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機構調研報告顯示，“一帶一路”亞洲部分的基礎設施建設，每年至少需8000億美元。顯而易見，資金已成為“一帶一路”戰略的一大掣肘，單一的投融資模式也難以滿足項目建設的需要。如何破解資金難題？在第六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上，採取傳統和創新模式相結合的方式，不斷探討新的融資模式成為論壇焦點。

　　“在過去，緬甸曾經面臨著很多發展方面的障礙，因此我們對於‘一帶一路’倡議寄予厚望，希望通過這樣的發展倡議能夠建立各種各樣的跨境項目，促進亞洲地區的發展。對於我們緬甸來説，也會從中受益良多。”在昨日召開的第六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上，緬甸建設部部長KyawLwin如是告訴記者。

　　本屆論壇有來自31個國家和地區的42位副部長參加，不僅包含“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還有諸多拉美地區代表參加。在論壇期間，很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也表達了與KyawLwin類似的看法。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張向晨在論壇現場告訴記者，許多國家大力推行PPP項目的融資模式，為吸引社會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提供了新的途徑，希望相關金融機構能夠不斷創新，研發出更多的適合項目業主和承包企業所需要的金融創新産品，支援國際基礎設施項目的發展。

　　“一帶一路”沿線國的期待：與中國合作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在月初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今年1~4月，我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37.2億美元，同比略降3.9%，佔同期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10.6%。其中4月投資11.6億美元，同比增長12.5%，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尼、寮國、越南等國。

　　而在對外承包工程方面，1~4月，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185.7億美元，同比增長10.9%。

　　中國交建副總裁孫子宇告訴記者，中國企業和産能走出去並非今年才開始，“一帶一路”戰略的助推作用並未完全顯現，對外投資和承包工程受到週期影響較大，總的來看形勢肯定是好的。

　　在中國澳門的論壇現場，記者也感受到了沿線各國“基建大員”們對中國投資的期盼。柬埔寨公共工程與秘書部國務秘書LimSidenine就提到，“一帶一路”所設立的這些經濟走廊，會使得柬埔寨和這個地區的經濟以及世界的經濟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我們希望能夠和中國合作，我們還有一些正進行可行性研究的項目。”

　　事實上，不僅“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張向晨説，中國也正積極推動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在基礎設施領域的合作，雙方的合作正在取得快速的發展。2014年，中國企業在拉美和加勒比國家新簽的合同額達到150億美元。

　　而他們對於中國投資的熱忱，也不亞於緬甸和柬埔寨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委內瑞拉公共交通工程部部長HaimanElTroudi告訴記者，將進一步鼓勵中國有實力的企業到拉美進行投資興業。

　　他説，我們也希望通過建設鐵路網路、開通河運航線、建設電站、高速公路和橋梁等合作進一步加強拉美地區國家之間的互聯互通。

　　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優勢：項目落地快

　　在孫子宇看來，“一帶一路”給中國企業帶來了更多的投資機會，這也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必然階段。他説，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是在利用經濟規律和平進行産業轉移。根據歷史上發達國家的實踐經驗來看，當一國每人平均收入達到3000~5000美元時，該國將會逐漸轉為資本凈輸出國。“我們國家每人平均收入已經達到這一水準，因此去年中國吸引外資與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基本持平，2015年將會成為資本和資産的凈輸出國，這符合經濟發展規律。”

　　中國電建副總經理王斌告訴記者，通過“一帶一路”的建設，“一帶一路”的政策銜接，可以把資源、資金和中國企業的優勢有效結合起來，使項目迅速落地。“我的認識是這樣的，就像十幾年前我們推進的西部大開發政策一樣，‘一帶一路’戰略一定會給企業帶來大量的機會。”

　　有機遇便會有挑戰。很多企業都曾經或正在遭遇海外項目被迫停工的局面，今年3月，斯里蘭卡政府以審批程式不符以及環保問題為由，暫停中國交建在斯里蘭卡某項目的執行，要求等待最終評估報告出臺。

　　孫子宇回應説，出現的問題並不在中國企業，雙方高層已就此進行過磋商，企業對復工很有信心。“出去投資就一定會有風險，不能因為懼怕風險就不投資，坐在家裏也有可能發生地震的風險呢。”孫幽默地説。

　　王斌則提到，所在國的企業、政府、民眾應該為項目落地創造有利的條件，包括政策、法規的銜接、創新，都需要進行大量努力，我們已經成功實踐證明，誰在政策法規的銜接和創新上走在前面，誰的項目就可以最快最早地落地。

　　未來“走出去”合作的模式：大力推行PPP

　　有機構調研報告顯示，未來五到十年，“一帶一路”亞洲部分的基礎設施建設每年至少需要8000億美元。而亞開行和世界銀行每年只能籌到240億美元，通過亞投行每年可融到4000億美元。

　　資金成為“一帶一路”戰略的一大掣肘和難題。張向晨説，基礎設施項目資金需求巨大，單一的投融資模式往往難以滿足項目建設的需要，應該採取傳統和創新模式相結合的方式，不斷探討新的融資模式。

　　他提到，當前許多國家大力推行PPP項目的融資模式，為吸引社會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提供了新的途徑，我們也希望相關金融機構能夠不斷創新，研發出更多的適合項目業主和承包企業所需要的金融創新産品，支援國際基礎設施項目的發展。

　　有專家建議，應通過亞投行和所在國政府聯合出資，與私營部門合理分擔風險和回報，動員主權財富基金、養老金以及私營部門等更多社會資本投入基礎設施建設。這一模式將為滿足亞洲地區的發展需要提供了全新解決方案。

　　這也需要中國企業完成從以往的建設者到建設運營者的轉變。“中國工程建築企業在海外不要做遊擊隊，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建一條路就完事了，而是建完了還要去經營這條路，要通過這條路産生協同效果。”孫子宇説，比如中國交建不光幫助非洲建設機場，還幫他們建設、運營空港物流園區，形成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高端訪談

　　畢馬威中國主席陶匡淳：中國領銜推進全球基礎設施建設

　　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測算，到2030年，全球基礎設施需求將達50萬億美元。

　　面對如此巨大的投資缺口，“一帶一路”戰略將“設施聯通”放在了重要位置，亞投行、絲路基金的設立，讓中國在國際基建市場的作用更加不容忽視，中國企業也更加踴躍地將目光投向了國際市場。“一帶一路”戰略將會給全球基建市場帶來哪些機遇？世界各國如何看待日漸強大的中國基建？中國企業又需要防範哪些可能的風險？針對這些問題，記者(以下簡稱NBD)近日對畢馬威中國主席陶匡淳、畢馬威中國海外投資業務全球主席馮柏文進行了專訪。

　　對外投資成中國新常態

　　NBD：中國在2014年成為資本凈流出國，您如何看待對外投資對於中國經濟的意義？

　　陶匡淳：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在2014年已經超越外商直接投資，2015年的增長將維持在10%或以上，而外商直接投資可能會維持在2014年大約1200億美元的水準，兩者差距將會擴大，所以説，對外投資已經成為中國的一種新常態。

　　在這種常態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將繼續在目前的高水準上保持平穩增長，而且會有更多的企業，尤其是民企，對更多行業及國家進行投資，投資項目都是一些能夠讓中國企業向價值鏈的高端進發，提高企業在技術、産品開發、品牌和品質方面的核心競爭優勢的項目。

　　所以説，對外投資會為中國經濟轉型作出重要貢獻，並且推動中國經濟實現高品質發展。

　　NBD：我們説全球存在巨大的基礎設施建設缺口，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陶匡淳：對於全球基建投資提速而言，中國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過去的一年裏，中國通過主導亞投行、絲路基金以及“一帶一路”戰略，已經向世界展示出中國對推進全球基礎設施建設的引領作用。“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項目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的成立，將會促進“一帶一路”沿途國家及地區在未來最少5到10年的大型基建項目的投資，在這一過程中會出現更多的跨境合作，這將不僅僅局限于沿線的約60個國家，還會影響到其他能夠為此作出貢獻的國家。

　　中企海外發展潛力很大

　　NBD：盯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這塊大蛋糕的不只是中國，中國企業在對外投資時如何處理與其他公司的競爭與合作？

　　陶匡淳：通過和中國公司合作，來自發達國家的公司將會有更多機會將市場拓展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而如果不與中國公司合作，這些公司可能會面對更多的風險和調整。

　　NBD：為什麼這麼説呢？

　　陶匡淳：因為對於這些沿線國家來説，來自中國的資本和需求太重要了。和中國公司合作，可以幫助其他公司降低在當地投資項目的政治風險。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説，“一帶一路”戰略為跨國公司提供了非常好的拓展市場的難得機遇。

　　NBD：馮柏文先生怎麼看這個問題？

　　馮柏文：我想舉一個例子來談。在2014年的ENR國際承包商250強排行榜中，上榜的西班牙公司整體海外收入佔他們總收入的比率超過77%，而這個數字對於上榜的中國企業來説僅僅是14%，這説明中國企業在海外業務的發展潛力仍然很大。

　　進一步來考慮這個問題。首先，西班牙建築商們把北美、澳大利亞、英國、沙特和拉美等國家和地區視為高度參與的戰略市場，也就是説這是西班牙建築商已經相當熟悉的市場，而這些市場也正是中國企業想進入的市場。

　　與此同時，西班牙企業想深入滲透的目標市場，比如亞洲和非洲，也正是許多中國企業已經立足很穩或者有重要地位的市場。這意味著中國和西班牙建築企業在全球基礎設施市場將有更多共同合作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