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當前我國經濟處於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如何在實現轉型升級，促進我國經濟在中高速增長、中高端發展中抓住機遇、迎難而上，是擺在廣大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面前的一大課題。

　　從過去幾年經濟運作的情況看，我國經濟增長正在發生階段性變化。一是當前我國經濟運作總體平穩，各項宏觀指標還在合理區間，總體向好；二是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穩中趨緩、穩中有險、穩中有憂。我國現在是“三期疊加”，特別是經濟增速換擋。從2012年開始，經濟回落到8%以下，已連續多個季度在7.4%至7.9%之間，成為新的常態。中國經濟會不會出現硬著陸？國內國際有比較多的爭論。在這種情況下，對經濟形勢高度重視是可以理解的。

　　從今年二季度開始，國務院既堅持了宏觀政策的連續性，保持定力，又陸續推出了一些預調微調、精準發力的措施，包括運用開發性金融支援棚戶區改造，運用鐵路發展基金支援西部鐵路建設，推出80個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建設運營的示範項目，實施定向降準，調整商業銀行存貸比口徑，對小微企業減半徵收所得稅等等一系列微刺激。但三季度形勢還會比較嚴峻。帶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即投資、消費、外貿，都沒有完成年初計劃。GDP年度計劃是7.5%，照此推算，全年完成目標就較難。

　　面對上述困難，第一，要進一步淡化GDP指標，不要把經濟增長速度作為從中央到地方追求的唯一重要指標。要解放思想，只要年度增長符合市場實際，就可以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改革和結構調整方面。第二，要穩經濟，不能靠過去習慣的投資拉動，要真刀真槍推動改革，釋放改革的紅利。

　　另外一個重要方面，要繼續鼓勵支援民營企業發展。改革開放30多年來，民營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我國企業總數中的90%以上，整個城鎮就業的80%以上，工業增加值的70%以上，投資總量的60%以上，整個稅收的50%以上都是民營經濟貢獻的。總的看，民間投資的環境有所改善，民營企業的信心有所提振，民間投資增長的內在動力進一步激活。但也要看到，民間投資增長速度下滑也是一個事實，民間投資主體的投資意願仍然不高，民間投資在許多領域的發展相對比較滯後。

　　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一是行業壟斷阻礙了民間投資的步伐，這是影響民間投資的最大制約因素。民間投資仍面臨著“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二是當前經濟增速放緩也是影響民間投資信心的重要因素，民間投資、民間資本對宏觀形勢更敏感，在當前經濟下滑、PPI長期負增長情況下作出一些比較審慎的選擇可以理解。三是融資困難增大了民間投資的成本。國家發改委的一份報告，曾指出民營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上浮比較多，最多的上浮30%，民間借貸年化利率高達25%。四是政策滯後制約了民間投資的發展，這是制約民間投資的老大難問題。

    當前，促進民營企業發展要抓住三個機遇：

　　一是改革的紅利。比如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簡政放權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先手棋、當頭炮。表面來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主要任務是簡政放權，實際上的目的是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最關鍵的問題是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這是最核心的。1700多項行政審批，經過一年多工作，取消和下放了630多項，今年年底前還要爭取再下放和取消200項，整個國家行政許可控制在1000項以下。

　　同時也要看到，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不能是擠牙膏，不能是僅僅做減法，要從“清理”、“下放”轉向“確權”、“規範”，從根本上對現行的法律法規和政府的行政許可進行一次全面的清理。要按照市場經濟要求、按照《行政許可法》的要求，可以保留的保留，其他的統統取消，放給市場。政府公佈權力清單後，法無授權不可為。對於企業來講，則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讓民營經濟分享改革紅利。再如壟斷行業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也都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了機遇。

　　二是自主創新。我國經濟雖然處於世界經濟前列，是工業大國，但是遠遠不是工業強國，很多産業處於世界中低端。傳統高投資、高耗能、高污染的增長模式確實不可持續，必須通過創新驅動推動結構調整。這是一場戰略性、結構性、創新性的調整。要在改造傳統産業的同時，大力發展新興産業、高技術産業、新興服務業，提高我國産品和服務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去年電子商務交易額達到了10萬億元，同比增長了25%，網上零售額1.8萬億元，增長35%，同時電子商務物流每年增長50%至60%。這是一個全新的領域，競爭比較充分，政策比較寬鬆，市場環境比較好，是民營企業創新的機遇。

　　三是結構調整。包括産業結構的調整，新興服務業、戰略性新興産業的發展和地區性結構調整。今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京津冀一體化戰略，這非常重要。從國土面積來講，京津冀地區只佔2.5%，經濟總量卻佔10.9%。長期以來，這個地區行政配置資源的色彩比較濃厚，公共服務水準差異比較大，通過京津冀一體化這樣一個重大的調整，一方面可以為我們國家經濟提供新的增長點、新的動力，同時，也為民營經濟提供了很好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