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開十八屆五中全會。這肯定是一次舉世矚目的會議。因為，這次會議將研究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

　　“十三五”規劃，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關鍵時期的關鍵規劃。它是中華民族向著“第一個百年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力衝刺、奪取勝利的規劃；它是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後，向“第二個百年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進軍——夯實基礎、順利銜接的規劃。

　　對這一具有里程碑意義劃時代的規劃，執政黨寄望之重，人民殷盼之切，自不待言。實際上，“十三五”規劃的大框架已“若隱若現”。《瞭望》新聞週刊梳理了中央領導同志對制定“十三五”規劃一系列調研時的講話，採訪了參與“十三五”規劃研究的專家和相關權威人士，歸納出十六個視角，以期全景展現未來五年衝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圖指向。

　　把準一個重要目標：

　　2020年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黨確定的‘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十三五’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十三五’規劃必須緊緊圍繞實現這個奮鬥目標來制定。”“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7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有關制定“十三五”規劃建議問題時，作出上述表述。

　　距離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的時間節點，只有5年時間。這意味著，“十三五”期間，就是衝刺收官階段。

　　“這是至關重要的5年。”“十三五”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説，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標誌著我國走向“全面現代化”的時代。

　　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十八大之後，新一屆黨中央面對發展進入新階段、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大變局，緊握歷史接力棒，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深層次難題，以全面依法治國確保現代化建設有序進行，以全面從嚴治黨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群眾基礎，帶領人民朝著既定目標方向邁出了新的堅實步伐。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介紹，“十二五”規劃有24個主要指標，絕大多數達到了預期進度的要求。同時，對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差距依然明顯，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各個領域，都存在不少“短板”。“其中非常突出的一點，就是農村總體發展滯後的局面依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貧困人口仍超過7000萬。”

　　在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韓保江看來，“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將是‘十三五’期間最直接、最艱巨、最根本的硬任務。”

　　他説，所謂“最直接”，就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不可能再推給下一個五年規劃。無論遇到什麼困難和挑戰，都得直接面對，直接解決。

　　所謂“最艱巨”，就是在時間有限，特別是許多來自外部的挑戰和影響不能為我所控的前提下，要讓幾千萬貧困人口脫貧，讓經濟增長不失速，讓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這“六大建設”協同發展，讓每一個農村、每個區域發展不掉隊，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任務很艱巨。

　　所謂“最根本”，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本質就是改革與發展，唯有改革與發展，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面臨的所有矛盾和問題的根本方法。

　　毫無疑問，“十三五”期間，我國發展的環境、條件、任務、要求等都會發生新的變化。要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明大勢、看大局極為重要。

　　習近平總書記5月下旬在浙江考察期間特別強調指出，“十三五”時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非常重要的時期，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明大勢、看大局，深刻把握國際國內發展基本走勢，把我們所處的國內外發展環境和條件分析透，把我們前進的方向和目標理清楚，把我們面臨的機遇和挑戰搞明白，堅持立足優勢、趨利避害、積極作為，系統謀劃好“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

　　把準一個重要判斷：

　　重要戰略機遇期

　　仍然存在

　　謀大事必須順應時勢。5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考察時指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世界經濟環境仍然比較複雜，機遇和挑戰相互交織，時和勢總體于我有利，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仍然存在。

　　他説，謀劃“十三五”時期發展，要清醒認識面臨的風險和挑戰，把難點和複雜性估計得更充分一些，把各種風險想得更深入一些，把各方面情況考慮得更週全一些，搞好統籌兼顧。

　　7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當前，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變，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我國發展既面臨大有作為的重大戰略機遇期，也面臨諸多矛盾相互疊加的嚴峻挑戰。

　　“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是2012年十八大報告作出的戰略判斷。”韓保江談到，“這些年來，我國之所以能保持經濟社會平穩較快發展，並成功應對重大自然災害和國際金融危機的挑戰，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我們抓住並用好了重要戰略機遇期。”

　　而近年來，國內外環境日趨複雜。就國內而言，正處在“三期疊加”特定階段，經濟進入新常態，調結構、轉方式、促創新任務仍然艱巨；從國際來看，正處在全球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不確定因素大增，同時，一些遏制中國、詆毀中國、唱衰中國的聲音交叉泛起。於是，一些人對我國發展是否還處在戰略機遇期産生了懷疑。

　　展望前程，到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年時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準的全面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改革發展任務光榮而艱巨。未來的五年，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能否延續，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兩個百年”目標能否順利實現。

　　歷史已多次證明，一個國家的發展與崛起，機遇至關重要，稍縱即逝。抓住了機遇，往往能成為發展的領跑者；錯失了機遇，則常常會成為時代的落伍者。

　　對此，決策層胸有成竹、態度明確。習近平總書記在華東7省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上明確指出，“時和勢總體于我有利，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仍然存在。”

　　儘管國際風雲變幻、國內難題交織，但“十三五”時期，依然屬於中國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這個重要的戰略判斷緣自對國內國外的整體判斷。

　　放眼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改變，合作與進步的世界潮流沒有改變，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進程沒有改變，世界發展需要中國的態勢沒有改變；文化多樣化、社會資訊化持續推進，國際合作不斷深入，國際格局加速調整，挑戰與機遇相互交織。

　　回望國內，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迴旋空間大的基本特質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

　　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環境的改變，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也在發生變化。針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全球發展態勢，尤其是“十三五”時期我國面臨的國際環境，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撰文作了如下分析：

　　“在本次危機前，我國的戰略機遇主要表現為海外市場擴張和國際資本流入，我國抓住機遇一舉成為全球製造中心；本次危機發生後，全球進入了總需求不足和去杠桿化的漫長過程，我國的戰略機遇則主要表現為國內市場對全球經濟復蘇的巨大拉動作用，和在發達國家呈現出的技術並購機會和基礎設施投資機會。”

　　國際形勢瞬息萬變，機遇稍縱即逝。我們必須清醒認識機遇、緊緊抓住機遇、用足用好機遇，為發展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時間。

　　把準一個重要歷史經驗：集中力量辦好

　　自己的事

　　“我們要準確把握戰略機遇期內涵的深刻變化，更加有效地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在改革開放以來打下的堅實基礎上，堅定信心，銳意進取，奮發有為，繼續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不斷開拓發展新境界。”7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這樣強調。

　　“繼續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一條十分重要的歷史經驗，也是做好“十三五”規劃各項工作的一個重要思想。

　　“作為一個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大國，中國的主要任務是首先把自己的事情辦好。這是中國對自己、對世界承擔的最大責任。對於中國來説，也只有解決好自身發展問題，才可能在世界上承擔更大責任。”

　　胡鞍鋼為其提出的上述觀點提出佐證分析，“2014年，中國GDP超過10萬億美元。在全球經濟衰退已持續7年的這一年，歐盟為全球經濟增長貢獻了2000億美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貢獻了3750億美元，而中國則為全球經濟增加了1.32萬億美元，超過美國近1萬億美元。”他説，“從這個意義上講，堅持‘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就是中國對世界發展的最大負責。”

　　劉鶴認為，應牢牢把握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重大變化，認真分析我國與大國經濟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所出現的巨大利益交集。“其中關鍵一點，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是我們應對外部巨大衝擊、實現我國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

　　他還提出，在我國正處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要借鑒歷史上大國崛起的經驗，警惕捲入不必要的國際事件，切實集中力量、重點突出，扎紮實實地辦好自己的事。“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出發，對一些需要集中力量辦好的事進一步務實研究，尤其需要增強全球視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韓保江則談到，尤為重要的就是緊緊扭住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不動搖。“我們自身越是發展，阻礙力量就越會變小，戰略機遇期就越會放大。”

　　把準一個總體方針：

　　“四個全面”和

　　“六大建設”

　　2014年年底，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調研期間，首次提出“四個全面”戰略發展佈局方向。自此至今，他在數十次公開講話中，闡釋或提到了“四個全面”。

　　7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關於制定“十三五”規劃建議問題時，習近平再次強調，“推動“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必須堅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佈局，堅持發展第一要務，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

　　權威專家認為，“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具有創造性，它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奮鬥目標、深化改革這一發展動力、依法治國這一重要保障、從嚴治黨這一政治保證有機聯繫、科學統籌起來，每一個方面都強調“全面”，並注入新的豐富內涵，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明確了新形勢下治國理政的總方略、總框架、總抓手。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統籌“四個全面”，“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是艱巨繁重的系統工程”。正因此，“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與作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至關重要的“十三五”規劃，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成為“十三五”規劃所必須堅持的發展佈局。

　　美國著名政經評論員羅伯特·庫恩説到，“四個全面”戰略構想為實現“中國夢”的首個目標制定清晰的行動綱領，“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習近平領導中國改進治國方法，(‘四個全面’)使之既具有全局性又切實可行。”

　　未來五年前景燦爛光明，未來五年征程充滿挑戰，未來五年任務相當艱巨。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陳雨露説，我國發展中還存在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教育、就業、醫療、住房、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社會治安、執法司法等領域還存在一些突出矛盾。“面對這些挑戰，‘十三五’規劃必須堅持‘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發展方向，統一于中國共産黨治國理政的偉大實踐，統一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

　　“這就要求必須把準“四個全面”的發展方向。”他認為，“十三五”規劃在加強頂層設計的同時，需要強化問題導向，抓住重大問題和關鍵問題研究思考，著力研究和解決“四個全面”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要尊重人民首創精神，激發全社會創造活力，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部署落實好總體規劃。

　　“四個全面”的發展佈局，最終要體現在“六大建設”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上。陳雨露認為，第一個百年戰略目標，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黨的建設等多方面。其中，經濟建設是中心，政治建設是保障，文化建設是靈魂，社會建設是條件，生態文明建設是基礎。

　　把準一個全新思維：

　　以發展理念轉變引領發展方式轉變

　　發展理念是發展行動的先導，是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的集中體現。“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的環境、條件、任務、要求等都發生了新的變化。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必須有新理念、新思路、新舉措。

　　“要認真總結經驗、深入分析問題，把發展理念梳理好、講清楚。”在7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以發展理念轉變引領發展方式轉變，以發展方式轉變推動發展品質和效益提升，為“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指好道、領好航。

　　此前的5月下旬，在浙江考察期間，他曾就發展理念問題談到，“協調發展、綠色發展既是理念又是舉措，務必政策到位、落實到位。要採取有力措施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城鄉協調發展，加快欠發達地區發展，積極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科學佈局生産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紮實推進生態環境保護，讓良好生態環境成為人民生活品質的增長點，成為展現我國良好形象的發力點。”

　　綠色發展無疑會成為“十三五”規劃的一個重要發展理念。在“十二五”的後半程，保持了多年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出現了顯著變化，經濟下行壓力增大，而同時長期積累的資源環境問題集中爆發。“十三五”時期，單憑規模驅動以及傳統的“依靠高污染、高消耗推動高增長”的經濟哲學，無疑需要退出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舞臺。

　　“綠色發展是中國應對當前所面臨的經濟下滑，走出這次經濟低谷的既迫切又現實的客觀需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説，“單靠大規模投資、搞各種大項目，並非解決當前後金融危機時期發展矛盾的根本辦法。新常態發展的現實，要特別注意通過綠色發展，培育綠色技術和新的綠色經濟增長點。”

　　“‘十三五’規劃，當務之急是需要進一步將綠色發展的戰略制度化，並將相關的一系列政策落到實處。”十一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賀鏗談到，以能源結構的調整為例，目前，在中國，傳統化石能源在能源結構中的比重仍高達90%左右，“新能源比重偏低的原因之一是新能源發展的成本偏高；原因之二是傳統化石能源的壟斷限制了新能源的發展。”

　　按照中國目前的計劃，即使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也只有15%左右，構成這15%的能源則包括水電、核電、風電、太陽能、生物質能及其他可再生能源。解決這一問題，一方面需要提高傳統化石資源能源價格和環境損害成本，另一方面則需要對節能環保産業給予更具實質意義的支援。

　　“‘十三五’規劃應該堅決執行綠色發展和協調發展的理念，著力推動‘一崗雙責’”。李佐軍認為，應當將生態文明建設作為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政績考核評價重要內容，加大資源消耗、環境保護等指標權重，對任期內環境品質明顯惡化的領導幹部實行責任追究，才能逐步建立起綠色發展的理念和機制。

　　進一步延伸，“要真正把加大生態效益、資源效益等方面考核權重的政策落到實處，將考核的指揮棒扭轉過來，才能引導各個主體真正關注踐行綠色低碳迴圈發展。”他説。

　　把準一個發展立足點：增進人民福祉、

　　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研究制定“十三五”規劃，要堅持“六個必須”。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7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的。而其中“第一個必須”就是，“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是發展的根本目的，必須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這個“出發點”、這個“落腳點”，一直是執政黨的核心執政理念，也是習近平總書記再三強調的和最為關心的。

　　此前5月下旬在浙江考察期間，習近平總書記針對“十三五”規劃指出，“要堅持經濟發展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全面解決好人民群眾關心的教育、就業、收入、社保、醫療衛生、食品安全等問題，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實在地惠及廣大人民群眾。”

　　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準，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目的。十八大以來，新一屆黨中央對此堅定不移。十八大報告確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核心內容之一就是實現城鄉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同時，十八大報告提出“兩個同步”(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産率提高同步)，提高“兩個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求“要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在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努力讓人民過上更好生活。”

　　十八屆三中全會更是把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寫入《決定》。

　　“十三五”期間，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我們的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準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著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因此，“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無疑會是“十三五”規劃遵循的一個主旨。

　　“人民群眾的這些期盼是合情合理的。”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主任嚴書翰認為，“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仍然面臨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戰，尤其是在“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實在地惠及廣大人民群眾”方面，還存在不少問題，有些方面離人民期盼還有較大差距。因此，他認為，“十三五”規劃一定要緊緊把住這個發展立足點：

　　一是堅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也就是説，發展是解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的基礎。雖然我們現在有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的有利條件，但仍然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進一步把“蛋糕”做大，為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和實現人民福祉奠定更加堅實的物質基礎。

　　二是依靠制度安排。解決好當前我國改革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關鍵在於制度安排。現階段存在的一些社會不公現象，大多是發展中的問題，我們只有在發展的基礎上，通過制度安排、法律規範、政策支援等來解決這些問題。因此，“十三五”在解決進一步把“蛋糕”做大問題的同時，要通過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實現社會公平的制度安排，進一步把“蛋糕”分好。

　　三是必須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強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鮮明指出了當前改革發展的根本價值取向：改革為了人民，改革必須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應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推進任何一項關係社會公平正義和人民福祉的改革措施和發展規劃，都要站在人民立場上把握和處理好這個出發點和落腳點，都要從人民根本利益出發謀劃發展思路、制定發展舉措。

　　“要著力保障民生建設資金投入，全力解決好人民群眾關心的教育、就業、收入、社保、醫療衛生、食品安全等問題，保障民生鏈正常運轉。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見面、對賬，來不得半點虛假，既要積極而為，又要量力而行，承諾了的就要兌現。”這是中央反覆強調的。

　　把準一個推進增長的主脈：中高速增長，中高端水準，發展實體經濟，培育優秀企業

　　“十三五”時期的發展任務中，經濟增長會被放在突出位置。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常修澤認為，這是與“十二五”規劃不同的一個核心要點，説明經濟增長會成為未來一段時間的一個重要問題。

　　“過去編制五年規劃時，最不需要考慮的經濟增速。”“十三五”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建説，現在卻成了“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討論的焦點問題之一，其原因就在於與過去相比，保持經濟平穩增長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5月下旬，在浙江考察聽取“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見和建議時，習近平總書記針對制定“十三五”規劃研究上需要突破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要深入研究保持經濟增長的舉措和辦法，著力解決制約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重大問題，挖掘增長潛力，培育發展動力，厚植發展優勢，拓展發展空間，推動經濟總量上臺階。”

　　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離不開經濟增長的物質保障。十八大提出2020年我國GDP翻一番的目標和每人平均收入翻一番的承諾，都要求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的增長。

　　目前，我國發展的國內外條件發生了深刻變化。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我國經濟正處於“三期疊加”的特定階段，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既要保持戰略定力，持之以恒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又要樹立危機應對和風險管控意識，及時發現和果斷處理可能發生的各類矛盾和風險。

　　會議特別強調，“必須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真正把功夫下在鞏固基礎、增強底氣上，把發展實體經濟和培育有核心競爭力的優秀企業作為制定和實施經濟政策的出發點。”

　　在新形勢下，既要深入研究保持經濟增長的舉措和辦法，推動經濟總量上臺階，又要從提升經濟增長品質和效益上下功夫，努力實現更可持續、更高品質的發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説，國內外條件發生變化的情況下，要全面適應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就必須加快轉變發展方式，從粗放、低水準數量擴張，轉向集約、品質效益型增長。

　　這實際上正是中央高層對未來增長的明確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圍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品質和效益為中心，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産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産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圍繞著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張立群認為，需要從三方面同時發力：

　　在需求結構方面，要著力擴大內需，調整內需外需關係、投資消費關係，重點是根據國內外發展環境變化調控需求總量及其結構，使總需求保持平穩較快增長，使消費、投資、出口等需求之間的關係及其自身結構更趨合理與優化，保持經濟平穩增長。

　　在産業結構方面，要鞏固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走出一條集約、高效、安全、持續的現代農業發展道路；要抓緊落實“中國製造2025”戰略，以資訊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為主線，強化工業基礎能力，提高工藝水準和産品品質，推進智慧製造、綠色製造；要以市場化、産業化、社會化、國際化為方向，加快發展生産性服務業，大力發展生活性服務業，營造有利於服務業發展的良好環境。

　　在創新驅動方面，要加快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要依靠體制機制完善所支援的內生性創新能力提高、創新風險化解和承受能力增強，來有力推動科技進步和勞動者素質提高。要強化科技同經濟對接、創新成果同産業對接、創新項目同現實生産力對接、研發人員創新勞動同其利益收入對接，增強科技進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度。

　　把準一個關鍵之舉：

　　産業結構優化升級

　　5月下旬，就研究制定“十三五”規劃在浙江考察期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産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提高我國經濟綜合競爭力的關鍵舉措。並就此提出：

　　“要加快改造提升傳統産業，深入推進資訊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著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産業，大力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積極培育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構建現代産業發展新體系。”

　　如何理解“産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提高我國經濟綜合競爭力的關鍵舉措”？李佐軍解釋説，當前我國面臨的産能過剩問題已相當嚴重，企業和地方政府債務負擔沉重，金融風險在累積，過去大力發展一般性的低附加值産業的老路已經走不通，唯有推進産業結構優化升級才是出路。

　　不僅如此，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而並不集約的發展，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環境污染壓力加大，再尋求發展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産業已不合時宜，必須重點發展綠色産業、低碳産業、迴圈産業。他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這種新形勢：

　　其一，推動産業結構優化升級是適應未來發展需要的順勢之策。“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真正步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速度與以往相比將有所放緩，多個機構的預測都在7%左右，提質增效升級成為主旋律，而實現提質增效升級必依賴産業結構優化升級。化解高成本對傳統産業利潤空間的擠壓和侵蝕，也有賴於以産業結構優化升級來提高産品的附加值。

　　其二，推進産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滿足新階段人民群眾需求的務實之舉。隨著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民眾的消費結構轉向“學樂康安美”(學習需求、快樂需求、健康需求、安全需求、美麗需求)，這對産業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除自身國情之外，國際形勢也對中國的産業結構優化升級，形成了倒逼壓力。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談到，德國的工業4.0、美國的再工業化、日本的工業智慧化等，都對中國的工業發展形成了挑戰。“高端製造業方面國外有比較優勢，中低端製造業方面又有生産成本更低的國家對中國形成替代。要改變兩頭受擠壓的困境，有賴於産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現實與未來都要求我們把準産業結構優化升級這一關鍵之舉。受訪專家認為，“十三五”期間産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方向，就是大力發展高附加值産業或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産業，不斷提高高附加值産業的比重，堅定不移地推進中國的製造業水準向中高端邁進。

　　同時，大力落實“中國製造2025”規劃要求，瞄準中國製造關鍵短板。按照此規劃，中國將在新一代資訊技術、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太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等十大重點領域率先取得突破。

　　在李佐軍看來，加快推進工業化和資訊化的融合也是重要方向，“要認真實施‘網際網路+’國家戰略，用移動網際網路和物聯網等改造提升傳統産業，降低資訊成本和交易成本。”

　　把準一個驅動戰略：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

　　第一動力

　　今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説，“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抓創新就是抓發展，謀創新就是謀未來。”

　　5月份，在浙江考察時聽取對“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見和建議時，他更明確地提出了“七大創新”。他説，“綜合國力競爭説到底是創新的競爭。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科技創新、産業創新、企業創新、市場創新、産品創新、業態創新、管理創新等，加快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

　　自黨的十八大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來，新一屆黨中央對創新的重視有目共睹。特別是今年以來，從華東7省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到貴州、長春召開的部分省區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針對研究制定“十三五”規劃，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創新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方方面面的重要性。

　　伴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資源和環境約束不斷強化，粗放型的傳統發展模式日薄西山，亟需通過創新驅動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推進中國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

　　事實上，今年3月份，黨中央國務院適時出臺《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確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頂層謀劃。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産業科技發展研究所所長劉峰認為，最高決策層對創新的高度重視，建立在對國內外大勢、國家發展全局的綜合分析基礎之上。

　　從國際來看，伴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的加速興起，新的生産方式、産業形態、商業模式和經濟增長點日漸形成，主要發達國家紛紛將創新提升至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層面，以圖維護本國傳統優勢地位，因此“新一輪綜合國際競爭已逐漸轉變為創新實力的競爭”。

　　顯然，未來一段時間，尤其是“十三五”期間，要實現國民經濟的成功轉型發展，確保我國在國際競爭格局中佔據有利地位，就必須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最大程度激發創新活力。

　　“全面創新是以科技創新為核心，從系統的角度全方位、多層次地詮釋創新活動。”中國電子資訊産業發展研究院院長羅文認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一項系統性複雜工程，創新活力的激發不能僅依賴狹義的科技創新，而是需要推進全面創新。之所以強調全面創新，既是根植于我國以往推動創新的經驗總結，更是著眼於時代背景變動對推動創新的新要求。

　　一是創新成果轉化為生産力的現實需要。創新成果的産業化受市場環境、國際因素、人才機制、融資機制、轉化體系等因素影響。技術創新轉化為對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需要體制機制改革、引入國際資源、發揮企業主體作用等全方面的改進。

　　二是提升我國自主創新能力的內在要求。影響我國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的因素有：企業研發主體作用沒有發揮，基礎性、共性技術研發的體系不健全，部分關鍵技術國際市場的依賴度高等，需要統籌技術、制度、國際資源等方面，統一謀劃。

　　三是資訊化時代背景下創新模式呈現多元化。資訊化、全球化背景下，在生産和其他經濟運作過程中涌現了越來越多嶄新的生産方式、工藝、組織模式，創新有了更多樣化的表現形式。

　　現在，中央的精闢闡述與專家的分析都已清楚地表明，“十三五”期間，在具體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過程中，會著眼于創新鏈條的每一個環節，會推動科技創新、産業創新、企業創新、市場創新、産品創新、業態創新、管理創新等，這有利於加快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使中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良性發展週期。

　　把準一個薄弱環節：

　　農業現代化滯後

　　“把13億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目標，離不開農業的現代化。在糧食産量連續增長超過十年之後，中國農業發展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過去主要依賴資源環境的農業增長模式已經走到極限。

　　5月27日，在浙江召開的華東7省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同步推進新型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薄弱環節是農業現代化。要著眼于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在穩定糧食和重要農産品産量、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産品有效供給的同時，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加快農業技術創新步伐，走出一條集約、高效、安全、持續的現代農業發展道路。

　　針對“三農”問題的深層次矛盾，黨的十八大強調要“促進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明確“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了七個方面的農業改革措施，包括完善農村土地制度、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健全農業支援保護體系、加強農村金融保險支援、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積極推進農業對外開放等。

　　這些改革措施，著眼于夯實農業基礎、補上農業現代化這個短板，加快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從根本上破除制約“三農”發展的制度瓶頸，釋放農業發展潛力，形成更加健康、開放和可持續的農業格局。

　　農業專家認為，農業現代化是各種現代化的基礎，是國家安全的重中之重，沒有農業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糧食安全，何談其他現代化。改革開放以來，雖然農業發展取得長足進步，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但當前我國現代化建設中最薄弱的環節仍然是農業現代化滯後，經濟社會體制中最突出的矛盾仍然是城鄉二元體制障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最嚴重的制約仍然是城鄉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過大。

　　補足短板，必須加快農業生産現代化的步伐。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談到，當前我國推進農業現代化面臨著兩大挑戰：一是我國的資源環境約束已經達到極限，化肥、農藥、塑膠薄膜過度使用等問題越來越嚴重；二是當前我國農産品價格已經逼近甚至超過國際農産品價格。

　　在此背景下，怎麼確保糧食安全？怎麼提高農業可持續健康發展的能力？怎麼確保未來我國農業的國際競爭力？這些都會是“十三五”規劃在加快農業現代化方面要回答的重要課題。

　　韓俊認為，解決上述農業發展問題的關鍵是，我國要開啟一個現代農業發展的新時代，摒棄過去靠資源、靠環境，追求量的發展模式，轉移到靠數量、品質和效益並重的軌道上。

　　具體來看，圍繞建設現代農業，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必須深入推進農業結構調整，強化農業科技創新驅動作用創新農産品流通方式，提升農産品品質和食品安全水準；圍繞促進農民增收，加大惠農政策力度；圍繞城鄉發展一體化，深入推進新農村建設；圍繞增添農村發展活力，全面深化農村改革。

　　把準一個繁重任務：

　　打贏扶貧攻堅戰

　　按照新的扶貧開發標準，全國還有7000多萬貧困人口。也就是説，在六年左右的時間裏，中國要實現年均減貧1000萬人以上。面對2015年的減貧目標，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曾表示，“減貧目標繼續定在1000萬人以上，表面看數量沒有變，但由於減貧難度邊際遞增，完成任務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全國範圍有計劃有組織的大規模開髮式扶貧，我國貧困人口大量減少，貧困地區面貌顯著變化，但扶貧開發工作依然面臨十分艱巨而繁重的任務，已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衝刺期。

　　6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貴州召開部分省區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時，再次對扶貧開發工作作出重要部署。這也是繼5月27日在聽取7省市黨委主要負責人對“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見和建議後，最高領導人時隔不到一個月，又一次強調扶貧開發的緊迫性。

　　直面扶貧攻堅艱巨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採取超常舉措，拿出過硬辦法，按照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要求，用一套政策組合拳，確保在既定時間節點打贏扶貧開發攻堅戰。

　　形勢之緊迫，原因在於“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關鍵是貧困的老鄉能不能脫貧。”在中央高層的判斷裏，我國經濟總量不斷擴大，到2020年時全國完成主要經濟指標問題不大，但要全面完成扶貧脫困任務就很不容易。扶貧工作事關全局，做不好，不但貧困群眾不滿意，人們也會懷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真實性。

　　面對這一形勢，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劉永富曾指出，對新常態下的扶貧開發得有新的認識，要將扶貧開發作為補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短板，維護全面建成小康目標真實性的重大問題，增強緊迫感、責任感、使命感。

　　對於下一階段的扶貧開發工作，受訪專家認為，要實現不讓困難地區和困難群眾掉隊，就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精神，牢牢把準扶貧攻堅這一繁重的任務，時不我待地抓好扶貧開發工作。

　　一要強化扶貧開發工作領導責任制，把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地)縣抓落實的管理體制，片為重點、工作到村、扶貧到戶的工作機制，黨政一把手負總責的扶貧開發工作責任制，真正落到實處。

　　二要把精準扶貧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只有做到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做到對症下藥、精準滴灌、靶向治療，才能真正啃下扶貧硬骨頭。

　　三要形成扶貧的強大合力。要堅持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等多方力量、多種舉措有機結合和互為支撐的“三位一體”大扶貧格局，健全東西部協作、黨政機關定點扶貧機制，廣泛調動社會各界參與扶貧開發積極性。

　　四要把扶貧開發同基層組織建設有機結合起來，鼓勵和選派思想好、作風正、能力強、願意為群眾服務的優秀年輕幹部、退伍軍人、高校畢業生到貧困村工作，真正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帶領群眾脫貧致富的堅強戰鬥堡壘。

　　面對人類社會史無前例的減貧實踐，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署長海倫·克拉克也感嘆道，中國將她的人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從貧困中脫離了出來，“我們呼籲各國分享中國的減貧經驗。”

　　把準一個區域性難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

　　7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吉林省考察期間，聽取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和“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見和建議時強調，無論從東北地區來看，還是從全國發展來看，實現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都具有重要意義。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已到了滾石上山、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國家要加大支援力度，東北地區要增強內生發展活力和動力，精準發力，紮實工作，加快老工業基地振興發展。

　　東北老工業基地曾是新中國工業的搖籃，為建成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了歷史性的重大貢獻。然而，由於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日趨顯現，經濟發展步伐相對仍較緩慢，這一地區與沿海發達地區的差距在擴大。

　　其中，表現最為突出的是：經濟總量仍呈下降趨勢、結構調整任務十分艱巨、深化國企改革戰略重組困難重重、裝備製造業持續發展面臨考驗、資源型城市持續發展缺少政策保障、就業民生和社會保障壓力大，諸多風險依然存在。

　　今年上半年，東北三省經濟增長繼續滑落，其中遼寧上半年GDP以2.6%的增速排名全國墊底，黑龍江以5.1%的增速排名倒數第三，吉林上半年GDP以6.1%的增速排名倒數第四，凸顯出當前東北經濟面臨著巨大的發展困難。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目前東北地區發展遇到新的困難和挑戰，這其中有全國“三期疊加”等共性方面的原因，也有東北地區産業結構、體制機制等個性方面的原因。

　　為此，他提出“四個著力”的要求，強調推動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須著力完善體制機制、著力推進結構調整、著力鼓勵創新創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堅決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形成一個同市場完全對接、充滿內在活力的體制機制，是推動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治本之策。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積極發現和培育市場，進一步簡政放權，優化營商環境，從放活市場中找辦法、找臺階、找出路。

　　習近平總書記具體分析説，東北地區工業結構比較單一，傳統産品佔大頭、“原”字號“初”字號産品居多，這種狀況改變得越快越主動。結構優化要多策並舉，“加減乘除”一起做。要把裝備製造業做大做強，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産業，大力發展服務業，改造提升傳統産業，擴大基礎設施建設，積極發展民營經濟。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把推動發展的著力點更多放在創新上，發揮創新對拉動發展的乘數效應。要減少政府對市場的不合理干預和對市場主體的不合理管制。要加快發展現代化大農業，積極構建現代農業産業體系、生産體系、經營體系，使現代農業成為重要的産業支撐。

　　針對“十三五”期間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這個區域發展難題，他特別強調，不創新就要落後，創新慢了也要落後。要激發調動全社會的創新激情，持續發力，加快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要積極營造有利於創新的政策環境和制度環境，對看準的、確需支援的，政府可以採取一些合理的、差別化的激勵政策。要改善金融服務，疏通金融進入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小微企業的管道。

　　他同時指出，抓民生也是抓發展。要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務有效供給基礎上，積極引導群眾對居家服務、養老服務、健康服務、文體服務、休閒服務等方面的社會需求，支援相關服務行業加快發展，培育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使民生改善和經濟發展有效對接、相得益彰。

　　據了解，目前制定完善過程中的《全面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若干意見》會與“十三五”規劃目標相協調。這意味著東北老工業基地已經進入第二個十年振興階段的新出發點。

　　“振興東北是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認為，“十三五”期間，東北地區要重振雄風，不能只靠大投資、大項目、大基建的堆積，“只有在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創新上實現大的轉變，歷史積累的影響長遠發展的結構性、體制性矛盾基本得以解決，東北老工業基地才能重振旗鼓。”

　　把準一個改革方向：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關鍵是把準了改革方向。對“十三五”規劃而言，成不成功，關鍵同樣也在於是否把準改革方向。

　　5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考察期間，聽取對“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見和建議時指出，“改革是培育和釋放市場主體活力、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動力。要圍繞破解經濟社會發展突出問題的體制機制障礙，全面深化改革，增強改革意識，提高改革行動能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形成對外開放新體制，加快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鴻説，全面深化改革，凝聚了我們全黨全社會思想共識和行動智慧，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時間表、路線圖，描繪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藍圖、新願景、新目標，是對全黨全社會積極投身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次總部署、總動員。

　　新一輪全面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中國長遠發展奠定更好的制度基礎。韓保江説，這也是“十三五”規劃貫徹全面深化改革戰略佈局的要旨。其中，重點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十三五”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説，應當看到，雖然經過多年改革，在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方面取得了歷史性進步，但是，由於生産要素的市場化程度和市場發育程度都比較低，當前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作用遠遠沒有發揮出來，降低了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益和效率。

　　他具體從表現突出的領域介紹説，由於社會體制改革滯後，對社會事業、公共服務領域形成遮罩，資金等生産要素難以進入，造成經濟和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諸如交通擁堵、進養老院難、入幼兒園難、停車難等，都是由於社會資金進入難帶來的。

　　由於城鄉一體化改革滯後，形成城鄉之間的市場壁壘，阻礙了生産要素在城鄉之間的雙向自由流動，一方面是城市大量閒置的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難以進入農村市場；另一方面是農村大量資源由於不能市場化而難以吸引投入，農民猶如“捧著金碗要飯吃”，制約了農業的現代化和農村的發展，導致城鄉差距不斷拉大。

　　由於地區之間的行政分割，嚴重扭曲了生産要素在地區之間的配置，形成了城市與周邊地區發展水準的巨大落差。在城市內，人口和産業高度密集，土地、淡水等資源嚴重短缺，房價不斷攀升；而在臨近地區，經濟發展落後，投資嚴重不足，資源大量閒置，削弱了城市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

　　由於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滯後，阻礙了生産要素對生態環境的投入，直接導致大面積霧霾天氣和水資源嚴重污染。核心問題是沒有找到共用性公共産品的價值補償機制。如何儘快形成環保産業的投資激勵機制，吸引社會資金投入，使環保産業成為新的投資熱點和經濟增長點，亟待進行市場化改革。

　　由於文化體制改革滯後，文化産品的市場交換價值難以實現，制約了社會資金對文化産業的投入，使廣大人民文化創新的智慧和能力受到壓抑。只有通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在弘揚核心價值觀的前提下，引入市場觀念，強化商品意識，使文化産業投入能夠取得合理回報，我國文化繁榮的局面一定會早日到來。

　　鄭新立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牛鼻子”，“十三五”規劃緊緊抓住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環節，就能帶動和影響各方面的改革，不斷取得改革的新進展、新成就。

　　就全面深化改革的策略方法上，韓保江認為，在任務繁重的“十三五”時期，既要把握好改革方案的方向和要點，還需要對一些矛盾問題多、攻堅難度大的改革內容，科學組織試點，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全面推廣，“這就特別需要堅持問題導向，抓實問題，開實藥方，提實舉措，才能使各項改革舉措落地生根。”

　　把準一個法治經濟的要義：把經濟社會發展納入法治化軌道

　　7月20日，針對“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必須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體系，加快法治經濟和法治社會建設，把經濟社會發展納入法治化軌道。”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考察期間強調，“要加強對領導幹部的法治教育，對社會領域出現的各種問題，要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解決。要樂見群眾用法、支援群眾用法，使人民群眾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

　　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看來，習近平總書記之所以多次強調治國理政的法治思維，就在於中國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一樣，正在步入新常態，突出表現為“社會利益分化、價值觀念多元、社會組織快速發展”。面對新常態的社會建設格局，傳統的社會管理方式失靈，法治社會和法治經濟已成為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的核心議題之一。

　　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一種契約經濟，交易的平順，信用的紮實，“無形之手”的穩健，都離不開法治的規範和庇護。因此，市場與法治被稱為現代文明的兩大基石：經濟發展主要關注社會財富的生産，法治則保障財富的交易與分配。隨著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兩者又緊密融合、相互影響，使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是法治經濟”已成為全社會共識。

　　然而，不能不承認，隨著經濟發展深入、市場主體多元、企業競爭激烈，因法治相對薄弱導致的各種弊端也頻頻發生，産權侵犯、商業賄賂、壟斷、不公平競爭，都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難以容忍。尤其在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後，更加需要大力加強法治建設，確保各項重大經濟改革在法治軌道上順利推進，以法治的力量為經濟提質增效、行穩致遠提供重要保障和動力。

　　正是基於這個背景，薛瀾認為，“十三五”期間，會加快法治經濟和法治社會建設，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框架下，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市場、社會的相對功能和定位，構建完善良性社會運作的基礎條件。這些條件包括基本法律體系、積極向上的社會價值體系、成熟的市場機制及有效的政府管制等。

　　“需要將建設法治市場經濟擺在突出位置。”“十三五”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説，“當前，中國正處於市場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經濟生活中各種矛盾問題凸顯，‘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轉型發展處於歷史關鍵節點。加快推進法治市場經濟進程，完善市場經濟法治建設，釋放市場經濟的新紅利，不僅能為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奠定堅實基礎，而且將為走向公平可持續發展提供法律保障。”

　　比如，建設法治市場經濟，用法治劃清政府與市場的作用邊界，形成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法治規範；建設市場決定下的有為、有效、有力、有責的法治政府，實現政府職能法定化。與此同時，通過法治來保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全面釋放市場活力、社會資本活力和創業創新活力，推動中國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入高收入國家。

　　山東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法經濟學研究所所長魏建認為，強化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將為中國經濟帶來投資、消費、創新等方面的促進。如以法治倒逼壟斷行業改革，保障開放、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以法治更好地保障弱勢群體利益，實行嚴格的各類市場監管制度，釋放消費潛力；産權保護等方面的法治建設也將推動創新能力的提升。

　　針對“十三五”規劃，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莫紀宏提出，在行政審批、簡政放權之後，“十三五”期間，最重要的是加快以法治為主的市場監管。而在由行政為主的市場監管向法治為主的市場監管的轉型過程中，行政體制將作出重大改革，比如監管的權力，將相應分散到不同政府部門，監管主體的法律地位需要進一步明確。

　　展望未來，“全面依法治國”今後將與經濟新常態、社會新轉型結合在一起，為中國經濟轉型掃清障礙。只有把“有形之手”所有可能的行動，全部納入法治的框架，“無形之手”才能收放自如、創造活力，才能“逼出”一個清廉的政府、“逼出”一個更好的市場經濟。

　　把準一個對外開放的重點：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

　　“必須深化全方位對外開放，妥善應對外部環境變化，推動互利共贏、共同發展。”7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研究制定“十三五”規劃的建議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六個必須”之一，就是深化全方位對外開放。

　　在此前3月底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上，他就向中外企業家代表表示，“中國將越來越開放，中國利用外資的政策不會變，對外商投資企業合法權益的保障不會變，為各國企業在華投資興業提供更好服務的方向不會變。”明確了中國將繼續堅持對外開放，世界各國及各國企業將獲得新的合作契機。

　　經過過去的30多年的對外開放發展，2014年中國GDP總量突破10萬億美元大關、外貿總額達到4.3萬億美元，傳統的外向型經濟模式“功德無量”。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院長桑百川説，傳統外向型經濟模式畢竟是一種有欠缺的開放型經濟模式。如今中國經濟已進入新常態，中國經濟的內部結構、需求和世界經濟形勢都在深刻變革，中國對外開放自然也就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的環境、條件、任務、要求等都發生了新的變化。專家們認為，新的發展現實，要求中國更加積極主動地深化全方位對外開放，逐步形成完善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對外開放的主動，謀求中國經濟發展更長遠的新“改革開放紅利期”，贏得中國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合作的主動。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年會上的主旨演講所闡述的世界發展大勢，“世界各國聯繫緊密、利益交融，要互通有無、優勢互補，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自身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不斷擴大共同利益匯合點。”

　　這其中，習近平總書記向全世界倡導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大戰略，就是未來中國全方位深化對外開放的積極體現。桑百川認為，推進“一帶一路”不僅具有協調區域發展、促進可持續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的經濟意義，而且具有維護社會穩定、促進民族團結和保障國家安全的政治意義，是“十三五”時期深化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重中之重。

　　與此同時，今年中國推動自貿試驗區建設迎來一次集中爆發，上海自貿區試點推廣到了廣東、天津和福建，築起全方位對外開放新高地。自貿區建設可以爭取全球競爭新優勢。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李光輝説：“更加主動地推進自貿區建設，積極參與重大貿易談判和全球貿易規則制定，提出於我有利的中國方案，是一項關係我國核心經貿利益的戰略選擇。”

　　“十三五”規劃應該考慮的我國推進對外開放的重點在哪？在桑百川看來，創新外商投資管理體制，建立促進走出去戰略的新體制，優化對外開放區域佈局，加快實施“一帶一路”戰略，自貿區形成與國際投資貿易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制度創新體系，拓展國際經濟合作新空間等，都是大有可為的。

　　在專家們看來，即將到來的“十三五”時期，“一帶一路”和自貿區建設無疑會大放異彩。新時期的深化全方位對外開放，既能為實現中國夢創造有利國際環境，也能夠放大命運共同體的正面效應，讓周邊以及更多的國家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或便車，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把準一個從嚴治黨要求：核心力量的組織重塑

　　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的江蘇講話，在“三個全面”基礎上，增加了“全面從嚴治黨”，使得新時期我國治國理政的總方略從“三個全面”發展為“四個全面”。專家們認為，歷史地看，這是對我們黨的建設經驗的總結，凸顯了黨的建設的重要性，需要我們認真學習和把握。

　　7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部署“十三五”規劃問題時又一次強調：“必須貫徹全面從嚴治黨要求，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準，確保我國發展航船沿著正確航道破浪前進。”

　　施芝鴻認為，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在從嚴治黨上進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全面從嚴治黨的綱領性口號，這既契合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對加強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的迫切要求，也體現了我們黨在面臨長期、複雜、嚴峻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這“四大考驗”，面臨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這“四大危險”的高度清醒和自覺。

　　“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就是要‘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使我們黨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從這個背景講，施芝鴻認為，“全面從嚴治黨”的科學內涵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是內容無死角。就是要覆蓋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建設和制度建設各個領域。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這是很有現實針對性的。現在，黨的建設中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是輕視思想政治工作，往往以為定了制度、有了規章，就萬事大吉了，有的甚至已經不會或不大習慣於做認真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了，還有的甚至認為組織找自己談話是多此一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對廣大黨員幹部既要靠教育，也要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剛，要同向發力、同時發力。

　　二是主體全覆蓋。就是要強化黨的建設包括黨風廉政建設的主體責任，黨委(黨組)書記作為第一責任人，既要挂帥，又要出征，對重要工作親自部署、重大問題親自過問、重要環節親自協調、重要案件親自督辦，以上率下，層層傳導壓力，逐級落實責任。在鞏固省區市、中央和國家機關落實主體責任成果的基礎上，把責任落實到地市一級。

　　三是勁頭不鬆懈。做到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糾正“四風”沒有休止符，堅持查處腐敗問題零容忍的態度不變、猛藥去疴的決心不減、刮骨療毒的勇氣不懈、嚴厲懲處的尺度不松，讓那些想搞腐敗的人斷了念頭、搞了腐敗的人付出代價。

　　四是把守紀律、講規矩擺到更加重要位置。保持黨的團結統一，既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嚴密的組織體系、全黨同志的高度自覺，又要靠嚴明的紀律和規矩。紀律不嚴，規矩不彰，從嚴治黨就無從談起。黨章等黨內規章制度，黨的紀律，國家法律，是全黨必須遵守的規矩；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也是十分重要的黨內規矩。人不以規矩則廢，黨不以規矩則亂。

　　“‘十三五’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在貫徹落實‘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中，‘全面從嚴治黨’就是核心、是關鍵。”陳雨露説，“如果‘全面從嚴治黨’搞不好的話，那麼‘全面深化改革’就不可能成功，‘全面依法治國’就不可能實現，進而必然導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受阻。”

　　“全面從嚴治黨是對國家治理核心力量的組織重塑。”他説，黨作為中國發展的領導核心，在解決“四個全面”這一總的主要矛盾的時候，重要的是要把“領導核心”建設好、發展好、發揮好，“這是總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