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司法受到地方化和行政化的嚴重干預，以“民告官”為主要特徵的行政訴訟受地方化和行政化影響最為嚴重，成為當前司法工作中的“最大短板”。

　　●要使民營經濟有長久持續和不斷發展的信心，首先就要建立充分有效的産權保護法律制度。“因為産權有法律保障才有最基本的社會安全，而有社會安全才有社會成員對現在和未來的信心，社會成員對社會有信心才會在這個社會中謀求發展，所謂“有恒産者有恒心”就有這個意義。

　　●當前需要著力解決的另一個問題是“壟斷”。市場經濟一定要在打破壟斷上下大功夫。在這個問題上，“門檻”降低很重要，關鍵是通過法治保證平等進入、公平競爭。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和《經濟參考報》聯合主辦的雙月座談會日前在京召開。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中國社科院法學所黨委書記、副所長陳甦，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迎秋等專家就法治中國的變革與民營經濟的發展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辜勝阻：

　　四中全會法治中國藍圖六大亮點

　　辜勝阻指出，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為我國推進依法治國設計了宏偉藍圖，開啟了我國建設法治國家的新時代。實施依法治國，必須準確認識《決定》法治中國藍圖的六大亮點。

　　第一，提出了法治國家和法治體系的總目標，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形成依法治國方略的“升級版”。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16字方針，十五大、十七大、十八大就法治中國或者依法治國都有非常明確的表述。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對這樣一個總目標的表述有一系列新的看點或者亮點，海外媒體評價為依法治國方針的2.0版，或升級版。

　　第二，提出依憲治國，依憲執政，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這是推進依法治國的基石。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依憲執政是推進依法治國的根基和保障。四中全會提出兩個“首先”，堅持依法治國首先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堅持依憲執政，進一步明確了依法治國與依憲治國的關係，強調了依憲治國在戰略佈局中的重要性和全局部署中的優先性。過去我們有憲法，但憲法沒有監督機制，違憲沒有人追究。必須要有中國特色的憲法監督制度。

　　第三，健全有立法權的人大主導立法工作的體制機制，科學立法，改變立法部門化傾向。“我在立法機構工作六七年，感到立法過程中間部門化傾向非常嚴重。部門主導立法現象使‘國家的權力部門化，部門的權力利益化，部門的利益法定化’。行政部門主導立法影響了法律的公平公正，損害了法律的公信力和權威。四中全會強調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如完善立法項目徵集和論證制度，健全立法機關主導、社會各方有序參與立法的途徑和方式，拓寬公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等。

　　第四，健全依法決策機制，堅決糾正不作為、亂作為，依法治官。法治首先要依法治官，處理好“治官”與“治民”的關係。將權力關進“籠子”將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所面對的重要問題。法治的對立面是人治、官僚化、特權化、等級化，推進法治首先要依法治官。現在我們看到一種現象，在反腐敗過程中有一種普遍不作為現象，過去手太長，閒不住，現在是撒手不管。從辦事難到不辦事。因此，不僅要治腐敗、亂作為，還要治不作為。

　　第五，強調要防止訴訟受地方化和行政化影響，處理好司法權和行政權的關係，增強司法獨立性和公正性。當前，司法受到地方化和行政化的嚴重干預，以“民告官”為主要特徵的行政訴訟受地方化和行政化影響最為嚴重，成為當前司法工作中的“最大短板”。四中全會提出了針對性的改革措施，如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迴法庭，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這將有利於增強司法獨立性、公正性，防止公權力對司法的干預。

　　第六，科學界定了依法治國和黨的領導的關係，在法治和權力問題上，強調不能權大於法、以權壓法。四中全會強調，要把黨的領導貫徹到推進依法治國的全過程。在法治和權力的問題上強調，不能權大於法，更不能“以權壓法”，違法用權。四中全會最大理論突破是形成了法治中國的升級版本，處理好法治與國家治理的關係，處理好法大還是權大的關鍵問題。

　　現在一波一波的“問題官員”，背後牽出一波一波的“問題富豪”，辜勝阻認為，是問題制度——資源配置制度由“市長”而不是由“市場”決定的制度。如果資源配置由市長決定、官員決定，反腐敗很難治本。四中全會講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是法治經濟，為了保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必須以保護産權、維護契約、統一市場、平等交換、公平競爭、有效監管為基本導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

　　陳甦：

　　把握法治帶給民營經濟發展新機遇

　　陳甦表示，十八屆四中全會做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戰略決策，將為民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有關經濟的法律制度建設具有體制跟隨型的特點，即經濟體制變了，相關的法律制度及其體系隨之改變。例如，1978年決定改革開放，隨之就制定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1984年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隨之就制定了民法通則；1992年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隨之就制定了公司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市場經濟特有的法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為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確立了新的理念與方案。在新的政府與市場關係的結構模式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將得到充分體現，而法治經濟就是最適合民營經濟生存和發展的體制機制。

　　陳甦表示，要使民營經濟有長久持續和不斷發展的信心，首先就要建立充分有效的産權保護法律制度。“因為産權有法律保障才有最基本的社會安全，而有社會安全才有社會成員對現在和未來的信心，社會成員對社會有信心才會在這個社會中謀求發展，所謂“有恒産者有恒心”就有這個意義。

　　構建合理的市場準入制度和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是民營經濟獲得發展機遇的法治保障。民營經濟在其發展過程中受到許多不合理的限制，可是這些限制很難在法律、行政法規的條文中見到，主要是隱藏在各種各樣的審批制度中，根子上是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結構不合理所致。十八屆四中全會系統地提出了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關係的法治措施，這些法治建設措施的制定與實施，有助於民營經濟在合理有效的政府與市場關係結構中獲得發展。

　　在陳甦看來，市場經濟法治建設只是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外部環境，民營經濟的自身建設則是民營經濟發展更為根本的因素。

　　一是信心，民營經濟有發展的信心，才有發展的動力與結果。二是競爭，民營經濟只有勇於競爭、善於競爭，才能得到持續發展。民營經濟的競爭對手不只是其他市場主體，也包括政府部門。三是自持，民營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還是在於把握好自己，其中的守法經營、誠信經營、公平競爭、社會責任等經營品質，應當是民營經濟必須堅守的發展要件。沒有這些堅持，再好的市場環境和法治環境也換不來民營經濟的良性發展與持續發展。

　　劉迎秋：

　　依法治國是民營企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恒心基石

　　劉迎秋認為，依法治國表明任何人都沒有超出法律規定的特權，表明瞭執政黨關於堅決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堅定立場與目標，是國家長治久安和廣大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持續健康發展的“定海神針”。

　　劉迎秋總結，民營企業有四大內生動力：其一，根本動力是恒心。“不可設想存在沒有恒心的民營企業主。”1992年下海潮期間，包括來自中南海的政府機關幹部和名牌大學教授在內的很多創業者，如果缺少“恒心”，是不可能成功的。而“恒心”歸根結底源於“恒産”。沒有對“恒産”的穩定預期，或對“恒産”缺乏應有信心，“恒心”必然變形走樣。“沒有‘恒産’，或對‘恒産’不給予應有保護，或保護不到位，‘恒心’也將隨之消失殆盡。”

　　其二，邊際動力，就是改進與創新。人類發展的歷史表明，所有的改進和創新，大都是在發展的邊緣上進行和得到實現的。民營企業處於我國社會經濟生活的邊緣，因此，改進與創新就成了它們的生存與發展的天然動力。“如果外部環境不合意、不友好，即使處於邊緣，也未必能夠具備足夠的改進與創新動力，形成實際的改進與創新。”

　　其三，第一推動動力。所謂“無利不起早”，雖然常常用於形容人“自私”的一面，但它更適合於表達企業及企業家行為及其動力來源。因為，只有一心想著“錢”的企業和企業家，才是真正的企業和企業家。“錢”是民營企業的第一推動力，也即馬克思所説的貨幣和貨幣資本是每個新辦企業的第一推動力。從企業的開辦到企業的運轉再到企業賺了“錢”之後還必須讓“錢”生出更多的“錢”的過程，第一推動力都始終存在。

　　其四，永續動力，就是所謂“利潤最大化”。能否讓企業充分地擁有和實現這種“永續動力”，是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和發展中必須面對的一個現實。

　　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四大動力“能否長期保持和不斷增長，説到底是制度環境建設和法治保障實現問題，需要抓緊破解。

　　當前需要著力解決的另一個問題是“壟斷”。市場經濟一定要在打破壟斷上下大功夫。在這個問題上，“門檻”降低很重要，關鍵是通過法治保證平等進入、公平競爭。“如果不打破壟斷，即使允許民營企業進入‘壟斷領域’，也不能解決資源有效配置和市場有效競爭問題。”今年春天國務院公佈80個允許民營企業進入的項目，民營企業進入卻不踴躍，從一個側面説明瞭這一點。需要指出，民營企業和企業家要想在“難過期”謀生存求發展，特別需要進一步加強自身建設與修養，形成“大中華民族擔當”理念，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新要求，提升企業競爭力和發展力，在轉型升級中實現持續健康更好更快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