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種跡象表明，製造業和服務業分化趨勢正在加大。

　　23日公佈的匯豐PMI初值顯示，中國9月製造業PMI雖然小幅回升至50.5，但就業分項指數初值下滑至46.9。而中國8月匯豐服務業PMI升至54.1，創17個月最高，顯示中國服務業的擴張跡象。

　　其實，製造業和服務業之間的界限，並不那麼明顯。傳統製造業尋找新盈利點，需要服務業的支援，製造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在轉型升級中衍生出對服務業的需求。記者分別選取服務業和製造業兩類企業進行綜合對比，並分析兩類企業對現階段就業的拉動情況。結果表明，相較大部分製造業企業，一些服務業企業正在逆勢高增長，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現階段調結構造成的就業壓力，這預示著中國調結構正在向預期方向發展。

　　9月23日，匯豐公佈的中國9月製造業就業分項指數初值下滑至46.9，創2009年2月以來最低水準。與此同時，服務提供商卻表示其用工人數正處於適度擴張中。匯豐銀行對此表示，從整個製造業和服務業部門來看，就業率呈現兩極化趨勢。

　　官方和經濟學家認為，當前中國服務業對經濟最顯著的貢獻在於對就業的拉動，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吸收了大量新增就業。

　　“現階段中國發展服務業最根本的目標就是吸納就業。”中國物流和採購聯合會副會長蔡進對記者表示，服務業的發展能夠緩解由於調結構所帶來的就業壓力。

　　從這一層面比較近期製造業與服務業PMI數據不難發現，中國的結構轉型正在向預期的方向發展。

　　 製造業：吸納就業空間收縮/

　　記者通過數據分析及實際案例發現，依靠製造業解決新增就業問題的空間正在逐漸縮減。

　　根據人社部公佈的數據，第二産業就業人員所佔比重在2013年出現縮減趨勢，佔比30.2%，較上一年下降0.2個百分點。而在此前的3年裏，該數據還保持著年均近1%的增長幅度。

　　業內專家將製造業吸納就業空間縮減的原因首先歸結于産能過剩造成的經濟結構調整。蔡進告訴記者，製造業正處在産業調整關鍵期，特別是一些原材料行業，在去産能化的過程中自然會造成就業壓力。從目前公佈的指數看，製造業在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確實出現了之前各界比較擔心的就業壓力。

　　以煤炭大省山西為例，山西省某煤焦企業員工告訴記者，該企業曾經擁有員工500多名，年産一級冶金焦碳40萬噸，但由於今年煤炭市場的持續低迷，該企業已經處於停産狀態。“現在員工基本全部離崗，廠子裏只有幾名留守人員。”很多離職員工後來轉向就職于餐飲、租賃、家政等服務業企業。

　　除上述原因外，影響製造業企業用工量的因素還有中國人口紅利趨向消失和勞動力成本上漲。記者在對河北、甘肅兩地製造業企業用工情況的調查中發現，越來越多的企業正面臨“招工難”。河北白溝某服裝加工廠負責人對記者坦言，“我們現在最大的經營困難就是招不到足夠的工人。”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張曉波對記者分析，勞動力成本的上漲會迫使企業研製新技術，提高産品的附加值，因此現在很多地方出現機器代替人力的情況。

　　“越來越多的人力被機器所替代，也就意味著，製造業所創造的新增就業崗位會縮減。”中國就業促進會副會長陳宇説，製造業的發展趨勢是“減員增效”，製造業新增就業崗位已經受到機械化的衝擊。

　　按照國外一些經濟學家的研究，製造業解決的就業人口占全部就業人口的“天花板”為23%，而中國在2010年就已經達到這個比例。因此，決策層開始將大力發展服務業作為解決當下就業壓力的重要途徑。

　　不過需要説明的是，雖然一些製造業企業目前面臨較大就業壓力，但其中的高新技術製造産業用工需求依舊比較旺盛，但毋庸置疑，高新技術製造産業對從業人員的素質要求也相對較高。

　　服務業：就業形態趨多/

　　決策層認為，今年就業總體態勢平穩，得益於包括服務業在內的第三産業創造出的新增就業崗位。8月匯豐服務業PMI分項指數顯示，服務業和製造業就業指數出現分化。匯豐銀行表示，“商品製造商用工人數連續第十個月緩步下跌，服務提供商卻表示其用工人數正處於適度擴張中。”

　　事實上，包括服務業在內的第三産業就業人數在2013年開始出現“非常態”增長。記者通過人社部公佈的《近五年全國就業人員産業構成情況》發現，2013年第三産業就業人員接近3億人，佔據全國就業總人數的38.5%，比第二産業高出8.4個百分點。以此計算，截至2013年底，第三産業從業人員已經超過第二産業6500萬人。

　　多位接受採訪的專家都對記者表示，第三産業佔比還將繼續增加。專家作出這一判斷的依據是：一方面，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和規模的擴張創造了更多的工作崗位；另外更重要的因素是，服務業本身吸納就業的能力強于製造業。

　　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9月24日向記者提供的數據表明，目前我國製造業每百億元産值吸納的就業是9.28萬人，而服務業每百億元産值吸納的就業則可以達到11.3萬人。

　　人社部在解釋“為何GDP增速放緩並沒有影響就業”時也做出這樣的測算:2008-2012年期間，第三産業每增長一個點，平均帶動就業70萬人，而同期第二産業增長一個點帶動的就業人數是61萬。基於此，人社部的解釋非常明確：服務業的增長快過製造業，吸收了大量新增就業。

　　對外經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長安以新上市的阿里巴巴為例，對記者分析，目前通過該公司進行網路創業就業的總量已經接近1000萬人，相當於2014年政府全年就業目標數量。另外該公司還影響了全國31家物流企業的95萬雇傭人員、超過4000家零售運營商和4萬個 “淘女郎”的就業狀況。

　　而阿里巴巴集團向記者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其全國網店還存在122萬人的缺工總量。李長安與清華大學科學學院經濟學教授劉鷹均對記者表示，“新經濟形態下，像阿里巴巴這樣的服務業企業還將拓展出更多的就業形態。”

　　值得一提的是，麥肯錫7月底發佈的《中國的數字化轉型》報告稱，受網際網路影響，中國未來最高達4600萬個新崗位的出現將抵消生産率提高導致的失業。

　　就業分化預示調結構向好/

　　經濟結構的持續變化，使就業指標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正在發生變化。

　　中國企業聯合會的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服務業500強企業吸納的就業人數為1209萬人。“對比往年情況，這一數據確實有所增加。”數據發佈方中國企業聯合會副理事長李建明對記者説。

　　陳宇從服務業自身特點分析其中原因：“目前服務業還不存在産能過剩問題，並且與製造業相比，服務業呈現出兩大發展趨勢，一是種類不斷擴大、新興服務門類逐漸增加；二是 ‘增員增效’，吸納更多的人創造更好的服務品質。”

　　國家統計局方面也表示，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已經可以有效吸收規模龐大的新增就業人口。9月9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透露，截至到8月份，中國的城鎮新增就業已經接近1000萬，接近全年目標。

　　蔡進等人認為，上述事實透露出，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正在向著預期的方向發展。

　　不過也有觀點認為，服務業吸納就業能力的擴張還受益於各種改革放權的激活。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鈞對記者分析，8月6日國務院在《關於加快發展生産性服務業促進産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指導意見》中明確，將完善促進生産性服務業的稅收政策，儘快將營改增試點擴至服務業全部領域，這也就意味著，“營改增”將以服務業減負為切入口，直接拉動就業增長。

　　需要説明的是，從結構上講，目前中國服務業發展仍主要停留在傳統的消費服務業上，高端的、新興的生産服務業相對比較落後，不能滿足中國結構轉型的需要。因此，中國服務業將面臨巨大的從傳統的消費服務業向生産服務業升級的機遇。另外，就全球服務業的水準而言，服務業佔GDP的比重平均在60%左右。而我國按照“十二五”規劃，到2015年服務業佔GDP的比重才達到47%，因此無論産業對經濟增長的支撐還是吸納就業人數，都有很多潛力可挖。

　　蔡進對記者表示，當前應該大力發展最能吸納就業的服務業；其次，通過簡政放權，繼續放開服務業市場限制；第三，給予服務業企業在財政和稅收方面支援，降低服務業交易成本、物流成本、融資成本和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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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業案例

　　浙江東方出口承壓 寄望今年持平

　　中國首批上市的國有外貿企業——浙江東方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浙江東方)，很難確定今年出口是否能保持增長。

　　前7月的數據顯示浙江東方一部分企業的出口額同比下降了5%～6%。“這兩個月略有好轉，年初下降了10%。”浙江東方一位高管表示，從前7個月的數據來看，他們對今年增長的預計是“不增不減，與去年持平。”

　　記者了解到，在外需不振的現實下，製造業企業除了想方設法節省成本挖潛力外，還迫切需要一些法規鬆綁。

　　出口動力減退

　　成立於1988年的浙江東方是浙江國貿集團1997年在上證所上市的子公司。談到現在的增長動力不足，浙江東方的高管對記者表示，主要是外需恢復的問題。“前景如何，很難判斷。”

　　浙江東方旗下的紡織服裝幾乎100%出口到美日歐和澳大利亞。

　　這兩年，不斷攀升的國內成本成為東部沿海外貿企業的發展瓶頸，而人工成本是最主要的構成部分。

　　上述浙江東方高管表示，人工成本上升太快，每年以10%～15%的速度上漲。江浙一帶一線工人的月薪，4000元是起步價，如果有加班，起步價則需要再加1000元。而東南亞、土耳其、墨西哥、北非相對便宜的勞動力，使得其産品價格頗具優勢，對中國産品形成了價格壓力。

　　正在減少的人口紅利是外貿企業必須面對的事實，不過大概還可以維持10年，上述浙江東方高管認為，在這10年間，中國製造業還可以繼續享受人口紅利帶來的饋贈。但他們也認為，10年後，中國的勞動人口在逐漸減少，傳統商品的生産相應也會減少。“中國要繼續發展，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勢必要淘汰一部分産品和行業，這個可以理解，也是進步的標誌。”

　　浙江東方幾位高管均認為，目前中國的製造業轉型階段跟現有的生産能力相匹配。但在這個不太好過的轉型過渡期，小企業會想盡辦法在稅收和用工上避免成本的上升，而國有外貿企業則全部按國家規定來，運營成本高。

　　而自今年初匯率開始雙向波動、人民幣又進入貶值通道，這也讓浙江東方的對衝等避險操作難以判斷。“利率波動沒法判斷，接下來也很難判斷。”他們向記者表示。

　　浙江國貿集團旗下另一家從事服裝服飾進出口貿易的子公司也稱，今年前7月，賬面上的外貿出口與去年同期相比沒有增長。在這種情況下，這家子公司增加了大宗商品棉紗的進口以降低成本。

　　該子公司的負責人向記者表示，目前在中國的紡織行業，最困難的就是紡紗行業。粗粗估計一下，有50%倒閉。這主要來自國際市場低價格棉紗的競爭。國內的棉紗價格高於國際2000元～3000元／噸，等於原材料成本直接高出10%。

　　企業呼籲再鬆綁

　　為了穩外貿增長，今年5月，國務院發佈了 《關於支援外貿穩定增長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19號文)。外貿企業人士對19號文的評價是“很全面”。

　　19號文中提到了關於服務貿易的支援措施。5月份文件下來後，浙江某家大型外貿企業就前往海關和稅務溝通，但卻沒有得到積極的反饋。這家企業向記者表示了渴望政策操作層面作出一些改善的願望。

　　作為主管進出口的橫向部門，部門之間有自己的規範和制度。上述企業負責人也明白，像19號文等其他促進外貿增長的文件裏寫明的加快退稅，在現有環境下操作不易，因為每個部門的操作流程其實是早就規定好的。

　　對這家企業來説，造成出口退稅慢的原因是稅務部門糾結于原産地不同。

　　“江蘇和浙江有什麼區別呢？還要追溯到報關地點重新更改産品貨源地。這樣一來週期就很長。不給退稅，我們就白做了。”這位負責人表示，目前的利潤點低，退稅的返點足以涵蓋利潤空間。還有些此前合作的加工廠倒閉了，稅務部門去調查後，説無法核查，出口退稅就退不了。

　　“這種情況時有發生。東莞那邊每次都會詢證，每次詢證都一兩個月。”該負責人對産地退稅很不理解。

　　他舉了一個例子。上半年，該企業申報給省稅務局申請出口退稅後，省稅務局給下一級的市稅務局出示函調。

　　該企業上半年在浙江諸暨一個加工廠採購産品出口，這個加工廠偏偏此時歇業了。而企業的交稅證明又必須加蓋企業印章。該外貿企業犯愁，上哪找這個已經歇業的企業印章呢？如果沒有印章，退稅就沒有。幸運的是，這家外貿企業在諸暨當地稅務部門的幫助下，找到了該加工廠管印章的會計。

　　此外，海關對外貿企業的查驗率也比較高。“送上去查驗之後再通關兩三個月。生産企業就快，一個月之內就可以。外貿企業各方面都不如生産企業的待遇。”

　　涉及到海關對出口企業的調降等級方面，外貿企業也希望能執法規範，並且不能跟生産企業一個標準。如果出口産品涉及到的稅則號比較多，其中有一票、兩票(單據)産品出問題，只是採購商的外貿企業則會被降級，成本就會大幅上升，因為查驗率和退稅檢查的嚴格程度都會大幅上升，甚至是正常的産品也通不過。

　　而在海關出口退稅的歸類上，對於既可以歸在a類、又可以歸在b類的産品，海關一般會選擇按出口退稅率較低的類別給予退稅。

　　上述外貿企業負責人告訴記者，同樣是建材産品，如果歸類到小五金類的話，退稅差別有三四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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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案例

　　華三通信樣本：前7月出口同比增44%

　　自全球金融危機後，除卻人為的大規模干預和刺激，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傳統製造業的增速在不斷下滑。這時候，高速增長的服務業成為傳統製造業經濟體轉型中的亮色。

　　中國企業聯合會向記者提供的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服務業500強企業營業收入增長率為13.86%，利潤增長率9.72%。8月，中國匯豐服務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升至54.1，創17個月最高。

　　上海市商委相關人士曾對記者表示，上海的服務業保持著年均30%的增速。尤其是金融業和高端服務業的發展，將為上海正在培育的高端製造業未來幾年發力提供強大的支援。

　　而在經濟活躍度高和創新能力強的長三角地區，華三通信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三)正是逆勢高增長的技術出口企業的樣本代表。

　　記者從知情人士處得知，自2010年以來，華三年均銷售收入保持20%～30%的增長。今年前7月，其出口額同比劇增44%。

　　這與傳統製造業“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增速形成了鮮明對比。

　　華三的前身是華為3com(華為三康)公司，是華為和美國3com公司合資的技術型出口企業，現在為美國3com公司的子公司，其出口産品80%面向歐美日市場。

　　産品線包括二三層交換、路由器、epon、防火牆、安全、無線等系列産品，客戶主要是金融、教育、政府等機構。

　　與華為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華三的市場以美歐日為主。在被3com收購之前，華三與日本NEC有密切的業務關係。現在，華三在日本市場上主要依託NEC來銷售其産品。

　　目前在美歐市場，華三主要與惠普合作，由惠普幫助推廣及銷售其産品。惠普早在2009年就宣佈自己已經轉型為服務外包商，不再是傳統的PC製造商。

　　“如果用中國團隊直接去銷售，除了一些交流障礙之外，會碰觸到政治和貿易壁壘。”華三的一位主管説，所以華三轉而採用所在國具有優勢的品牌來助其銷售。NEC和惠普正是這樣的品牌。

　　而NEC和惠普也需要選擇思科之外的産品來為客戶提供多樣化選擇。

　　在企業網用戶的全球份額上，思科佔到60%～70%，是全球第一，華三佔百分之十幾，位列第二。華三的策略是選擇一些具有本地優勢的合作夥伴，生産差異化産品，借力拓展發達經濟體市場。

　　歐美經濟復蘇承壓，使得佔絕對份額優勢的思科受到較大影響。

　　NEC和惠普作為歐美市場重要而規模龐大的服務外包發包商，承接的往往是系統整體項目。華三與這兩大服務外包發包巨頭保持著多年合作關係，早就在整體項目的單項或者多項業務中具備優勢，主要幫助NEC和惠普做環保和技術創新支撐，也因此華三的業績取決於NEC和惠普的市場銷售。

　　而服務外包市場近5年來一直保持增長，IT和雲計算服務市場每年保持著10%的增長。

　　對於今年下半年的技術出口預判，華三認為如果NEC和惠普財年任務完成的話，華三齣口銷售將保持20%～30%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