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揚，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1981、1984、1989年分別於安徽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獲經濟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1998～1999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

　　曾任中國社科院黨組成員、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第三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大學兼職教授。

　　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272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主任李揚發表了題為“理解經濟新常態”的主題演講。李揚表示，中國講的新常態概念與國際不同，主要指經濟轉型升級的新發展階段。從長週期角度看，經濟新常態是一個必然結果，各國情況都差不多，縮短這個下行階段都要靠改革創新。而誰改革得快，誰的決心大，關鍵要看是否有一個堅強、智慧的領導層帶領民眾走過這段時光。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決定將領導中國實現新常態戰略願景。

　　中國的新常態意味著經濟浴火重生

　　李揚説，首先討論一下概念。因為現在從有關部門的傾向來説，希望把新常態理論化，所以就需要探討概念、概念體系以及它的邏輯關係。

　　李揚認為，關於新常態的概念應該從國際國內兩方面看。

　　從國際上來看，最早在2002年，新常態出現在西方媒體上。用的大致上較隨意，但是想表達的意思是清楚的。就是説從2002年開始，主要發達經濟體經濟的運作情況和過去有很大的不同，而且那個時候已經出現了所謂無就業增長的經濟復蘇。這種情況延續到了2010年也沒有變好，於是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CEO埃裏安寫了一篇論文《駕馭工業化國家的新常態》。在這裡，他説的新常態是危機後的世界經濟新特徵。從那以後，國外的媒體和理論界經常使用這個概念，認為在新常態下發達經濟體的經濟特徵可以概括為低增長、高失業以及投資的低回報。

　　到2014年，已經有很長時間了，情況還在延續，完全符合長週期的概念。所以埃裏安進一步闡釋，新常態主要指的是：西方發達經濟體在危機過後陷入長期疲弱、失業率高企的泥沼。造成這一個情況的原因是杠桿率超高，已經到了危機。在埃裏安看，由於它是一個基於長週期的變化，那麼正常的宏觀調控政策是不能夠應對的，所以必須採取超常的政策。同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開始進入對全球形勢判斷的行列，總裁拉加德指出：新常態可以更貼切地被表述為全球發展的“新平庸”，其基本表現是標配標準化的描述，弱復蘇、慢增長、低就業、高風險。

　　在國內，新常態概念和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新發展階段密切相聯。中國學者在2014年之前也用這個概念，但是不太多。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5月考察河南的時候首次使用這個概念，明確指出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理解新常態的第一個要點就是新階段，從此以後經濟運作的各個方面特徵都不同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概念，因為它是從此就不同了，所以它才能夠對應長週期的上行期和下行期。

　　11月10日，總書記在北京召開的APEC會上闡述了我國新常態的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化三大特點。2014年12月9日，中央經濟工作會將新常態進一步上升為中國目前及未來一段時期經濟發展的大戰略。會上，總書記從9個方面全面論述了中國經濟新常態的表現、成因，以及發展方向，明確地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徵的必然反映。他説到必然性，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不是政策使然，也不是我們平時説的小週期使然。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這樣，新常態的概念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位置就擺清楚了，它的理論價值也就呈現出來。

　　比較來看，李揚認為，國際上講新常態更多是被動地刻劃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增長長週期的階段轉換。中國則是邁向更高級發展階段的宣示，中國已經知道有問題，也早就準備調這些問題，只是一直沒有一個合適的機會，如今這個機會到了。所以在中國，提出新常態意味著中國經濟的浴火重生。

　　新常態應是有品質的中高速增長

　　其次，從長週期角度看從舊常態到新常態的嬗變。李揚説，經濟運作是有週期的，最短的週期是1年，還有3年週期、5年週期、10年週期、25年到30年週期，最長是50年到60年週期。每一種週期都對應著它的物質變化，因為物質是基礎。

　　根據經濟學家熊彼特的研究，科技革命引發創新，創新則帶動經濟發展，創新是新生産函數的建立，是對生産要素的重新組合。創新帶來著名的概念就是創造性破壞，但是之後是創造，是新的世界。好像膠捲企業被打得無影無蹤，結果得到了數位，我們的生活有了改善，在數位基礎上進一步前行。這樣的話形成了創新週期。

　　根據這樣一個概念，列一下18世紀末以來的5次長週期。第一次：上升期出現在1795-1825年，以蒸汽機為代表的基礎技術創新以及紡織技術的發展是其顯著標誌。第二次：上升期出現在1850-1873年，這主要歸功於煤炭、鋼鐵和鐵路方面的創新。第三次：上升期出現在1890-1913年。電氣、汽車製造等技術的創新，使電氣、汽車和化學工業快速發展。第四次：上升期發生在1945-1973年。包括電子電腦、生物、航太和新材料等領域的創新和應用，促進産業結構更加優化。第五次：上升期發生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到本輪危機到達之前。它的特徵是新的資訊技術高科技産業，高端的生産性服務業，經濟繁榮時期持續了30年。

　　李揚表示，非常大跨度地看，現在是第五次長週期的下行階段。如果把下行階段説成是新常態的話，它的上行階段就可以對應説是舊常態。關於舊常態，國際上也有一個概括，叫作大穩定。大穩定時期，全球經濟持續增長，低通脹、低失業率而且經濟波動似乎已經都被熨平了。

　　現在進入了下半段。這個時候，新常態的表現主要有五個方面。第一，弱復蘇、慢增長、低就業、高風險。第二，各國宏觀經濟運作非同步，大宗産品價格變動，國際遊資肆虐，息差交易盛行。第三，宏觀經濟政策陷入“去杠桿化”和“修復資産負債表”兩難，致使經濟恢復難現。第四，貿易保護主義升溫，地緣政治緊張，局部戰爭頻仍。第五，全球治理真空。

　　在這樣的背景下討論一下中國的問題。從2011年開始，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為何會有這樣一種變化呢？

　　原因一：資源分配的效率下降。在新常態發生之前的30多年，中國的資源配置是大量人口和資源從農村、農業向城市、工業轉移。這個轉移是個不可阻擋的過程，而且皆大歡喜。如今情況變了，製造業飽和，人開始向服務業轉移。但是，中國服務業的勞動生産率比製造業低，於是中國一邊歡呼服務業的比重超過製造業，一邊看到中國總體勞動生産率下降。

　　原因二：要素供給效率下降。生産三要素是勞動、資本、技術進步。在舊常態下，中國勞動投入逐年增加，資本投入逐年增加，過去30年平均固定資産投資率27%。現在資本投入下降，勞動投入逐漸減少，招工難成為一個問題。科技進步又不可能很快見效，所以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

　　原因三：創新能力滯後。在中國創新是個很廣義的概念，包括引進。過去30年有很多的創新是引進來的。通過引進跨國公司，甚至把跨國公司的研發中心放在中國，讓中國整個科技水準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到了如今，中國的創新跟國外發達經濟體已經處在一個水準，或者人家還有很多好東西但是已經不讓中國學了，那就只有靠自己創新。從國際經驗看，專利轉化日本經過了幾十年的努力，中國也需要時間。

　　原因四：環境資源約束增強。

　　即使中國的增長只有6%甚至5%，在世界上也可能是最好的。如果像新常態的願景那樣，經濟增長速度下到中高速，但是品質提高，可持續性增強，環境保護加強，那是一個非常好的結果，沿著這條路走中國才能變成一個發達經濟體。

　　實現轉型要有一個穩定的宏觀環境

　　如何引領新常態。李揚認為，主要可以強調四個領域。

　　第一，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

　　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是要去投資依賴，但是又不得不依賴投資。中國陷入這樣一個非常微妙的狀態，所以再投資肯定不能像原來那樣去做，而是要以改革的方式研究投資問題。三個問題：一，投什麼？促進消費增長的是教育、健康、文化、醫療保健、節能、環保、生態修復，這就是需要投資的。接下來的問題是這些領域的投資沒有現金流，於是就要改革，要讓社會基礎設施的投資有穩定的現金流，這樣才會有私人資本進入。二，如何投？現在的中國金融體制，只要投資就借錢，借錢就負債，負債杠桿率提高、債務提高。想要投資繼續增加，但是不要杠桿率提高，不要負債率太高，於是就有了金融體系如何安排的問題。三，誰來投？要讓民間資本發揮作用。

　　第二，打造創新驅動新引擎。

　　這是老話，但是老話要新作。歷來是這樣的，説要搞創新大家都要錢，把錢一分，哪由誰來幹。那是政府主導而不是市場主導。現在要以市場機制為基礎，以企業為主導。這不意味著政府不幹事，政府應當更好地幹事。三個方面：一是創造並維護一個有利於企業創新的社會經濟環境。二是在創新的公共品領域。三是要像投資銀行家那樣，不能像投資家那樣。所以打造創新驅動又是一個體制改革問題。

　　第三，構築全面對外開放新格局。

　　李揚認為，最有全局性的內容有兩條，一是自貿區，二是一帶一路。全球經濟的新的治理結構是以投資的自由化為基礎，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三大支柱是貨幣、貿易、投資。從關係上來説，投資是涵蓋貿易也涵蓋貨幣，所以投資的治理是最高的治理。現在在這方面的努力，是以推行自貿區為載體的。上海不夠，擴大到天津、福建、廣東。本國不夠，談判中日韓自貿區，和紐西蘭、瑞士也都在簽自由貿易。而且在國內減少審批，逐漸也會實行負面清單。所有這些東西都指向一個方向，全球新的治理監控。一帶一路也是一樣，既是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也是産業升級的戰略，同時是打造國際合作新格局的戰略。

　　第四，向生態文明建設要經濟發展。

　　治理環境在中國現在的框架裏面是要付出成本的，結果誰都不願意幹，政府又沒錢幹。2013年美國改革了統計核算，鼓勵企業研發，把研發成本變成産出，版稅也變成産出。這個思路絕對是正確的，中國的統計局也在研究。

　　最後，李揚進行結語。

　　他説，新常態不是中國自己的事，是全世界的事，而且全世界都在一個長週期的邏輯中，各國之間有一些差別，但是趨勢改變不了。而且由於是在下行階段，大家都要縮短這個下行階段，於是都在改革創新。現在的世界的本質是改革的競爭。誰改革得快，誰的決心大，就會在未來佔領先機，現在看起來中國還是不錯的。春節前接待美聯儲主席，問美國經濟怎麼樣？美聯儲的主席説短期還行，長期不行。不行的原因就是上述列舉的那些，科技沒看到大的變化，人口開始惡化，利率水準也不有利。雖然中國也一樣，但是美聯儲主席還説，面臨這種態勢就看哪個國家政治領袖能看到這樣一種狀況，並且引導大家走出，這樣的領導階層你們有，我們沒有。

　　李揚表示，美國人看得很清楚，大家都在長週期下，差不多，這時候就看是不是有幸地遇到一個堅強、智慧的領導層帶領民眾走過去這段時光。美聯儲主席説得非常客觀，改革競爭中，中國三中全會、四中全會的決定將領導我們實現新常態願景的戰略。

　　李揚還表示，新常態的特徵已經展開，從此看中國經濟形勢，不能只看增長、物價、財政收支，還要看三個層面：一是看當代東西，二是看品質效益的提高，三是看改革是不是取得了穩步進展。但是所有的事情要想有條不紊地完成必須有個穩定的宏觀環境。具體到當前來説，就是失速不能太快，太快什麼事都做不了。因此面對一些情況，急需有戰略應對，三個方面比較重要。一是宏觀調控政策要靈活安排；二是保持定力，只要不衝破底線就要堅定不移推進各領域的改革；三是做好托底，因為結構調整是很殘酷的，一定會有很多不良資産，還有很多失業，不能讓結構調整變成社會動蕩。

　　問與答

　　問：我不理解的是關於環境治理，國家可以通過一些財政補貼形式。但是您説，環境治理等也可以進入國內生産總值(GDP)核算，怎麼樣形成的，這是不是一種市場化行為？

　　李揚：現在變統計框架，所以是不同的東西。但是框架不能隨便變，GDP必須進入交易才能夠進入GDP。所以就是説，像研發，必須有可交易的對象，可以識別産品並且這個産品可以交易才能進入GDP。2013年，英國、澳大利亞把販毒、妓女、慰安服務都計為GDP。而且這也是一種市場化行為。GDP統計範圍的擴大就是市場化不斷加深的過程。我們雖然極力主張把“研究與開發”(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統計為GDP，把環境治理統計為GDP，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有沒有可識別的産品和服務進行交易。現在這個問題並沒有全部解決，所以對我們的智慧提出很多的挑戰。

　　問：您剛才講到我們處於長週期的下行階段，主要是科技原因。但是我們看到，美國新一輪工業革命已經開始了，我們可能還處於上一輪的工業革命，這種情況下是不是意味著新常態下行的時間會超過美國10年以上呢？

　　李揚：你的判斷有些問題。美國在這個階段上行或者下行，我們是在上個階段的上行、下行，看著我們好像落後了，其實這正是我們優勢所在。我們在做跟他們一樣的事情，也有它已經做過我們還沒有做的事情。我們之所以能夠穩定地比它增長高出一些，是因為有它已經做了我們還沒有做的事情。我們同樣在一個平臺上做一個事情追不上它，但是它已有成熟經驗，我再拿過來做，就會更快。我自己覺得，我們所以穩定比發達國家高出3%、4%的增長，就是在於我們是很低的成本獲得成果。有補課性質的，而且在一定意義上是學習，通過學習創造出GDP，創造出增長。這正是我們的優勢所在。我們差距確實有很多方面，但是過去週期的差距現在是我們的優勢，學來就行，拿來就是我們的成長。習近平和李克強他們的哲學思維非常好，差距就是增長的機會。那我們跟美國相比的時候也應當用這樣一種智慧來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