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網5日發表美國前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為該報撰寫的題為《美德應打造新時期夥伴關係》的文章。文章説，25年前，德國和歐洲正站在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上。1989年5月，美國總統老布希對一名記者説，他“希望看到德國統一”，他表示，德國是一個“穩健的民主國家”，已經為“自己的罪惡進行了懺悔，你應該在某個時間讓它東山再起”。

　　今年早些時候，當德國總統約阿希姆?高克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講話時，我想起了這番話以及在1989年指引美國戰略的邏輯。他談到了20世紀後半葉德國政策的偉大成功：“這是一個優秀的德國，是我們打過交道的最優秀的德國……是歐洲乃至世界的一個可靠的合作夥伴。”

　　在表態支援德國統一後不久，老布希在美因茨發表了題為《合作領導的夥伴》的演講，在演講中，他提出了“一個完整且自由的歐洲”的願景。他的戰略依賴於美國與一個統一歐洲中的德國不斷加強合作。

　　在整個冷戰期間，美國總統的注意力最初放在蘇聯身上。但他們最終意識到，對美國來説真正重要的是與德國及歐洲盟國建立經久不衰的關係。老布希的呼籲承認了德國將繼續在未來歐洲發揮重要作用。在1990年德國統一談判過程中，針對德國和歐洲的這種戰略概念指引著美國外交。

　　這些年來，德國和美國都沒有達到1989年的這一戰略目標。然而，美國在1989年的評估已被證明是正確的。德國的規模、成功以及此次金融危機揭示了一個現實：德國在歐洲處於主導地位，儘管德國不希望給世人留下這樣的印象。我明白德國這種謹慎的歷史和人性原因。然而，正如高克所解釋的那樣：“各種變化正逐漸啃食德國的確定性。”德國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它是否展示出了“足夠的主動精神”，保障一個曾經帶來“自由、和平、繁榮、民主”的行為標準、友邦和同盟的網路。

　　美國駐德國前大使裏克?伯特指出，德國和美國已過了上世紀50和60年代那段最初的迷戀期。我們也過了上世紀70和80年代圍繞核戰略和談判的激烈爭吵期。兩國現在都對對方有點想當然了。美國和德國互相了解對方的優勢和劣勢，而且願意在合作中取長補短。

　　雙方現在應該就當今不斷變化的世界啟動一輪認真的戰略對話。德國依然置身於前線，但不是交戰前線，而是相互對立思想的前線。或許，美國可以了解德國的較長期視野和計劃。或許，德國可以確定美國政策是否看上去協調，並與其資源、實力、價值觀和意願相符。

　　雙方討論的一個話題可能是歐洲。

　　德國贏得了一項重大但了不起的責任：成為未來“歐洲”(無論它意味著什麼)的典範之一。自1947年“馬歇爾計劃”誕生以及1949年北約成立以來，美國一直對歐洲一體化感興趣。

　　另一個話題將是針對俄羅斯、烏克蘭、摩爾多瓦、高加索國家以及巴爾幹地區的戰略。在構建歐洲政策以及協商歐盟內部對這些話題的理解方面，德國將發揮主要作用。

　　歐盟南部鄰國一片動蕩。一些觀察者將其比作歐洲的30年戰爭(1618年至1648年期間由羅馬帝國的內戰演變而成的波及全歐洲的大規模戰爭——譯者注)。美國、德國以及歐洲其他國家需要對其中的危險和機遇作出共同評估。

　　美國還感興趣的是，除了商業往來以外，德國和歐盟能否在亞洲發揮作用？在對話伊始，美國或許可以解釋其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建議的回應姿態。

　　德國財政部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提出了一些有關全球大國關係中經濟實力轉移的觀念。美國和德國應在全球化賴以維持的規則、機制和預期的轉變問題上展開闔作。一個重要內容將是締結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

　　1989年還帶給我們另一個重要洞見：統一的推動因素來自德國人民(東德和西德)。外交必須反映這種公眾訴求。幸運的是，1989年，美國公眾對自由的熱愛發揮了重要作用。戰略願景必須接地氣。或許，德國對歷史的敏感加上美國對未來的關注，能夠為下一代人打造一種明智的合作夥伴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