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 網路資料圖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昨日在財經年會論壇上表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對經濟結構性改革問題進行了專題研究。楊偉民稱，應該從改革要求、時代背景及改革內容等方面認識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的改革尤為關鍵，目前我國的供給體系和結構至少存在六個方面問題。

　　國內國際兩維度要求供給側改革

　　五年規劃本來就是解決長期性的供給體系完善和供給結構的優化問題，《建議》當中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這五大理念，作為《建議》的靈魂，本質上體現的也就是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問題，結構性改革的思想。長期以來，我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以後，發展的思路和政策必須與時俱進，推進結構性改革也是實現更高品質、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的時代要求。

　　而之所以推動供給側改革，與當前的經濟形勢密切相關。楊偉民介紹稱，從增長來看，過去世界經濟處於較快增長期，2000年到2008年世界經濟年均增長4.3%，世界經濟較快增長可以很大程度帶動我國的經濟增長。過去全球市場一定程度上是靠一些發達國家的高債務來支撐的，這使得我國建立起了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方式。然而，如今發達國家紛紛去債務化，靠債務支撐的世界市場縮窄，我國的産能一部分變成了過剩産能，出口對增長的拉動作用減弱。

　　不僅如此，過去世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分工從産業分工走向了提供需求、提供供給、提供資源之間這種大分工，部分國家成了凈消費國，部分國家成了凈生産國。我國當時靠勞動力低成本這樣一些比較優勢，成就了中國製造，成為世界第一製造大國，現在國際分工正在面臨新的洗牌，一個是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正在醞釀、正在加快。二是發達國家在推進再工業化。三是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在加快自身的工業化。特別是再加上我國發展的基礎條件發生了變化，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能引進的經濟技術差不多都引進了，但是依靠自身的創造力來創造新供給的能力還不夠強。

　　因此，世界經濟對我們的帶動力沒有以前那麼大了，我們的增長、貿易及投資等發展機遇就會發生明顯的變化。

　　更重要的影響因素來自國內。楊偉民表示，從國內來看，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但也面臨諸多矛盾風險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目前我國的經濟仍在下行，工業品的價格在持續下跌，企業效益下滑，顯然這些問題已經很難再用需求不足來解釋了，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投資的效果開始遞減了。現在的問題，雖然也有需求總量和需求結構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可能不在需求側，供給側的重要性凸顯。

　　供給側改革的主要內容

　　經濟結構性改革也是一項長期性的任務。楊偉民表示，基於此，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在第11次會議上提出了5+4+3的行動方案。

　　“5”是五大政策支柱，宏觀政策要穩、産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從過去的我們的思路相比，新增加了産業政策要準、改革政策要實這麼兩條，這兩條也主要是針對供給側和結構性問題。五大政策是邏輯緊密的政策體系和框架、缺一不可，具體政策可以逐步的往裏頭添，但總的目的是為結構性改革創造透明的、可預期的政策環境。

　　“4”是要打好四個殲滅戰。一是化解過剩産能。二是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行動，增強企業的預期和信心。三是化解房地産庫存，促進房地産持續發展。四是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而“3”是三大原則。楊偉民介紹稱，這主要是政治經濟學角度提出的，也是很有現實針對性的。第一個原則是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産力，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堅持五位一體的總體佈局。這是關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任務的重大問題，因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社會生産力。

　　第二個原則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個問題是生産力能不能解放好、發展好，結構性改革能不能取得成效的重大原則性問題。

　　第三個原則是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當前尤其要調動三個群體的積極性。一個是企業家要發揮企業家在推動經濟發展當中的重要作用，培育企業家的精神。第二個是創新人才的積極性，在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階段，創新人才的積極性尤為重要。第三個是各級幹部的積極性，這也是五中全會提出的一個要求，就是要通過完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和獎懲機制，堅持激勵與約束並舉，調動各級幹部的積極性、主動性。

　　當前供給狀況至少存在六大問題

　　楊偉民在演講中表示，當前我國的供給體系和結構至少存在以下六個方面的問題，並對目前經濟下滑、投資減速、價格下跌和效益下滑等産生了較大影響。

　　楊偉民稱，第一，我國的供給體系總體上具有外向型，現在外需減少了，有些産能過剩了，轉向內需，當然是一個方向，但需要經歷一個痛苦的過程，有些甚至可能無法轉向內需。

　　第二，過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體為主的供給體系，沒有及時跟上國內中等收入群體迅速擴大而變化了的消費結構。大家都看到的一個事實是，同一件産品出口的品質就高一些，賣給國內的品質就差一些，迫使很多中等收入群體出國買“中國造”。

　　第三，過去供給體系能適應排浪式消費，但滿足多樣化、個性化消費的能力相對比較差，總量上産能沒有問題，但結構上存在著花色、品種、規格、安全性等滿足不了消費需求這樣一些問題，所以有些消費流向了國外。

　　第四，有些産業，産能已經達到了物理性的峰值，也就是説，價格再怎麼降，産品也很難賣得出去，再怎麼擴大投資，需求也很難消化現有的産能。同時有些産業，達到了資源環境約束的承載能力峰值，也就是説，如果以全球消費量為我們自己的産能峰值的話，我們就不得不忍受更加嚴重的霧霾。

　　第五，我國的供給體系，總體上是一種中低端産品過剩，高端産品供給不足。傳統産業産能過剩，同時存在著結構性的有效供給不足，比如説平板玻璃我們嚴重過剩了，但電子用的平板玻璃，電視用的大平板等等我們還是不能生産。風電設備總體過剩了，但控制系統和不少零部件我們需要進口。

　　第六，企業生産經營成本提高過快，有些方面的成本，不僅高於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甚至高於高收入國家了，表現出某種叫未富先貴的現象，國民收入還是中等收入的，但生産經營成本卻達到了高收入國家的水準。這樣的結果是，一方面産能過剩，産品不好賣，另一方面成本進一步提高，企業兩頭受壓，削弱了企業特別是實體經濟企業的盈利能力，所以説高成本是供給側最致命的硬傷。

　　楊偉民亦表示，解決當今中國經濟的問題，學習運用宏觀經濟學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學好、用好微觀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