成新動力。

　　就在此前的11月22日，國務院發佈《關於加快發展生活性服務業促進消費結構升級的指導意見》(下稱《消費升級指導意見》)，提出增加服務有效供給，擴大服務消費需求，加快發展生活性服務業。

　　國務院連發兩份文件，提出與“消費升級”、“新消費”有關的指導意見，釋放什麼信號？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告訴記者，中國的消費結構升級正處於一個歷史關節點。上述兩個文件適應了消費結構升級的需求，是政府對市場需求的靈活反應。目前儘管還有需求不足的問題，但是消費結構升級是大勢所趨。

　　瑞穗證券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也對本報表示，中國經濟正在面臨轉型，過去靠投資拉動經濟的效果已經開始顯著放慢，特別是現在製造業産能過剩，反觀目前中國的中産階層其實擁有很強的消費能力，這方面有巨大潛力可挖。

　　接受本報採訪的多位學者認為，中央提出的供給側改革，短期上是為應對經濟形勢，長期上是為解決供需矛盾，以及消費和投資失衡的問題。當前，繼續通過需求側管理刺激經濟，空間有限，這是業內共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何發力，已成為事關中國經濟前景的最重要話題。

　　服務消費領銜“新消費”

　　最新數據顯示，1至10月份，中國製造業投資增速與前9個月持平；房地産與基礎設施投資雙雙下滑，分別比1至9月回落0.6和0.7個百分點。10月出口降幅較上月進一步擴大。只有消費增速10月比9月加快了0.2個百分點。

　　當前，中國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投資和出口動力不足，消費的潛力尚未充分激發，使得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面臨著巨大的下行壓力。

　　23日發佈的《新消費指導意見》稱，中國已進入消費需求持續增長、消費結構加快升級、消費拉動經濟作用明顯增強的重要階段，提出了消費升級的六大重點領域，即服務消費、資訊消費、綠色消費、時尚消費、品質消費、農村消費。

　　遲福林告訴本報，消費結構升級釋放的潛力是巨大的。更重要的是，消費結構升級將引領消費的供給，並且將促進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産業結構的形成。消費結構升級集中體現在服務型消費的快速增長上。

　　22日發佈的《消費升級指導意見》也提出，今後一個時期，重點發展貼近服務人民群眾生活、需求潛力大、帶動作用強的生活性服務領域，包括居民和家庭服務、健康服務、養老服務、旅遊服務、體育服務、文化服務、法律服務、批發零售服務、住宿餐飲服務、教育培訓服務等方面。

　　“城鎮居民的服務型消費佔總消費的40%，未來幾年會以每年兩個百分點的速度上漲，到十三五末期增長到50%，有些發達地方可能到60%。服務型消費快速增長，未來五年將成為居民消費的大頭。”遲福林稱。

　　沈建光也對本報表示，儘管中産階層的消費能力很強，但是過去因為體制問題的牽制，這部分消費能力無法在國內釋放，讓很多國人走出國門，在國外購買奢侈品、去國外留學甚至在國外享受醫療服務。

　　針對這些障礙，《新消費指導意見》擬從加快推進重點領域制度創新、全面改善優化消費環境、創新並擴大有效供給和優化政策支撐體系四個層面24條舉措來一一擊破。

　　比如在“創新並擴大有效供給”方面，《新消費指導意見》提出，要緊緊圍繞消費升級需求，著力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和效率，鼓勵市場主體提高産品品質、擴大新産品和服務供給，營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良好環境，適當擴大先進技術裝備和日用消費品進口，多渠道增加有效供給。

　　沈建光認為，隨著改革的深入，制度上限制“新消費”潛力的弊端正被消除。比如政府提倡萬眾創新、大眾創業、簡政放權等，都是從制度上促進消費。另一方面，提供更多的消費選擇也是在服務業領域增加供給，這就是“供給側改革”，讓老百姓有更多自由發掘更多服務。

　　供給側改革劍指供需矛盾

　　“十二五”期間，針對需求不足矛盾，很多政策重點在需求側發力，對於當時經濟穩增長髮揮了效果。但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亟須供給體系跟進調整。

　　專家提到的“供給側改革”，正是當前業內熱議的重要話題，蘊含著“十三五”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的新信號。

　　在日前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産力水準實現整體躍升。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近日表示，“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五大發展理念，本質就是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問題。中國的供給體系，總體上是中低端産品過剩、高端産品供給不足，傳統産業産能過剩，同時存在著結構性的有效供給不足。“十三五”需要解決長期性的供給體系完善和供給結構的優化問題。

　　“大家都看到的一個事實是，同一件産品出口的品質就高一些，賣給國內的品質就差一些，迫使很多中等收入群體出國買‘中國造’”。楊偉民舉例説。

　　這背後，折射出“新消費”與供給側改革的關係。根據遲福林的理解，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是問題導向的，這個問題導向就是要解決供需矛盾，以及消費和投資失衡的問題。他表示，加大供給側改革，也是為了適應消費結構升級的趨勢。

　　西南財經大學財稅學院院長劉蓉也告訴：“投資出口占比太大，消費佔比太小”的時代正在遠去，而“供給跟不上需求”正凸顯經濟增長的重要障礙。未來供給側改革是一種尋求經濟新增長新動力的新思路。劉蓉表示，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要提高全要素生産率。

　　如何發力打好“四個殲滅戰”

　　對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何發力，目前業界提出了很多辦法。

　　楊偉民日前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打好四個殲滅戰：一是化解過剩産能。二是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行動。三是化解房地産庫存，促進房地産持續發展。四是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首先是化解産能過剩的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建議，推進供給側結構調整和改革，明年應特別推進工業結構的調整，尤其針對鋼鐵、水泥、煤炭、油氣、有色金屬、玻璃等上游板塊産業，要進行較大力度的結構性調整。

　　其次是給企業乃至個人“減負”的問題。劉蓉告訴本報，目前從財稅改革角度來講，政府需要做的是逐步選擇減稅減負的稅收政策，這包括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和增值稅稅率，結合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改革，加大稅前扣除項目，降低個稅邊際稅率，並與通貨膨脹率掛鉤。此外還有專家提出降低企業社保繳費，從而降低勞動力成本。

　　第三是化解房地産庫存的問題。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提出，應將房地産去庫存與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結合起來，深化戶籍改革的同時，政府可從開發商手中購買庫存房屋，以補貼方式低價賣給農民工。“讓城市新市民能安心住下來，本身就是供給側改革之舉，有利於提高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

　　第四是事關金融“輸血”實體經濟的問題。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表示，從去年開始，央行一直在有意引導資金成本的下行，但是這些舉措都只是降低了銀行資金來源的價格。“在經濟下行週期，優質企業的有效信貸需求不足，而資質一般的企業風險在上升，銀行出於收益覆蓋成本的考慮，必然會對風險高的企業要求更高的風險溢價。”他表示，銀行信貸的本質決定了其風險的承受能力有限，而為了解決企業融資成本的問題，在目前的背景下，更重要的是發展銀行之外的融資渠道，比如股權類直接融資，以及金融租賃。

　　對於改革的全局，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力，應該是一系列改革舉措整體發力，包括鼓勵創新創業的改革舉措，推進市民化為核心的城鎮化，促進産業結構升級優化，實施減稅降費和大規模減少行政審批，積極推進新一輪財稅、金融等配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