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發展真正的市場型、草根型的仲介服務組織，鼓勵企業自發成立仲介組織，鼓勵同一行業仲介機構開展競爭，使其服務品質決定仲介機構生存與發展的空間。

　　8月30日新華社報道，荊州一家化工公司準備開工一項目個100多萬元的項目，被當地安監部門要求去一家指定的仲介公司做安全評估，竟然收費20多萬元。恩施州利川市一家企業去一家當地有關部門指定的仲介公司做安全評估，評定安全等級居然是看交錢多少，5萬元一級達標，3萬元二級達標。這種行政審批改革後，原本只要數百元的政府審批手續費，竟要花費上萬元。改革嚴重偏離了原有初衷。

　　減少行政審批、約束行政權力對經濟生活的干預，有助於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釋放企業的活力。應當説，本屆政府把簡政放權作為開門第一件大事，抓住了長期以來制約我國經濟發展和轉型的最大掣肘。這兩年來，中央層面在簡政放權上的力度空前加大，實踐中企業確實也感受到了相應的改革紅利。

　　但是，實踐中也反映了另外一種現象，即政府下放的行政審批許可權被仲介機構所截留。原本還有章可循的政府審批反而成了無章可循的仲介尋租。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坦率地説，是一些政府部門不甘心既有權力的削弱，不甘心既得利益的流失。為了保留既得利益，通過指定性、壟斷性的仲介機構來收費。在這種格局下，仲介機構並不是為企業服務為目標，並不是企業自發形成的聯盟；而是以為政府有關部門收費為目標，是異化了的準政府部門。而對企業來説，過去由政府收費變成由仲介收費，形變實不變。這種行政審批改革，不僅不能起到預期的效果，反而惡化了營商環境。從這個角度看，官辦仲介機構的問題，實質上仍是部門利益在扭曲改革。

　　怎麼辦？需要堅持行政審批改革的基本思路，對企業來説非禁即準，無論這個準來自於政府還是仲介機構。具體來看，一是把行政審批許可權，能放的一放到底。大幅減少事前審批，徹底清除非行政許可審批事項。二是放開仲介機構，官辦機構加快轉型，去行政化，與行政權力脫鉤；不能轉型的應予以直接取消，防止仲介組織異變為收費機構；打破政府有關部門指定仲介機構的做法。更重要的是，加快發展真正的市場型、草根型的仲介服務組織，鼓勵企業自發成立仲介組織，鼓勵同一行業仲介機構開展競爭，使其服務品質決定仲介機構生存與發展的空間。三是加強市場監管。強化政府監管職能，並且對賦予仲介機構的市場監管職能全部收回。以此形成公平有效的監管環境和市場秩序。

　　隨著簡政放權的深入，會觸及一些政府及其部門越來越多的核心利益。可以預期，某些既得利益者會採取各種形式來維護既得利益。對此，需要更為徹底的改革方案，杜絕可能異化改革的“後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