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0日，在日本東京舉行的國際食品機械及科技展覽會上，一個機器人在進行烹飪展示。新華社發

　　2015年4月15日，停泊在山東青島港的浮吊船“瑞航05”正在辦理海關通關手續，將駛向孟加拉國。這是我國中標的最大國際橋梁項目孟加拉國吉大港帕德瑪大橋主橋建造工程的新設備。帕德瑪大橋主橋是連接中國與東南亞的“泛亞鐵路”的重要通道之一。 　新華社發

　　日本、新加坡、德國等國家都曾經歷經濟轉型升級過程，它們實施的一系列政策，在推動國民生産體系品質與效率提升、提高國民收入水準方面富有成效，成為持續增強國家競爭能力的重要舉措。它們的經驗對於經濟新常態下的中國具有借鑒意義

　　讓“用品質去競爭”成為國民共識

　　日本和新加坡通過國民運動轉變國民觀念，讓企業、國民充分認識到持續改善生産效率與品質的高度重要性，並成功地讓社會各階層都積極參與到提升生産效率和品質的活動中來。“日本製造”曾是劣質産品的代名詞，缺乏國際競爭力。20世紀60年代，日本把“品質救國”作為國家戰略，在全國範圍推廣全面品質管理。日本科學技術聯盟設立品質管理研究小組，創立品質管理月等制度，迅速提升了品質水準。“品質救國”戰略保證了日本1960至1970年“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實現，最終促使其工業競爭力超過美歐。日本沿著品質強國道路繼續前行，1999年頒布《製造基礎技術振興基本法》，明確規定了國家、公共團體、生産經營者在促進生産基礎技術方面的職責。一些日本企業提出了持續改善效率和品質的經營理念、管理思想和具體做法。此外，産業專家、管理研究者、企業家、管理者、各階層員工都積極參加到持續改善效率和品質的活動中，這些理念和思想深入人心。

　　20世紀80年代初，新加坡勞動力市場緊缺，工資水準上升，企業國際市場競爭力面臨嚴峻挑戰，經濟持續發展動力不足，新加坡領導人認識到本國生産力遠遠落後於競爭對手，決定發起全國性的生産力運動，並在國家和公司層面全面開展。新加坡還仿傚日本把每年11月定為“生産力月”。通過生産力運動，新加坡政府向每個國民灌輸發展生産力(提升生産體系的效率與品質)的理念，讓各階層國民充分認識到提升效率與品質的重要性，並積極參與到發展生産力的活動中來。30餘年來，新加坡政府始終通過宣傳和教育，向國民強調提升效率與品質對國家和提升國民收入水準的重要作用。近年來，提升生産力又成為新加坡國家戰略的優先選項。

　　19世紀80年代，德國作為後發工業國家，因冒倣英法美等國産品並以廉價衝擊市場，使“德國製造”成為一種歧視性標簽。德國工業界開始反思，並嚴格品質管理，建立了一整套有效的“法律法規—行業標準—品質認證”體系。一是完善法律法規。例如《設備安全法》《産品安全法》《食品法》等，範圍廣泛的法律體系成為德國産品品質的根本保證。二是統一行業標準。德國標準化學會制定的標準覆蓋幾乎所有工業領域，保證産品品質和性能的穩定性。三是客觀的認證體系。品質認證機構既保證了法律法規的有效實施，又向消費者證明産品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到19世紀末期，“德國製造”基本扭轉了在世人心目中的負面印象。20世紀50年代，德國實施“以品質推動品牌建設，以品牌助推産品出口”的國策，製造業在二戰後迅速崛起。“用品質去競爭”逐漸成為大多數德國企業的座右銘，很快“德國製造”成為品質和信譽的代名詞。在德國，對於技術、效率、品質近乎苛刻的追求，早已深入人心，並成為“德國製造”的靈魂。

　　設置專門機構助推生産力提升

　　為幫助企業甚至公共部門持續提升效率與品質，日本與新加坡政府專門設立了特定機構。在日本，持續改善生産效率與品質逐漸成為企業的自發行動，同時得到日本科學技術聯盟、日本生産力中心與日本管理協會這3個非營利組織的幫助。它們為企業提供課程、研討、諮詢、國際交流、設立生産力與品質獎項以及其他支援機制，這些活動也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資助。

　　新加坡先後成立生産力中心和生産力促進委員會，二者在生産力運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們圍繞生産效率與品質提升這個核心領域，組織技術專家、管理專家、企業管理人員、工人等各階層人士展開研究，總結先進企業經驗，為企業提升生産率提供課程培訓、論壇和研討會、參觀學習先進企業、提供技術與管理諮詢甚至解決方案，極大促進了不同機構與個人參與到活動中來，並推動了先進技術與先進管理經驗的研究、應用和傳播。生産力促進委員會除上述職能外，還與亞洲生産力組織、日本海外技術研修者協會就提升生産率與工作技能培訓等領域展開闔作，並與日本國際協力機構合作發起“生産力發展計劃”。這些國際合作為新加坡提升生産率發揮了重要作用。

　　德國雖然沒有設立專門助推生産力發展的特定機構，但官方性質的德國技術轉移中心、半官方性質的弗朗霍夫學會，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著從技術方面助推企業效率與品質提升的功能；德國的工業協會、商會則為企業提供政策、科技、管理等方面諮詢服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助推作用。

　　幫助中小企業增強技術能力

　　日本政府在二戰後初期就開始實施中小企業評價系統工程，併為此成立中小企業診斷協會。評價系統是經國家授權專門為中小企業提供企業診斷與諮詢服務、改善建議的系統，其目標是提升中小企業的效率與能力。中小企業大學是評價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負責嚴格培訓中小企業諮詢師，並對合格者予以認證，合格者獲取中小企業大學的認證後，會自動獲得通産省(後改為經産省)頒發的企業諮詢師證書與相應從業資格。中小企業大學在很大程度上確保了企業評價系統診斷與諮詢服務的高品質。2004年，日本將幾個支援中小企業發展的組織合併成中小型企業和區域創新組織，並於2006年對評價系統優化，更突出評價系統的實際應用性。日本的企業評價系統經過多年有效實施，對提升中小企業生産效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幫助中小企業提升生産率也是新加坡政府的一項重要政策。政策的執行需要政府與商會和商業協會合作。新加坡眾多商會和商業協會中有5個企業發展中心，裏面有許多商業顧問可以給中小企業發展提供諮詢建議，包括尋找適合中小企業發展的政府扶持項目，幫助中小企業尋求融資，為其提供公司管理、生産管理、人力資源、公司運轉等方面的諮詢服務。新加坡生産率中心則為中小企業提高生産率提供技術解決方案及相應經營管理方面的建議。

　　德國政府同樣重視幫助中小企業發展壯大。德國技術轉移中心和弗朗霍夫學會主要為中小企業提供科技、技術、産品開發方面的諮詢服務，幫助企業提升技術能力、效率與産品品質以及新産品開發。政府還通過補貼方式鼓勵中小企業接受專業技術、創新及相應管理方面的諮詢服務，以便讓企業更好適應日益複雜的經濟環境和不斷加快的技術更新速度。

　　建設科工院校與職業教育網

　　日本、新加坡、德國都高度重視産業人才培養和人力資本的提升，並將此作為推動國民經濟體系效率提升與生産力水準躍升的極為重要的手段，其成效顯著。這三個國家一方面重視高水準科技大學、工程技術學院的建設，為國民經濟發展培養高素質的科技、工程技術人才，另一方面極為重視職業技術教育與培訓，建立員工終身學習體系。

　　自明治維新開始，日本就高度重視高水準科技大學的建設，這些科技大學為日本培養了不少高素質科技人才，為日本産業發展與效率提升做出重要貢獻。新加坡同樣致力於建設具有國際一流水準的理工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是世界頂尖的科技大學之一，為本國經濟發展與生産力水準提升培養了很多具有國際水準的科技、管理人才；而1992年成立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也為國家建設輸送了一批批高素質的工程技術人員。

　　德國歷來重視高水準理工大學的建設，9所理工大學形成的理工大學聯盟歷史悠久且享有國際盛名。20世紀60年代，聯邦德國經濟進入飛躍發展階段，社會需要大量實用型高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聯邦及州政府為順應這一要求，大力發展應用科技大學。應用科技大學面向市場，根據經濟發展與産業需求調整專業設置，設立理論與實踐交叉迴圈的課程體系，企業密切參與教育過程，其畢業生由於良好的專業素質與豐富的實踐經驗非常受企業歡迎。德國70%的工程師都畢業于應用科技大學。

　　這三個國家不但高度重視尖端科技人才、精英型技術人才的培養，還特別重視職業技術、技能的教育與培訓，強調技術技能培訓內容與目標産業勞動需求的匹配，強調培訓項目及內容的設置應隨著經濟發展與技術變遷過程中對勞動技能要求的變化而及時調整。

　　比如，日本制定《職業能力開發促進法》，並建立以學校職業教育、公共職業教育與企業職業教育為主要構成的完善職業教育體系。其教育體系結構既有初、中、高各種層次銜接，又有國、公、私各種類型，使日本形成了較密集、高效的“職教網”，進而有效提升了整個職業教育體系的品質與效率。高效優質的職業教育體系是促進日本經濟發展與持續改善的一個重要因素。

　　德國制定了《聯邦職業教育法》，建立起著名的“雙軌制”職業教育體系，即企業與職業技術院校合作培養技能人才的職業技術教育體系。“雙軌制”教育體系將職業實踐的學習與專業知識、普通文化知識緊密結合起來，培養出的高素質技能型人才成為德國製造業效率與品質持續提升的重要源泉，也是德國製造競爭優勢的重要構成。

　　在新加坡，全國人力資源委員會根據國家中長期人力資源的規劃和需求，制定相應的實施方案與策略，明確量化目標，在4—5年時間內，根據學生類型、數量和特定技能要求，由各大學和理工學院進行培養。同時，政府資金將按照職業教育培訓計劃與人力資源規劃給予支援。在繼續教育方面，政府通過提供一系列多元的技能培訓作為學校教育的補充，使培訓範圍擴大到所有層次員工的職業技能和競爭力。

　　構建完善的消費者權益保護制度

　　從20世紀60年代末期開始，日本製造逐漸成為高品質産品的代表。這一成果得益於兩股重要力量推動：一是持續改善理念、思想及先進經驗的成熟和推廣；二是日本政府自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構建完善的、嚴格保護消費者權益制度體系。許多日本學者的研究表明，日本實施的嚴格消費者權益保護制度(包括集團訴訟、具有震懾力的懲罰性賠款、生産方舉證責任、嚴格追究相關責任人的刑事責任等)，對於倒逼日本企業持續提升産品品質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德國則全方位嚴格保護消費者權益。首先，從法律上制定了《消費者保護法》《食品法》《日用品法》《産品擔保法》和《消費信貸法》，條款規定非常詳盡。其次，在聯邦政府中設立消費者保護部，建立成熟的消費者協會網路，並且有大量獨立的産品檢驗組織。這些法律和機構成為消費者維權最有力的保障，同時迫使企業必須充分保證産品品質，否則會面臨嚴苛的處罰以及由此帶來的巨大經濟損失。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史丹 江飛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