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對於各方熱議的“新常態”，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學部委員李揚表示，提出“新常態”，並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某種新的“穩態”，更不意味著當前中國經濟狀況就是新常態。

　　他強調，作為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經濟的大邏輯，新常態指向的是兼顧速度、效益、品質、生態、可持續性等多重因素的科學發展方式，指向的是各個方面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這就是説，目前的狀態只是新常態的起點。

　　李揚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美國杜蘭大學金融管理碩士項目首期畢業典禮上説這番話的。在典禮上，他以《認識中國經濟新常態》為題，就如何面對新常態下的經濟挑戰、如何正確看待目前經濟增長率下降、如何發展中國監管體系等關於新常態與新改革的一系列熱點問題與學員展開交流。

　　李揚表示，中國經濟新常態是全球經濟新常態的一個部分，可以説，中國經濟進入目前這種狀態，和全球經濟長週期正處於下行階段密切相關。在他看來，全球經濟目前呈現出五方面特點。

　　一是全球經濟陷入“新平庸”。經歷了七年多危機的全球經濟，目前仍處於弱復蘇、慢增長、低就業和高風險狀況；

　　二是各國宏觀經濟運作非同步，致使利率水準迥異，匯率變動不居、國際遊資肆虐、息差交易盛行；

　　三是各國宏觀經濟運作均不同程度陷入“去杠桿化”和“修復資産負債表”的兩難境地；

　　四是貿易保護主義升溫，地緣政治緊張，局部戰爭頻仍；

　　五是全球治理真空。二戰後美國主導建立的全球治理體系，已經應付不了傳統的挑戰，更難應對非傳統挑戰。

　　在中國方面，李揚指出，2011年開始，中國經濟就已經進入新常態。如果把2009、2010的財政刺激視為異常因素而剔除，可以發現，中國經濟事實上從2008年開始就已經降速，這與全球動態完全一致。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除了全球共同因素，還有四個特殊的原因。其一是資源配置效率下降。李揚表示，過去30餘年，中國經濟結構變化的基本趨勢是一産比重下降、二産比重提高、三産品中緩慢增長。由於二産生産率高於一産，所以，這種結構變化意味著整體勞動生産率日益提高，經濟增長速度隨之加快。目前的情況則相反，中國的製造業已經飽和，人口和資源開始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産業轉移。他指出，國際上普遍規律是“服務業的勞動生産率低於製造業”，這種情況在中國尤為明顯。所以，服務業比重上升，必然伴隨著勞動生産率下降並引致經濟增速下降。

　　其二是要素供給效率下降。伴隨著人口結構變化、老齡化趨勢加劇、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中國的勞動投入也趨於減少。與此同時，中國的投資增速也從過去年均27%的高位回落至目前的12%左右，而且還在下滑。生産函數中勞動和資本兩大要素趨於減弱，科技創新卻停滯不前，自然導致增長速度下降。

　　三是創新能力不足。李揚表示，過去三十餘年來，中國科技進步的主要途徑是向世界學習，那時，我們可以輕易通過將農業中未充分就業的勞動力轉移到出口導向、使用進口技術的製造業中，來持續地提高生産率。但目前，中國在一些領域已接近國際科技前沿，已無所可學；在另一些落後領域，則面臨日益嚴密的技術封鎖，已經無從學到。面對這種挑戰，中國顯然必須從依賴技術進口全面轉向自主創新，但是，我們的創新步伐顯然不快。

　　四是環境約束增強。李揚強調，過去無約束的發展導致的局面就是，當我們開始著手解決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問題時，中國經濟增長函數中會“內生地”增添了環境約束的負要素。

　　在李揚看來，2014年，中國經濟新常態的特徵已經全面展開，因此，分析新常態下的經濟狀況，不能僅限于速度、規模，還須兼顧其他方面。換言之，分析新常態下的經濟狀況，應當有三個維度：

　　其一是數量、規模維度。經濟增長速度、物價水準、財政收支、貨幣供求、國際收支等經濟運作的數量側面均如期而下。

　　其二是經濟運作結構、效率和品質維度。三次産業結構、勞動生産率、各種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數據的變化等反應經濟運作的品質和效益的側面，正穩步改善。

　　三是改革進展和增長動力的轉換維度。諸如商事制度、財稅體制、金融制度、國企國資、民營經濟和投資融資等經濟運作體制機制的變化，正在提升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和可持續性。

　　李揚表示，新常態下，穩增長依然是國民經濟運作的重要目標之一。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他強調，至少在中期內，中國穩定的經濟增長動力仍然主要來自投資。這正是中央反覆強調要發揮投資關鍵作用的深意。

　　但是，鋻於投資是造成産能過剩的第一步，要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我們必須以改革的態度研究投什麼、如何投和由誰投的問題，同時，政府應致力於創造並維護一個有利於企業創新的社會經濟環境，並在具有外部性。壟斷性的領域中發揮主導作用。

　　此外，不斷提高要素品質，依靠人力資本的品質提高和技術進步，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全面轉換政府職能，在市場發揮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關鍵作用；構築全面對外開放新格局，推動經濟全球化向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方向深入發展；向生態文明建設要經濟增長；以及真正實現包容性增長，保證社會政策為改革與發展“托底”等，均屬“引導經濟新常態”的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