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導讀： 世界上的主要國家沒有一個像中國這樣還在定硬性的增長指標，都是改為預測值、彈性值、軟值，每個季度要調整。

　　世界上的主要國家沒有一個像中國這樣還在定硬性的增長指標，都是改為預測值、彈性值、軟值，每個季度要調整，比如，年初估計今年增長是4.5%，過了幾個月沒有到，第二季度改成4.2%，或者4%——(指標)可以調，這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硬性指標就會造成損失、造成壓力，這樣的觀點要改變。

　　我們要記住，即使幾個國有企業共同投資建立了新的國有企業，也比單一的投資主體建立的國有企業好，因為董事會不是代表一方的，而是代表各方的。各種投資者雖然都是國有的，但是形成的董事會將是一個權力相對均衡的狀態，董事會上是有爭論的，不是一種聲音，這也是有利的。

　　我要講的問題就是怎樣理解新常態。新常態就是常態，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就是常態。對於我們來説，比如説我們經濟增長在過去是怎樣的，過去增長是超高速增長，超高速增長實際上就違背了經濟發展的規律，違背經濟發展規律首先是不能持久的，其次可能是弊大於利的。何以見得？舉例來説，第一是資源加快消耗枯竭，第二是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第三是低效率，第四是某些部門嚴重産能過剩。這四個大家都能看到，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錯過了結構調整的機會，錯過了結構調整的機會，錯過了自主創新的機會。因為都忙於在超常規、超高速的增長，這樣就産生了問題。

　　我們今後想超高速增長也不可能，因為要素成本上升，這表明瞭你要想維持超高速增長可能會虧本。我們馬上就要制訂“十三五”規劃，大家怎麼考慮呢？我參加了討論，發現有兩個認識是共同的：第一，既然要定“十三五”規劃，增長率不要太高，超高速是不可能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應該是中高速增長。究竟中高速增長多高呢？7%左右，有的經濟學家提出6%~7%或者6.5%~7%，反正5年是可以的，以後有可能還要低，即使是6%，在全世界來看，同樣是中高速增長。

　　與之相對的一個認識，就是觀念在改變。我們過去的觀點是經濟增長率是硬性的指標，因為這樣才有權威性，實際上不應該這麼看問題。應該説目標增長率不應該是硬性指標。我們過去的做法，中央的(指標)，全國人大一通過；地方的(指標)，地方人大一通過，就成為鐵板釘釘了。必須為完成這個硬性指標而努力，就形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壓力。大家都覺得既然全國人大通過了，就非完成不可，而不顧形勢的變化。這樣就導致了要完成這個目標，出現各種産能過剩現象、信貸超標現象。世界上的主要國家沒有一個像中國這樣還在定硬性的增長指標，都是改為預測值、彈性值、軟值，每個季度要調整，比如，年初估計今年增長是4.5%，過了幾個月沒有到，第二季度改成4.2%，或者4%——(指標)可以調，這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硬性指標就會造成損失、造成壓力，這樣的觀點要改變。

　　你要進入中高速增長率的常態，除了要改進彈性指標，用預測值代替目標值，還應當注意改革要配套。因為新常態是配套改革的綜合成果。當前這麼多的改革當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哪幾個改革呢？大概是以下幾個改革。

　　第一個改革是要建立有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的市場主體，就是秘書長(國資委[微網志]秘書長閻曉峰)所講的國有企業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分為兩個層次，一是高層次的改革，著重在資本配置機制的改革，怎麼把這麼多國有資産用活？怎麼讓資本發揮更大的作用？國家應該管資本，把資本用活。第二個層次的改革是國有企業的改革，國有企業的改革必須分門類、分行業，因為各行業是不一樣的，有些行業公益性的，有些行業是國家特別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還有一些競爭性的行業。所有這些按行業來定，共同的目的就是把企業搞活。混合所有制經濟在不同行業的比例是不一樣的，競爭性的行業要看具體行業的情況而定，國家不一定控股，但是某些特殊的行業，國家還是需要控股的，也可能是相對控股，也可能是絕對控股。我們要記住，即使幾個國有企業共同投資建立了新的國有企業，也比單一的投資主體建立的國有企業好，因為董事會不是代表一方的，而是代表各方的。各種投資者雖然都是國有的，但是形成的董事會將是一個權力相對均衡的狀態，董事會上是有爭論的，不是一種聲音，這也是有利的。

　　混合所有制經濟在競爭性行業中，遲早會讓中國走上職業經理人制度。因為職業經理人制度是非常重要的，産權激勵機制，沒有職業經理人制度搞不起來。如果全是官員調動職務來當總經理，就不是職業經理人，他是學做職業經理人。職業經理人有供方、有求方。需求方就是國有企業，國企的改制和完善法人治理結構需要職業經理人。供給方在西方發達國家經常是這樣一種情況，有企業諮詢公司、獵頭公司、企業家協會、經理人協會等等，他們把這些人的資訊匯聚在一起，推薦經理人。沒有仲介機構，職業經理人制度形成不了，因為他跟一般的勞動者不同，不會自我標賣，因為他的社會地位在那，不會那樣做，主要是通過仲介組織推薦進入。

　　德國有一家很有名的企業，連續幾年虧本，董事會不滿意，他們需要找到新的經理人，於是去找諮詢公司。(諮詢公司)不是給你派經理人，而是先跟你定承包合同。這份合同規定第一年扭虧多少，第二年扭虧多少，到第三年才扭虧為盈，如果完成這個目標，按比例收取一部分盈利，然後再推薦經理人。很多地方這樣做就成功了。因為諮詢公司是帶著一個團隊去的，而不是一個人在那裏。這個團隊會指出你的毛病在哪，如果最後成功了，而且企業也同意，當初帶團隊的人便成為經理人。中國目前沒有這樣的條件，但中國遲早要有這樣的市場，特別是競爭行業，還包括民營企業，如果要搞現代法人治理結構也一定這樣做。它有一個過程。公務員如果退休以後能夠成為職業經理人是很好的事情。這就是我們需要的第一個改革——建立獨立市場主體。

　　第二項改革是收入分配的協調。中國現在收入分配不協調主要在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最大的問題就是農民沒有産權，農民現在還在土地確權。他們確權興致非常高，原來我們去浙江那邊，杭州、嘉興農村剛剛確權，那裏進村的路都進不去，全是炮仗。老百姓認為他的土地、承包地、宅基地有權證了，他的房子有産權了，你不能隨便圈地，也不能隨便拆遷，要不然用法律手段告你。這是産權改革深入到農村了，這對中國未來影響很大。我們在那裏考察發現，土地流轉加快了，家庭農場制起來了，這都是新的變化。

　　收入分配的協調還有一個問題是必須讓勞工市場有完善的議價機制。因為勞工市場上，雙方力量是不對等的，雇人的是企業是單位，受雇的是單個的農民工，或者是一個村子裏面抱團出來的幾個人，這個力量太差了，所以多由僱主説了算。應該按照國外的經驗，工會參與到議價當中，這樣初次分配就能夠走上一個合理的方向。

　　收入分配協調的第三個問題是孤立的農牧民在農産品出售上和收購方(大超市、大的農産品市場)議價能力不均等，收購方説了算。國外怎麼辦呢？國外有合作社、聯社，他們的力量大。我在丹麥、荷蘭、紐西蘭考察過，這些國家的合作社上都有聯社，聯社有自己的車隊、船隊、倉庫和碼頭，直接跟國外的超市聯繫，這樣議價能力就能達到對農牧民有利的水準。中國聯社剛建立，這是需要中國加強的地方。

　　收入分配協調的第四個問題是改革教育體制。教育資源的分配應該是均衡的，但是教育資源現在城鄉不均衡。同是義務教育，城裏的學校好、校舍好、師資足、學生積極性高，而農村就差，這樣下去中國垂直流動的渠道越來越窄，職業世襲化已經出現了，農民工的兒子還是農民工，這樣下去收入分配怎麼能改善？所以教育體制也需要改革。

　　保持新常態的穩定一定要改革：通過國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獨立的市場主體；受雇者和僱主之間有合理的議價機制，工會要發揮作用；農産品的採購商和農牧民之間要有合理的議價機制，聯社將來越來越好；還有教育資源的重新分配。

　　中國要保持新常態還要注意宏觀調控，宏觀調控抓兩個問題，一是失業率，根據中國國情，失業率將來在4%~5%之間，不會出大問題，超過5%才採取措施；通貨膨脹率根據經驗，3%~4%沒有問題，如果超過4%，國家一樣要管。但這都重在預調，重在微調。宏觀調控切忌大起大落、大升大降、大搖大擺，這對經濟都是不利的，要把這兩個指標掌握住。而增長率指標改為軟指標、彈性指標，加上以上提到的改革，我相信進入新常態一定可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