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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經濟增長目標宜定為6.8%

  • 發佈時間:2015-01-21 02:22:31  來源:中國證券報  作者:佚名  責任編輯:王斌

  2015年是“十二五”規劃完成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規劃編制的關鍵之年。在“十三五”規劃所涉及的眾多內容和目標當中,經濟增長目標無疑最引人矚目,特別是它的高低起伏將直接關係到黨的十八大所確定的“兩個翻一番”目標能否如期實現。

  經濟增長目標的確定,離不開對於未來五年國內外大勢的準確審視,以及基於此的對“十三五”時期的戰略定位。

  從國際來看,未來五年我們所面臨的形勢大致可以進行這樣粗線條的描繪:世界經濟仍處於深度轉型調整期,世界經濟平衡將出現一些新變化,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都在艱難地加速轉型;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勢不可擋地加速發展,美國積極主導和推進的一系列區域性自由貿易談判,包括TPP、TTIP、TISA等新自由貿易協定進展將加快,並且不排除其中一些已變為現實;新一輪科技和産業革命浪潮將從興起到興盛,全球科技創新不斷迸發出一些新的發展態勢和特徵;服務業作為經濟發展重要動力的地位日益鞏固,服務業穩居世界經濟主導地位,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強勁、平衡、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國外需求復蘇曲折而緩慢,全球性産能過剩既困擾發達經濟體,也成為新興經濟體揮之不去的夢魘,此起彼伏的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幽靈再次四處飄蕩。

  反觀國內,經濟“三期”疊加的錯綜複雜局面仍將延續,經濟發展“新常態”特徵愈加明顯,進入到了不僅是增速換擋期、結構調整期,也是風險凸顯期、升級機遇期和轉型關鍵期的新階段。筆者一直認為,“新常態”這一概念恐怕不是一個長遠目標,也不是短期追求,而應當是一個中期目標。“新常態”逐步定型需要至少五到十年,“十三五”恰好處於這一階段。為此,貫穿整個“十三五”時期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

  當前,中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經濟地位不斷提升,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影響力和發言權也在逐漸增大。未來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仍將發生重大變化,新一輪科技和産業革命將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較大影響。總體來看,儘管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和風險,但筆者仍然願意樂觀地判斷,未來的國際經濟環境對我們還是利大於弊,機遇大於挑戰。

  基於上述分析,“十三五”時期將不僅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戰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期、全面依法治國的關鍵期,更將是全面進入“新常態”的轉型期、全面實現創新驅動的突破期和全面推進國際化的上升期。

  在這樣一個戰略定位之下,“十三五”時期應強調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把“提質增效”作為發展的主旋律,進一步提高經濟發展的品質,力求做到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和惠民生等多重目標的統一。為此,年均經濟增長的預期性目標不宜定得太高,太高比如7%以上難以實現、難以承受;也不要降低太多,太低比如6.5%以下則難以完成十八大確定的到2020年“兩個翻番”的目標,即“實現國內生産總值和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從一些代表性的機構和學者此前的研究和分析來看,普遍認為我國基本面因素仍可支撐6%-7%的經濟增長,有些認為平均增速在6.5%左右,有的認為在7%左右。因此,綜合考慮各種因素,筆者建議,“十三五”時期我國GDP年均增長速度的預期目標定為6.6%-7%這一區間,或者年均增長速度的預期目標定為6.8%左右。這樣的發展速度既延續了我國經濟中高速發展的步伐,同時又不至於降得太快,可做到“可進可退、可攻可守”。

  需要強調的是,6.8%這一數值應當被看作是調控的“中線”,而非“底線”或“下限”。也就是説,未來宏觀調控應堅持“中線思維,區間管理”的理念,完整的調控目標應當是一個區間。只要經濟運作在目標區間內,沒有觸及“上限”和“下限”,就應保持政策穩定,保持戰略定力,不應為經濟一時波動而採取短期強刺激和強緊縮政策。這樣圍繞中線進行調控,會給市場主體更加明確的預期,會使經濟運作的合理區間更富彈性,使調控更加主動、靈活,上下都有迴旋餘地。更進一步,未來我們如果能以國際通行的較為客觀、並且可以定期修正的預測性目標來代替當前較為主觀且僵化的預期性目標,將是宏觀調控的一大進步。

  為實現“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的主要發展目標,當前需要重點研究和回答三個問題:一是基本支撐力量是什麼?應當説,年均6.8%的增長速度仍是一個相當快的速度。根據歷史經驗,重大工程及重大項目建設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至關重要。這就要求我們能夠適時提出未來五年需要開工建設、甚至是完成的重大項目和重大工程的儲備清單,以及相應的投融資安排和支撐,還有重大政策的儲備和支撐。二是新的驅動力量是什麼?面對當前國際新一輪科技和産業革命的大趨勢,如何抓住這一歷史性機遇、趁勢而上?如何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我國創新驅動戰略如何實現?基本路徑、重點任務和保障措施是什麼?三是“十三五”時期我們面臨的最重要制約因素有哪些?産能過剩壓力的持續積累、系統性金融風險爆發的不確定性、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減弱、創新驅動能力的培育和提高不理想、人力資源供應不足等,可能都是未來比較突出、需要重視的約束條件。

  此外,為編好“十三五”規劃,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值得特別關注和研究的重大問題還包括新的發展動力轉換問題、製造業轉型升級問題、産能過剩化解問題,産業政策的效果檢討及其存在的必要性問題、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問題、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城鎮化問題、資源高效利用與環境保護問題、農業和糧食問題、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問題、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問題、對外戰略的調整問題等。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處理好市場機制與政府規劃的關係,也是擺在決策者面前的一道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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