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外有關中國經濟新常態內涵的眾多解讀中，有人將新常態片面理解為“經濟下行”，甚至出現了唱空中國經濟的論調。在理論界也出現研究經濟新常態的熱潮，但同時也有泛化傾向，有的研究者把經濟運作中出現的問題歸結為新常態，有的甚至把經濟的短期波動也歸結為新常態。這值得商榷。

　　經濟新常態並不是一個隨意提出的概念，它有著深刻的戰略內涵。它所提出的時代背景是，我國經濟總量已經上升到世界第二位，處於工業化後期階段，每人平均收入跨入中上等收入國家行列；我國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發生了改變。我國經濟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進程中，呈現一系列趨勢性變化。這些趨勢性變化，就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從消費、投資、出口和國際收支、産能和産業組織方式等九個方面對經濟發展新常態作出全面深刻分析，這九大特徵的精神實質，就是集中體現了增速適度、結構優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客觀要求。

　　新常態是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徵的高度概括，是對經濟轉型升級的規律性認識，是制定發展戰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據。新常態有其確定的內涵，它更加重視經濟運作的品質和效率，不能簡單把它與經濟下行或低速運作聯繫在一起。注重品質和效率並不等於輕視增長和速度，而是要將增長和速度放在更高品質和效率的基礎上。

　　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是當前我國經濟運作面臨的重大困難和嚴峻挑戰，也是我們應當下大力氣解決的問題。經濟下行壓力既來自外部，也來自內部，並非無藥可解。從內部看，它源於我國正處於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國家前進的艱難爬坡階段。綜觀世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在經濟結構特別是城鄉結構上實現了根本轉變，完成了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的歷史任務，使農業勞動生産率趕上社會平均勞動生産率，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水準大體接近。在追趕發達國家的過程中，我們應把經濟下行壓力轉變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動力。如果出現增長乏力，就應當從體制和政策上找原因，向改革和創新要動力。

　　應該説，“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將依然保持相對高位運作，這一態勢不會改變。2014年中國經濟的增速為7.4%，這雖然比過去略有下降，但在世界範圍內仍然是較高的。事實上，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由於經濟體量基數龐大，7.4%增速實現的經濟增量比五年前增長10%的數量還要大。中國的城鎮化與工業化和農村人口轉移同步進行，會産生巨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這有助於拉動經濟高速增長。

　　作為政府職能轉換的重要步驟，政府將致力於擴大公共産品供給，中國的高鐵技術、核電技術、通信技術以及龐大的裝備製造業具有強大的出口競爭力，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依然發揮著重要的引擎作用。總之，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保持中高增速的基礎條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

　　提出新常態的概念，決不是要安於現狀，而是要通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我國經濟在新的起點上實現持續健康發展。可以説，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當然，新常態也會伴隨新矛盾、新問題，但新常態的內容不宜泛化，不宜把發展中需要解決的矛盾和問題都納入新常態，那樣會失去解決矛盾、問題的時機和動力；也不宜把一些短期現象納入新常態，那樣會導致長期經濟政策發生偏離；更不能把新常態當成一個“筐”，什麼都往裏裝。

　　應該説，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需要經濟保持必要的高速度，但“新常態”下的高速度一定要與高效率相統一，必須以品質和效率的提升為條件，以犧牲生存環境為代價的高速度不具有可持續性。經濟發展由重數量轉向更加重視品質和效率，客觀上要求改革和創新經濟運作機制和宏觀調控體制。經濟體制機制創新不以品質效率為導向，是不可能實現經濟運作提質增效的。經濟“新常態”呼喚經濟體制新形態，這是觀察中國經濟發展趨勢及對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2015年成為改革攻堅年，一些重點、關鍵和關聯性大的領域改革有望邁出重大步伐。隨著2015年全面深化改革的進一步推進，改革的力量將會化解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而呈現出新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