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會議將在北京舉行，這是APEC峰會繼2001年在上海舉辦後時隔13年重回中國。自1989年正式成立以來，APEC走過25個春秋，現已成為亞太地區最高級別的政府間經濟合作機制，在推動區域貿易投資自由化、加強成員間經濟技術合作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次峰會將“共建面向未來的亞太夥伴關係”確定為今年的主題，並將“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經濟創新發展、改革與增長”、“加強全方位互聯互通和基礎設施建設”作為三大重要議題。

　　如何理解本次會議的主題？如何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經濟的創新、改革與增長三者間又有何內在聯繫？加強互聯互通及基礎設施建設的意義有哪些？中國在亞太夥伴關係中將扮演何種角色？就此採訪了三位專門研究APEC及亞太地區國際貿易的專家。這三位專家是：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國際合作室主任張建平；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室主任馮維江。

　　亞太自貿區的實現路徑

　　未來的亞太夥伴關係是指在亞太地區自貿區背景下的APEC成員方的緊密合作，建立區域內統一的自貿區成為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基礎。不像歐盟、北美地區有著統一的自貿協定，亞太地區因為地域範圍廣、成員方經濟發展差異大等因素制約，目前仍未建立統一的區域自貿協定，而是被各類小範圍的自貿協定所替代。由於這些協定遵循不同的規則和機制，反而增加了APEC成員方之間貿易投資的成本，儘快建立亞太地區自貿區因此成為APEC各成員共同的目標。目前，實現路徑成為擺在各方面前需要討論的難題，是由淺入深地循序漸進，還是建立伊始就遵循高標準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協定？這也是本次APEC會議所要重點探討的問題。

　　記者：如何理解“共建面向未來的亞太夥伴關係”這一會議主題？中國將在未來的亞太夥伴關係中扮演何種角色？

　　張建平：目前亞太地區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主要經濟體特別是發展中經濟體面臨著如何抓住發展機遇、如何推進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邁向綠色且可持續發展方向的艱巨任務。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不斷加深的背景下，共建面向未來的亞太夥伴關係，意味著所有亞太經濟體將攜手合作，加強多領域協商溝通，以低碳綠色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為重要推動力，以構築全球供應鏈為重要方式，以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和亞太自貿區作為重要平臺，使所有經濟體能夠抓住亞太發展的歷史性機遇，優勢互補，走向共同繁榮與發展，成為亞太合作更加緊密的合作夥伴。

　　在此過程中，中國將扮演更加主動、更加包容和更加建設性的角色。本屆APEC峰會中國提出了包括開展亞太自貿區研究等50多項倡議，中國對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部分成員來自APEC，中國目前尚未加入）採取了包容和樂觀其成的態度，中國將以中高速經濟增長和全球最大消費市場之一，為亞太增長充當火車頭作用；中國也將以“一帶一路”建設為亞太夥伴關係增添新的合作平臺與合作路徑。

　　馮維江：這一主題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首先是“共建”，這體現了APEC的亞太大家庭精神和命運共同體意識。APEC的事業是所有成員的共同事業，各成員在共用利益、共禦風險的同時，還要共擔責任。

　　共用利益是指各方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兼顧他人合理關切，在謀求自身發展中促進共同發展。共禦風險是指應集本地區發達成員和發展中成員之合力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國際治理機制碎片化等挑戰。共擔責任意味著無論是“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經濟創新發展、改革與增長”，還是“加強全方位基礎設施與互聯互通建設”，都需要APEC成員群策群力、共同投入。

　　其次，“面向未來”意味著本屆會議肩負繼往開來的歷史使命。APEC成立以來，踐行以茂物目標（1994年印尼茂物召開的APEC會議上提出，發達成員在2010年前、發展中成員在2020年前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為核心的各類願景，首倡構建亞太自貿區的宏偉目標，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由於缺乏約束性等原因，茂物目標難以如期實現。加之其他國際經濟合作機制不斷涌現，APEC的本身的地位有所弱化。

　　本屆會議提出“面向未來”，一個方面是要肯定和堅持推進本地區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最終實現亞太自貿區的宏大願景；另一方面也是要為理想與現實之間搭設橋梁，提出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務實合作的具體措施，拿出與長遠理想相容、同時具備近期可操作性的方案。

　　中國是本地區的發展中大國，一方面要為發展中成員爭取利益，將APEC合作的議題更多導向發展或增長方面，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發揮大國作用。亞太夥伴關係強調平等包容，需要各方共擔責任，但這並不意味著各方均等承擔責任，而是應當根據各成員實際情況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中國應樂於分享經濟發展的經驗，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領域發揮比較優勢，在規劃設計、標準制定、資金動員、技術支援等方面扮演更積極角色。

　　李向陽：APEC成員在金融危機之後面臨的一個共同難題，就是經濟增速普遍放慢，尤其是對這個地區的新興經濟體來説，它們面臨的一個共同難題就是所謂“高速增長階段的終結”。解決這些國家面臨的問題是對內需要進行改革，對外需要開放，對大國而言尤其如此，包括中國、印度等在內的國家。

　　APEC這麼多年來對加強成員之間的開放合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這還遠遠不夠。

　　美國曾經提出建立亞太共同體的主張，現在演變為TPP，這就有可能出現新的難題，即在APEC中分為TPP成員和非TPP成員，APEC運作機制因此面臨一些挑戰。為應對目前亞太地區經濟增速的普遍放緩，成員國需要利用APEC這個平臺，在加強合作方面更上一層樓。這是“共建面向未來的新興夥伴關係”的大背景。

　　記者：近年來亞太經合組織地區各種類型的自由貿易安排大量産生，並遵循不同的規則和標準，這對亞太地區的自由貿易帶來哪些影響？今年的APEC會議也將加快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議題下的重點推動工作，請問FTAAP的設立有何意義？

　　張建平：各種類型的自由貿易安排大量産生，總體上對推動區域內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進程發揮了積極作用，有關經濟體也能夠分享到貿易創造和投資創造所帶來的經濟增長與收益。但負面的影響是“義大利麵條碗效應”，即由於區域合作碎片化，導致有關經濟體的原産地規則和通關程式日趨複雜化，企業面臨的規則體系日趨複雜化，交易成本上升。

　　FTAAP設立的意義，首先是將消除這種碎片化效應，其次有助於亞太經濟體在更大範圍的合作平臺上優化資源配置和開展合作，有助於亞太在全球競爭力的提升。

　　FTAAP也將包容區域內所有的雙邊、三邊和巨型FTA（自由貿易協定），特別是TPP和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即由東盟十國發起，邀請中國、日本、南韓、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共同參加的“10+6”模式），使所有亞太經濟體融入到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成為亞太合作的建設性夥伴之一。

　　未來FTAAP的規則將趨於規範，標准將逐步提升，既照顧到發達經濟體的高標準要求，同時也兼顧發展中經濟體的現實條件。

　　馮維江：各種類型的自由貿易安排大量産生，反映出地區成員對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具有極大的需求。但在更廣範圍、多邊層面解決貿易投資自由化則面臨高昂的協調成本，因此只能尋求小多邊或雙邊層面的有限解決，這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次優選擇。

　　不過，這在客觀上造成了地區經貿規則網路的碎片化，不同規則和標準相互重疊，消耗了地區成員大量的談判資源，結果卻呈現出“義大利面碗效應”，增加了廠商利用這些協議的成本。對單個國家來説，如果不參與小範圍的自貿安排，就可能被其他參與這些安排的國家邊緣化；但宏觀來看，各國都參加小範圍的自貿安排，卻可能造成事與願違的後果，貿易投資效率不升反降。

　　加快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可以打破亞太地區成員陷入碎片化複雜自貿安排談判的“囚徒困境”，降低區域內貿易成本，提升區域內資源配置效率，更好實現得自貿易的收益。

　　當前區域內主要有美國主導的包含更高勞工及環保條件、智慧財産權保護、國企規則等高標準的TPP談判，以及東盟發起邀請中國、日本、南韓、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共同參加的低準入門檻的RCEP談判。

　　從長遠來看，高標準是自貿協定走向“深度一體化”的趨勢，但從實現途徑來看，東盟歷來倡導的關注成員“舒適度”、循序漸進的方式，更符合區域合作由淺入深推進的發展規律。未來FTAAP的標準可能是基於上述兩大談判成果來建立的。

　　在差異中實現一體化

　　亞太地區中，既存在著日本、澳大利亞這樣的發達國家，也存在著東南亞地區等一些發展中國家，各國之間經濟發展的差異性較大。在差異化背景下談及“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似乎是一個悖論。不過，經濟全球化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已成不可逆的趨勢；與此同時，經濟一體化也有助於縮小各國差異。如此看來，差異性與區域經濟一體化也並非矛盾。

　　記者：如何理解“區域經濟一體化”？如何在差異化中推動區域經濟的一體化？

　　李向陽：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一方面APEC成員方目前面臨經濟增速放緩這一共同的難題，需要建立包含所以成員在內的更為廣泛的合作；但另一方面，亞太地區的差異性是客觀存在的，且短期內難以消除。

　　差異性和合作歷來是理論上的難題，差異性過大可能導致合作啟動難度加大，但從區域經濟合作理論來説，開展區域合作本身能縮小成員內部的差異。

　　從歐盟的發展歷程中可以看到，原來南歐國家與北歐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水準差距較大，但在歐盟區域一體化機制下，成員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水準差距在逐漸縮小。

　　除去經濟發展水準的差距逐漸縮小之外，區域一體化還有助於解決成員國之間的非經濟領域矛盾和衝突，比如原來法德之間的敵對關係在戰後歐共體框架下和解，最終結成盟友關係。

　　張建平：發達經濟體要深刻認識到發展與合作的艱巨性、挑戰性和階段性。許多發展中經濟體不可能在一夜之間適應發達國家提出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的高標準和嚴要求。拔苗助長將會導致區域發展與區域合作夭折。

　　APEC作為非約束性的國際經濟合作平臺，應當本著務實態度，腳踏實地、逐步推進區域合作進程和實施各經濟體都能認可與接受的合作安排，特別是那些有約束性的機制性安排，如TPP。

　　區域經濟一體化可以有機制性的貿易協定安排和投資協定安排，也可以有非機制性的多種靈活安排，在這方面，“一帶一路”建設為有關亞太經濟體提供了新的合作機遇和合作方式。在差異化中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需要把機制性合作與非機制性合作緊密結合起來，以區域內的多種開發性金融渠道（包括世行、亞行、亞投行等）支援互聯互通建設，推動各經濟體融入到全球供應鏈和區域生産網路中來，以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提升合作與發展水準，這樣才能逐步縮小發展差距，共建未來。

　　馮維江：歐洲一體化的基本經驗是用趨同的經濟指標、宏觀政策、技術標準來充分挖掘成員國的競爭潛力，實現效率的提升，這是一種“競爭導向的一體化”。但亞太地區有自身的特點，多樣性和差異性是亞太合作的客觀前提。實踐中，從日本領頭的“飛雁模式”到中國為中心的亞洲生産網路，都注重根據區域主體自身的文明特點、發展特徵、資源與制度稟賦的優勢來形成發展的合力，達成一種“合作導向的一體化”。

　　澳大利亞擁有豐富的資源，日本在技術和投資方面擁有優勢，中國有龐大齊備的製造業生産體系，東南亞一些國家擁有“人口紅利”，有望按照不同主體的責任、互補的功能和稟賦所建立富有亞太特色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新模式。

　　“兩個輪子”推動經濟增長

　　本次APEC會議首次提出促進經濟的創新、改革和增長，這也適應了亞太地區經濟增速普遍放緩的背景下，各國需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的需求。

　　記者：經濟的創新、改革與增長三者是何種關係？亞太經合組織的各國家應如何共同推動創新與改革？中國的經濟發展在此之中需做哪些創新與改革？

　　李向陽：APEC成員方都面臨著共同的挑戰，就是金融危機後的經濟增速放緩，其中，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進入中低速階段，而新興經濟體則面臨著經濟高速增長終結的局面，因此，各國都需要找到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這種動力來自於“兩個輪子”，一個是創新，另一個就是改革。對於改革而言，不論是印度新一屆政府、中國政府、還有剛剛完成大選的印尼新政府等等，各國都在緊鑼密鼓地開展改革。雖然改革的重點在各個國家都不一樣，但改革是各個國家共同的出路，沒有改革，各個國家想擺脫經濟發展中積累的長期性矛盾是很困難的。

　　第二個輪子是創新，因為要想進入到新一輪的增長週期，沒有創新是做不到的。而創新與合作之間也有內在關係，即如果能加強區域間的合作，生産要素的流動更為自由便利，這其中就包括資本、人才、技術、管理等方面的流動，將有助於促進創新的進程。

　　馮維江：改革是創新的基礎和前提，創新是實現增長的源泉，增長的結果反過來又進一步提升改革的合法性。APEC成員可以通過APEC的機制，制度化地通報本國改革與創新的實踐，一方面可以分享改革創新實現增長的經驗，另一方面也能形成一種“同儕壓力”來克服國內利益集團的阻撓，推動各自的國內改革與創新。

　　中國的改革與創新可分為三個層面：一是微觀經濟主體層面與技術、經濟結構升級等有關的創新，包括引進或自主研發新技術，把原來沉積在高能耗、高排放等落後或過剩産業中的生産要素，轉變為新興、戰略性行業中的生産要素等等。

　　二是經濟或宏觀調控政策方面的創新。以往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總量調節，對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缺乏精細化的引導。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採取了定向減稅、定向降準等財稅金融措施，以及微刺激、滴灌、盤活存量、區間管理等創新性的政策方式，這種方向應該堅持。

　　三是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與創新。體制可以理解為出臺政策所需要遵循的基本理念與規則的總和。政策或易於調整，體制則難於變遷。中國建設上海自貿區，摒棄了以往製造政策洼地的做法，而是積極探索如何建設改革高地，就是想主動開展壓力測試，看看在“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競爭中立”等何種強度的體制性衝擊之下，中國經濟能夠蝶變高飛而非一蹶不振。

　　 推廣PPP模式的障礙

　　本屆APEC財長會議把促進基礎設施投融資合作作為一個重點領域，並積極推廣PPP模式（即公私伙伴關係，是指公共部門為提供某種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務，以特許經營權協議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一種長期合作關係），以及簽署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簡稱亞投行）諒解備忘錄。未來，亞太地區將在AIIB機制下加快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各成員方互聯互通。

　　記者：基礎設施投融資引入PPP模式有哪些優勢？在目前亞太經濟發展背景下又存在哪些障礙有待掃清？AIIB建立之後，各國在出資額和日常管理方面預計會有何種安排，其運作機制是否會類似于金磚銀行？中國在亞投行將發揮何種作用？

　　馮維江：基礎設施投融資需要資金規模大、投資週期長，具備一定的公共産品的屬性，全然由私人部門來投資，容易導致投資不足；全然由政府來投資，又容易造成財政負擔過重、效率低下、滋生腐敗等問題。

　　PPP模式以特許權協議為基礎，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形成一種夥伴式的合作關係，有望實現政府財政負擔減輕、社會主體投資風險減小的雙贏。

　　目前實行PPP模式主要有投資標準、地緣政治等兩個方面的障礙。以往的投資標準大都遵循“華盛頓共識”的風險評價準則，即一國如果不符合利率、匯率、資本準入的自由化，以及沒有嚴格的私有化及産權保護，向這些國家投資的風險是很大的。按此標準，亞太地區許多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許多項目都不符合投融資要求。

　　但事實上，其中不少項目所在國家政府有良好的信守承諾的記錄、有長期維護社會穩定的執政能力，項目投資能夠取得良好回報。因此，需要一套更適合於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風險評估準則，來從發達國家不願投資的市場中，尋找合適的基礎設施等投資項目。目前還沒有這樣的成熟的規則，而美國為了維護自身地緣影響力，對中國積極推動區域合作的努力也持懷疑態度。

　　AIIB建立後，中國作為最大的出資國，在日常管理方面可能也會做出更多的貢獻，這與金磚銀行各方同等出資、同等享有投票權的機制有所不同。由於AIIB成員比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成員多得多，如果同樣採取協商一致的原則來決策，效率會非常低下，達不到快速調集資源彌補亞洲基礎設施投資不足的目的。中國在AIIB的重大決策中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李向陽：引入私人、企業方參與投資是保障基礎設施投融資可持續性的基本條件，但另一方面這種模式又離不開政府。因為政府層面可以為基礎設施建設提供相應的支援。長期以來，亞太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缺口非常大，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基礎設施老化現象也很嚴重，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基礎設施落後一直是困擾經濟增長的重要瓶頸，因此，各國政府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合作有待加強。

　　基礎設施建設的可持續性合作與本次APEC峰會所倡導的“互聯互通”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因為互聯互通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加強成員方之間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合作。此外，互聯互通也會促進貿易投資一體化的進程。

　　目前在AIIB的機制下實行PPP模式主要的障礙是，雖然中國所倡導的AIIB得到了許多國家、地區的支援和參與，但目前還有一些APEC成員方未參與其中，因為擔憂新興融資機構的出現會對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傳統融資機構，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等形成挑戰和衝擊。所以如何在APEC內部形成共識，即AIIB只是對原有融資機制的補充，而非競爭和替代關係，這是需要APEC各成員方努力的方向。

　　中國在AIIB建設方面既是倡導者，也是最大的出資方。中國的經濟規模越來越大，有著鉅額的外匯儲備，國內的儲蓄率也很高，這恰恰能與其他國家形成互補。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中國在AIIB的建設中將發揮既有必要、又有能力的主要推動者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