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慶經濟發展中，一些數據尤其值得揣摩：過去幾年，全國鋼鐵産量從1億噸躍升到10億噸，重慶始終是600萬噸；過去8年，全國煤炭産量從20億噸上升到50億噸，重慶一直維持在4000萬噸；全國火爆、近來頻頻引發事端的P2P信貸，重慶的態度是“基本不碰”；重慶市每年房地産投資不超過全市固定資産投資的25%，地産業處於健康狀態。

　　2016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過去兩年，在中國各地經濟增長普遍遭遇困難的局勢下，重慶連續兩年GDP增速領跑全國，而國家主席習近平開年第一調研選擇重慶，反映其發展方式有研究借鑒的意義，重慶扮演著重要的樣本示範角色。

　　重慶的經濟數據讓人印象深刻。2011-2014年，重慶地區生産總值增速始終保持兩位數增長，年均增速達到13.3%，高於全國同期增速5.3個百分點。從全國排位來看，2011-2014年重慶經濟增速始終保持在前三位，2011年和2014年增速位居全國第一。2015年前三季度，重慶GDP同比增長11.0%，繼續保持全國第一，並有望全年繼續領跑。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研究員袁鋼明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的五大任務，重慶是一個典型的對照樣本。並且，重慶既是‘一帶一路’的節點城市，又是西部大開發的核心城市，如今的重慶逐步打通陸路、水路、空運等多方通道，迅速發展成為國際化城市，未來它將在長江經濟帶建設中發揮引領作用。我想，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總書記將2016年考察的第一站選擇在重慶。”

　　在重慶經濟發展中，一些數據尤其值得揣摩：2014年，重慶市工業總産值2萬億元，電子資訊和汽車各佔5000億元，都分別增長了20%；汽車産業方面，重慶市集聚了國內外10個品牌商，同時形成了1000家零部件配套企業，電子資訊産業方面，重慶集聚了10多個品牌商和代工商，零部件企業有860多家。

　　而另一些數據是，這些年，全國鋼鐵産量從1億噸躍升到10億噸，重慶始終是600萬噸；過去8年，全國煤炭産量從20億噸上升到50億噸，重慶一直維持在4000萬噸；全國火爆、近來頻頻引發事端的P2P信貸，重慶的態度是“基本不碰”。

　　仔細分析這些重慶經濟發展數據發現，不僅與中央“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五大發展理念緊密契合，也是重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探索。

　　創新：新興産業發展

　　1月4日下午，習近平到重慶京東方光電科技有限公司考察，觀看柔性屏、超高清顯示屏等産品演示。他甚至用放大鏡貼著玻璃面板觀看裏面的電話。他在現場強調，一定要牢牢地把創新掌握在手裏，把創新搞上去。

　　“為什麼選擇重慶？”重慶市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田豐倫説，“這是對重慶發展的一個肯定。近幾年，重慶的GDP增速都排在全國前列，並且這是有品質有技術含量的GDP。”

　　近年來，重慶筆記型電腦産業為代表的電子資訊産業加工貿易成為經濟支柱之一。在西永綜保區，惠普、富士康等一批IT巨頭相繼進駐，撬動重慶進出口總額連年增長。與此同時，其他新興産業發展也迅猛，如物聯網産業，海康威視重慶基地項目將開工，加快智慧汽車與智慧交通應用示範等項目建設。機器人及智慧裝備産業以及新能源汽車等方面取得迅猛發展。

　　重慶市經信委的數據顯示，2015年，重慶市十大戰略性新興産業快速起跑，實現産值1664億元，對工業産值增長貢獻率達30%。重慶都市功能核心區高端要素加快集聚，並推進各功能區域發展差異化、資源利用最優化，形成協調聯動發展的良性局面。創新、協調成為經濟發展的最突出特徵。

　　2014年上半年重慶市委、市政府就開始研究部署戰略性新興産業的發展。2014年7月，市委、市政府召開全市大會，提出發展十大戰略性新興産業，既借鑒了美國先進製造夥伴計劃、德國工業4.0，又參考了國家謀劃制定的《中國製造2025》，包括積體電路、液晶面板等電子核心部件，物聯網，機器人及智慧裝備，石墨烯及奈米新材料，軌道、通用航空等高端交通裝備，新能源及智慧汽車，綜合化工、頁巖氣、生物醫藥、環保産業等。

　　“站在向未來5年前進的起跑線上，中央指明瞭求發展、要動力的手段，那就是創新。” 重慶市綜合經濟研究院院長易小光指出，十二五期間，推進統籌城鄉發展改革；推動國有資産重組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行動計劃；佈局十大戰略性新興産業……正是這一系列的改革創新，為重慶的持續穩定發展注入了不竭動力。

　　致力於營造良好的創新創業生態，重慶先後出臺了《重慶市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行動計劃(2015—2020年)》《促進科技成果轉化股權和分紅激勵實施辦法》《發展眾創空間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實施意見》等政策，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去年9月21日，重慶向社會公佈了《關於取消和下放一批市級行政權力事項的決定》，繼續取消63項、下放670項市級行政權力，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此前，重慶已取消下放516項行政審批事項。

　　2014年，重慶還在已有的一系列扶持小微企業發展措施的基礎上，出臺了《重慶市完善小微企業扶持機制專項方案》，制定了降低門檻、打造眾創空間、實行財稅優惠、提供科技支撐等16項扶持措施。去年前三季度，重慶新設立中小微企業8.7萬戶，比上年同期多增1.8萬戶，中小微企業累計達56萬戶。

　　“只要你敢來，我們這裡就有10+N億元專項資金扶持你。”這是北部新區向創業者發出的徵集令。北部新區科技創新局局長楊春林説，“大多數創業者不缺點子和創意，但缺資金。”為此，北部新區管委會出資設立了10億元“兩江科技創新專項資金”，並形成N只股權投資基金扶持企業。

　　開放：內暢外聯

　　立體開放

　　果園港和“渝新歐”鐵路是重慶對外開放的標誌。2015年6月，果園港進港鐵路專用線全面開通，實現“渝新歐”國際鐵路與長江黃金水道無縫連接，形成東接太平洋、西連大西洋的國際航運樞紐。2015年11月7日，中新第三個政府間合作項目——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啟動，為重慶的開放發展又增加了一個強大引擎。

　　“不沿邊、不靠海”曾經是重慶長期以來的短板。而今，這個形容詞變成了“承東啟西、牽引南北、通達江海”。從地理版圖上看，重慶正處在絲綢之路經濟帶、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與長江經濟帶“Y”字形大通道的聯結點上，大有可為！

　　重慶市長黃奇帆稱，“一帶一路”涵蓋了亞洲和中東歐等國家地區，長江經濟帶覆蓋了中國11個省區市，二者天然連接，構成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整體格局，重慶在連接長江經濟帶和“一帶一路”戰略過程中，港口是重中之重。利用跨國鐵路和港口，5至10年期間拉平東西部在對外開放方面的差距。

　　袁鋼明説：“長江經濟帶的提出，把一個地域很廣大的區域，通過長江水道連接起來了，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範圍的區域經濟模式。這個戰略把東西部發展都貫通起來了，非常奇妙，也非常成功。我認為，通過長江水道、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和空運，將整個區域連成一體。在未來，它必將異軍突起。”

　　2015年4月，重慶兩路寸灘保稅港區貿易功能區順利通過了海關總署、財政部、國稅總局等三部門的聯合驗收，正式啟動運作。該港區是我國內陸首個保稅港區，擁有“水港+空港”的一區雙核優勢。

　　“這意味著重慶在內陸率先擁有了統籌外貿和內貿兩個市場、整合國際國內兩種資源的開放平臺。”重慶保稅港區副總經理黃曲説，保稅港區正在著力開展保稅加工、保稅物流和保稅商品展示，並建設了跨境電子商務平臺。2014年，保稅港區實現外貿進出口總額391.27億美元，佔重慶全市的41%。

　　事實上，保稅港區僅僅是重慶對外開放的功能平臺之一。如今，重慶的江北機場、寸灘港、團結村鐵路站已經實現了交通樞紐、口岸、保稅區3種功能的“三合一”，這在我國內陸城市中絕無僅有。

　　在重慶加大對外開放的實踐中，不得不提的還有“渝新歐”國際鐵路。這條始發于重慶、連通著西部各省區與中亞和歐洲的國際貿易大通道，不僅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重要支撐，更是重慶乃至內陸地區向西開放的引擎。

　　重慶市綜合經濟研究院院長易小光説，渝新歐這條大通道像一條大動脈，正在將重慶的心跳傳向中亞、西亞、歐洲，及沿線各地。此外，聚合樞紐、口岸、保稅區功能的水、鐵、空三個“三合一”開放平臺相繼投運，口岸經濟快速興起，讓重慶更加深度融入全球分工，成為對接“一帶一路”的突破口。

　　據重慶市經信委的數據顯示，重慶工業對外開放水準有大幅提升。2015年，重慶外資及港澳臺工業企業總産值佔比達25%，同比增加6個百分點。“十二五”期間，重慶工業實際利用外資每年均超40億美元；機電産品外貿總額590億美元，翻了三番，佔當地外貿總額近八成。渝新歐鐵路累計開行490班列車，開行時間縮短至13天，運作成本比開行之初降低近一半。

　　就像習近平主席在調研中強調，“一帶一路”建設為重慶提供了“走出去”的更大平臺，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為重慶提供了更好融入中部和東部的重要載體，重慶發展潛力巨大、前景光明。

　　協調：五大功能區域佈局

　　重慶五大功能區域戰略部署，是對協調發展最好的詮釋。重慶市功能區域劃分和行政體制改革工作，綜合考慮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重慶將劃分為都市功能核心區、都市功能拓展區、城市發展新區、渝東北生態涵養發展區、渝東南生態保護髮展區五個功能區域。

　　“實施五大功能區域發展戰略，除了與中央‘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五大發展理念緊密契合，同時也是重慶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探索。”重慶市綜合經濟研究院院長易小光稱，五大功能區域發展戰略是生産力在區域空間的重新配置，通過“産業跟著功能走，人口跟著産業走”，更有效利用要素資源，實現結構優化，從而推動各功能區域差異發展、特色發展、聯動發展，增有效供給、去無效供給。從目前情況看，效果已經開始顯現。

　　根據重慶市發改委的數據顯示，都市功能核心區高端要素加快集聚，第三産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到81.9%；都市功能拓展區先進製造業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增加值佔全市60%；城市發展新區工業化城鎮化主戰場地位進一步凸顯，GDP增速領跑全市，工業投資佔全市60.8%；渝東北生態涵養發展區、渝東南生態保護髮展區突出“面上保護、點上開發”，生態功能不斷恢復和加強，生態農業、特色旅遊等持續發力。各功能區域差異發展、特色發展、協調發展、聯動發展成效明顯，區域結構不斷優化。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近兩年全球信貸擴張的背景下，很好地發展了重慶的金融業。加之一些PPP(公私合作模式)的思路讓經濟有了不少活力，金融業在重慶GDP方面能夠帶來乘數效應。

　　以江北區和渝中區為例，兩年多來，江北區新集聚了48家全國和區域性金融總部，目前金融機構達355家、佔全市總量的約30%，金融資産突破1萬億元、佔全市總量的約1/3；渝中區聚集了近400家金融機構、18家跨境電子商務企業、205個國際知名品牌和全市2/3以上知名商務服務機構。

　　數據顯示，2015年前三季度，都市功能核心區第三産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0.3%；中央商務區開發建設初具規模，已集聚金融、商貿、商務等現代總部服務企業350多家。

　　此外，扶持産業由“補”改“投”，是重慶的重要成果之一。2014年以來，重慶市確定了133項改革任務，並以25項重點改革專項為突破口，全面推進經濟社會各方面改革。

　　距重慶主城區100多公里的榮昌區榮隆鎮，本是個農業小鎮。然而，這幾年來參觀考察“工業園”的人卻特別多。帶來這場變化的，是重慶首個以PPP模式開發的工業園區——榮隆台灣工業園。

　　2012年9月，榮隆採取PPP模式，引進民營企業重慶東恩工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作為園區投資業主建設園區，探索創建了“政府引導、民企投資、政企合作、互利多贏”的園區運作新模式。

　　2014年，重慶在全國率先出臺《PPP投融資模式改革實施方案》，當年成功簽約實施1300億元、13個PPP合作項目。按計劃，從2015年到2020年的6年期間，重慶將平均每年推出1300億元的PPP項目。

　　重慶市市長黃奇帆説：“我們認為，改革的過程就是不斷解決問題的過程，既要善於從全局和基本面上理脈絡、找根源，又要抓住關鍵環節、講究方式方法，于法有據，確保改革取得實效。”

　　與此同時，重慶近年來還實施了農村産權抵押融資、“地票”交易、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集體資産量化確權等多項改革，為優化資源配置提供了制度通道。其中，僅農村産權抵押融資和“地票”制度改革，就撬動了上千億元工商資本反哺“三農”。

　　共用：地票制度更加惠民

　　共用發展是凝聚人心謀求和諧的要訣。共用發展需要協調縮小區域、城鄉、各個群體之間的差距，進一步實現基本權益平等化、公共服務均等化、收入均衡化，解決了這些問題，人們的認同感就會大大增強。

　　易小光表示，對重慶而言，近年來大力推行的25件民生實事、24項扶持就業創業政策、16項措施扶持小微企業發展等件件是“幹貨”，就是要給所有人發展空間和機會，讓群眾共用幸福紅利。

　　“共用”經濟更加體現出習近平對重慶發展的深切盼望。習近平在調研重慶市時強調，在整個發展過程中，都要注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廣大人民群眾，做好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全面提高公共服務共建能力和共用水準，滿足老百姓多樣化的民生需求，使人民群眾在共建共用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

　　易小光強調，共用必須在發展的基礎上實現。十三五期間，重慶要緊抓“四化同步”做大經濟總量，在發展的過程中，繼續採取一系列改革舉措，提供普惠性的公共服務、幫助貧困人口儘快脫貧、促進廣泛就業、縮小貧困差距，這既是對民眾迫切呼籲的回應，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直接、具體、實際的指標。

　　説起重慶民生實事的政策，必須要説地票制，重慶市已經試行了8年。2015年12月25日，《重慶市地票管理辦法》正式出爐，並於2016年1月1日正式實施。而在此之前，重慶的8年地票制試驗已經取得了不少成績。

　　數據顯示，8年間，重慶地票已交易17萬畝，交易總額340億元。在收益分配方面，宅基地復墾産生的地票凈收益按85:15比例分別直撥農戶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而農戶獲得的收益，通過地票交易一戶大概收入10萬元。據悉，重慶市制定並公佈了地票交易最低保護價格，2008年的起拍價為4萬元／畝，2010年地票交易保護價提升為13.6萬元／畝，2011年8月以後，最低交易保護價調整為17.8萬元／畝。

　　據悉，通過地票交易，重慶地區農戶普遍能獲得10萬元左右的凈收益。同時，農戶進城後的工作生活也能得到保障。重慶的地票制度不僅僅讓農民生活得到保障，同時，也是資源優化配置的案例，供給側改革的重要例證。

　　黃奇帆稱，“有了地票以後，我們現在建飛機場、學校、高速公路、醫院這些基礎設施、公共設施，用國家的指標，搞房地産就買地票，由市場來支援這件事。這是一個資源優化配置的案例，重慶絕對有把握地説，雖然城市化會帶來城市建設用地的增加，但通過地票的推出，到2020年，重慶3400萬畝耕地一畝都不減少，還能增加100多萬畝。”

　　綠色：再生産

　　實現在綠色保護中

　　中國之“美”，重在發展之“綠”。建設資源節約與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推動建立綠色低碳迴圈發展産業體系……，更多彰顯的是發展理念和方式的根本轉變。地處三峽庫區腹心地帶，作為長江流域重要生態屏障和全國水資源戰略儲備庫的重慶如何“綠”起來？

　　2015年12月29日，武隆縣憑藉“生態旅遊可持續發展實踐”榮獲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城市範例獎”。不僅如此，武隆還擁有世界自然遺産、國家5A級景區、全國首批國家級旅遊度假區等多個榮譽。這種因保護環境，換來大自然“綠色”回報的情況，在渝東南生態保護髮展區比比皆是。

　　易小光説，綠色發展的路徑怎麼走，重慶已提出明確的發展方向：根據區域功能定位，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主導産業和特色産業。如渝東北、渝東南地區要推動大旅遊經濟的發展，進行産業融合，四化同步，協同起來發展綠色、生態、開放型經濟。

　　易小光舉例説，比如集中力量發展小規模高附加值的生態産業，圍繞農副産品做衍生商品的開發，增加其價值。無論是生態涵養發展區還是生態保護髮展區，都有綠色資源的再生産過程，將資源商品化、市場化，甚至資本化的過程，不僅可以實現在保護中發展，而且會發展得更好。

　　當然重慶的綠色發展也包括經濟的輕裝上陣，如在化解房地産庫存中，“25%理論”已廣為人知。該理論要求重慶市每年房地産投資不能超過全市固定資産投資的25%。對此，黃奇帆解釋説：“固定資産投資超過25%一定供過於求，低於25%又供應不足，不適應城市化。如果一個地方基礎設施投資中，房地産佔了百分之七八十，長遠看沒後勁。”

　　投資一向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限定性投資不僅體現了供給側改革和繼續擴大總需求之間的再平衡，穩定的房地産市場也為重慶産業集群發展提供了基礎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