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也是完成“十二五”規劃目標任務的攻堅之年，同時又是研究和制定“十三五”規劃的起步之年，站在這樣一個繼往開來承上啟下的時間節點上，探討諸如怎樣認識中國經濟新常態，如何在新常態背景下謀劃中國經濟發展之路等問題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也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新華社經濟參考報社16日在京主辦了以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之路為主題的“2014中國經濟發展年會”。在會上，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學部委員蔡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雲春，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就以上問題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十三五”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將降到6.2%

　　蔡昉表示，中國經濟增速有十幾個季度連續低於過去35年平均水準，雖然這不是新常態，但至少是一個常態的變化。他認為，雖然中國經濟平均潛在增長率逐年下降，但是可以通過改革創造新的紅利，提高潛在增長率。

　　經濟學家們對於未來10年乃至20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會是什麼樣紛紛進行預測。有的經濟學家比較樂觀地認為，中國經濟還有十年、二十年的高速增長期，也有經濟學家非常悲觀，按照他們的預測，中國經濟很快就會回到了3%左右的增長速度。

　　蔡昉用事實指出了這些觀點和方法存在的漏洞，他提出可以按照潛在增長率法測算中國經濟未來走勢。“也就是中國經濟有什麼樣的潛在能力實現什麼樣的增長。潛在增長能力是各種生産要素的供給能力，包括勞動力的充分供給程度、資本積累的程度、土地供應的程度、環境能夠容忍程度，以及生産率的提高潛力。”

　　他認為，按照這種方法，影響經濟發展的第一大要素是人口結構問題，也就是人口紅利。在2010年之前，中國人口的變化呈現的特徵是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增長速度快於其他群體，“過去人們認為這是就業壓力，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他保證了勞動力的無限供給。勞動力充分的供給為實現更高的儲蓄率，投入更多的資本創造了條件，因此潛在增長率是很快的。根據我們的測算，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在1995年到2010年這15年間是10.3%，和實際增長速度差不多。”

　　但是，2010年之後，中國的人口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結果顯示，中國15歲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到達了峰值、最高點，在這個峰值之後的2011年、2012年、2013年以及從今以後，勞動年齡人口是絕對的減少，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了。企業最切身的體會就是招工難、民工荒。“人口紅利消失，導致了勞動力供給不那麼充分了。這個時候企業雖然可以用機器人去替代勞動力，但是成本非常高，沒有足夠能力的企業就會遇到報酬低減現象。同時，生産率的進步也就減慢了，我們測算‘十二五’時期平均潛在增長率是7.6%，2012年、2013年的經濟增長數據印證了這個測算是基本準確的。”

　　未來中國經濟增速是不是可以穩定在7.6%呢？蔡昉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説：“我們預測，到‘十三五’時期，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會進一步降到6.2%，這個預測充分考慮了中國的發展階段，以及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這一特殊的國情。”蔡昉進一步指出經濟增速下降的原因是供給方因素造成的。“我們促進經濟增長的能力已經很自然的減弱了，如果仍然以為是需求方的問題，繼續採取刺激需求的老辦法是沒有意義的。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出現了經濟增長能力下降，他們一直以為是需求方的因素，因此，努力地從需求方去刺激，結果沒有産生任何效果。那日本過去20年是失去的20年。安倍政府如果繼續採取這種辦法，日本會失去第三個十年。”

　　蔡昉指出，雖然潛在增長率是不能被超越的，不應該用刺激需求的方法去超越目前的潛在增長率，但是也不是無能為力，可以採取措施提高潛在增長能力，增加勞動力供給，增加資本積累，“這個辦法現在已經有了，那就是通過改革來激發經濟增長的活力，也就是從依靠人口紅利轉向依靠改革紅利。”

　　蔡昉舉例説明，改革是如何實實在在帶來紅利，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根據統計，今天中國的城鎮化率是53%，這裡麵包括了農民工。但是，要知道，這些農民工是沒有戶籍的，真正具有城市戶口的人的比重只佔全國人口的36%。36%到53%之間這十幾個百分點的差距就是那些進了城打工居住下來但是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民工。”

　　有人認為，農民工既然已經在城裏工作了，改革戶籍制度和不改有什麼差別嗎？蔡昉認為，差別還是存在的。“因為他們沒有城鎮戶口，就不會預期長期在城市待下去，沒有社會保障、沒有養老、沒有子女義務教育的充分保障，就不能預期長期在城市穩定的工作，因此農民工的勞動力供給是不充分的。有的學者做了測算，大概農民工在城市平均滯留的年限只有9年，那從十幾歲的農民工開始到60歲退休這是幾十年的時間，但是在城鎮只有9年，就是因為戶籍制度問題制約了勞動力的供給，使得我們勞動力短缺。”

　　蔡昉強調，戶籍制度改革應圍繞著以農民工市民化推進新型城鎮化來展開，這樣可以直接帶來改革效應，叫作一石三鳥，立竿見影。第一，讓農民工在城市更穩定得到了社會的保障，可以保證一個更充分的勞動力供給，直接增加了勞動力的供給。第二，繼續保持農民工從農業生産率低的部門向城鎮生産率高的部門的轉型，這是生産率提高的源泉。第三，是和需求方有關係，因為農民工就業更充分了，社會保障更充分了，收入分配就會得到改善，而他們的消費是一個巨大的需求來源，因此可以提高需求因素中的消費因素，使宏觀經濟更加穩定。“因此，面對新常態我們要做的一件事，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從人口紅利轉向改革紅利。”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雲春：

　　未來經濟增速合理水準是6%到7%

　　侯雲春表示，中國經濟正處在進入新常態之前轉型換態的關鍵轉折期，經濟形勢既有明朗之處也有不明朗的地方。明朗之處在於人們都接受了中國經濟下行的判斷，而不明朗的地方是經濟下行將持續多長時間、下行到什麼地方，還看不清楚。“根據我的研究，這個轉折期至少需要兩三年時間。就像從高速路轉入普通路一樣，不是一下子就能轉過來，需要有一個過程、一些條件。”

　　他認為，在這個轉型換態過程中，既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大好機遇，同時也面臨著一系列嚴峻的挑戰，關鍵在於我們能不能搞好五個“能不能”。

　　第一個是經濟增速能不能穩住？需要注意兩方面問題。首先，一看速度慢了就坐不住了，想再來一次大規模經濟刺激措施，把經濟再重新拉到高增長軌道上去。“這個本事我們有，但是帶來的問題更多。”同時，也要防止經濟失血，一路下行，掉到很低。“過去幾年實踐證明，經濟減速的時候，企業利潤、財政收入下降的幅度更大。我感覺，中國經濟日子難過還不止明年、後年。所以，一方面要緊一緊褲腰帶，準備過幾年苦日子，同時我們要採取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該刺激的時候要適當刺激，使經濟能夠穩定在比較合理水準上。這個比較合理水準到底是多少？我看6%到7%應該是可以的。”

　　第二個是能不能管控好風險。現在經濟生活當中有很多風險，産能過剩、房地産泡沫、地方債務等等。這些矛盾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被掩蓋了，某種程度上可能被消化了，但是經濟增速減緩的時候，這些矛盾就可能暴露出來。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採取各種措施，防止、管控好風險，防止風險由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風險演變為系統性的、全局性的風險，不要出大問題。

　　第三個是結構能不能調整，這是關鍵。這種調整實際上是一種創造性的破壞，把資源要素由效率低的領域、部門、行業和企業轉到效率比較高的行業裏面，這樣就能使一部分落後的産能被淘汰，一部分失去競爭優勢的被破産、兼併、重組。當前中國的企業存在著優勢企業長不大做不強、劣勢企業死不了無法被淘汰的問題，所以要創造這樣一种經濟環境，使企業能夠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成功地進行優勝劣汰。

　　第四個是就業能不能增加？就業這幾年沒有大問題，但是沒有大問題不等於沒有問題。近幾年，我們擔心經濟危機期間出現的那種大量的農民工回鄉、工人下崗的情況沒有出現，這得益於很多方面。一個是我國勞動力的結構總量，供給形勢發生了變化。現在是供需基本平衡和結構性短缺並存。服務業這幾年的發展速度快於第二産業的製造業，而且從去年開始服務業的比重超過了第二産業的比重，在同樣數量的GDP的情況下，服務業可以比第二産業多增加30%左右的就業。但是，也並不是説我們的就業沒有問題。當前，依然存在隱性失業問題和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如果説過去在經濟高速發展下的大家加班加點，不尊重勞動法，這個節假日不讓休息，那趁我們結構調整的時候，認真的解決一下這個問題是應該的。當前也確實有一些企業開工不足，企業勞動工時得不到保證，這個既需要經濟增長速度，也需要在經濟結構的調整當中注意發展那些勞動力密集型的産業。

　　第五個是動力機制能不能轉換，這是最根本的。這種轉換歸根到底還是要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全面深化改革，真正的轉變體制機制。也就是按照中央、國務院領導反覆強調的那樣，要搞好三個清單。第一個是對政府的正面清單，法無授權不可違，職權法定，政府做什麼都要有法律規章，閒不住的手不能到處干預。第二個是負面清單，這是對企業、公民、市場説的，法無禁止皆可為，要充分調動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第三個是責任清單，政府法定責任必須維護。

　　侯雲春認為，只有這五個“能不能”解決好了，才能説中國經濟成功進入了新常態。“只要實現了低投入、中速度、高品質、好效益和優良環境生態這樣一個發展狀態，經濟不管是增長5%、6%還是7%，都是一個品質和效益比較高的狀況。”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學部委員高培勇：

　　財稅體制改革是檢驗改革成效的試金石

　　高培勇指出，當前中國的經濟形勢變了，起碼從過去兩年的進展狀況來講，各种經濟指標都變得不大熟悉了。由於形勢變了，不管是學界還是管理層，對於形勢的判斷也發生了變化，以至於我們不得不用“新常態”這樣一個新字眼來表達對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

　　“由於形勢變了，對形勢的判斷變了，決策層和學術界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思路也在調整當中，新一屆政府處理經濟問題的一些原則、理念，實際上也都在變。宏觀經濟政策的佈局事實上也在極大的調整當中”，具體説到2015年，高培勇認為，儘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下月才召開，但是從目前社會各界圍繞明年經濟形勢和宏觀經濟政策的佈局所達成的共識，這個基調名義上是相同的。明年的宏觀經濟政策肯定是積極穩健配，就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加穩健的貨幣政策。

　　不過，高培勇強調，從細節來看，一個突出的變化是宏觀經濟目標呈現多元化的趨勢。2008年以來，我們曾經使用過單一的目標，比如2008年到2009年甚至到2010年，那時候唯一的目標就是保增長，保增長是壓倒一切的任務，宏觀經濟佈局可以動用全部的資源去打殲滅戰，“而走到今天，我們面對的問題太多了，因此宏觀經濟的政策的目標不可能是單一的”。

　　高培勇認為，當前中國政府所面對的宏觀經濟目標起碼有七項，穩增長、保就業、防風險、調結構、穩物價、惠民生、促改革。這七項指標意味著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的資源必須分別配置到七個陣地上去，既要保增長，又要穩就業、又要穩物價、防風險、調結構、惠民生、促改革，因此當面對一個既定的宏觀經濟政策資源而不得不在七個陣地上同時去作戰的時候，我們資源的配置格局就分散了，所以這是新常態條件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格局的一個突出變化，也可以叫做宏觀經濟工作思路的新常態。

　　高培勇説，在這七個宏觀經濟目標當中，前六個指標和目標相對比較熟悉，大致有一個底數，“但是如果説這其中還有什麼變數比較大的因素，我們不大熟悉、不大可以掌控的話，就是最重要的一項——促改革。中國的改革進程怎樣能走到這種地步，特別是在突破利益格局的方面能走多遠，心中的底數相對來講是不多的，需要細緻的跟蹤、觀察。”

　　高培勇認為，促改革之所以會變得不像以往那樣有太多的把握和掌控，是因為當今中國的改革和以往的改革是不同的。“以往的改革基本上或者主要是經濟體制改革，而當今中國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既包括經濟改革、政治改革、社會改革、文化改革、生態文明改革甚至包括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換言之，所有領域改革的聯動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最重要的突出特點。這使得改革變的更加複雜，以至於我們必須投入專門的精力去觀察。”

　　高培勇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和以往相比最突出的，也是最重要的變化有兩條。

　　其一，全面深化改革把“國家治理”這個概念由學術語言轉變為官方語言，並且以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來統領全面深化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其二，把財稅體制當作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加以定位，並且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當中的基礎性作用和支撐性作用來定義了。

　　“因此，要觀察全面深化改革從何處入手，我的判斷是從財稅體制改革入手，關注財稅體制改革。由財稅體制改革來觀察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如果要試水溫的話，先摸一摸財稅體制改革的水溫是怎樣的，由此去推斷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高培勇進一步強調，這不僅僅是一種理論上的推演，事實上從去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文件正式發表到今年的11月16日，一年時間過去了，在這一年時間當中人們看到的作為系統方案正式推出的改革，只有一項，就是財稅改革，也就是6月30號討論通過的《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除了這個總體方案之外，其他方面的改革大都是局部性的、重點性的，而不是全面部署的。之所以這樣，是因為財稅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個交匯點，不管是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還是生態文明改革，包括黨的制度的改革，交匯點最終都落在財稅體制上。

　　簡單地分析其他領域的改革會發現，它們的關係基本上是平行的，只有財稅體制改革和其他領域的改革是交叉的。比如説，在政府層面上，任何政府職能履行、任何部門的運轉都要與財政支出資金的到位掛鉤，啟動全面深化改革這樣一個頗為龐大、複雜的大系統，自然要由財稅體制改革的啟動入手。

　　高培勇最後強調，這次全面深化改革實際上就是要搭建一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新大廈，也是新常態條件下的新任務。這個大廈就好像是一座大樓，從哪兒開始，只能從打基礎建支柱開始。那自然這場全面深化改革的戰役要從財稅體制改革開始。從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來看，他的時間表是排在其他改革之前的。2015年之前要在預算改革取得決定性的進展，在2016年之前要財稅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全部實現。“按照這樣的部署，完全可以財稅體制改革作為突破口和主線索來帶動全面深化改革，並以此觀察當今中國的經濟形勢和宏觀經濟政策的格局，以及中國的改革大勢。”

　　中國聯合金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江文填：

　　做中國創新金融的先行者

　　中國聯合金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是由深圳聯合金融集團于2011年，在香港發起設立的境外投資平臺，同時也是其佈局西南的地區總部，是一家專注于創新金融業務和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營業務的專業化金融控股集團公司。創立以來，始終秉承“聯合金融，服務大眾”的宗旨，在董事局主席江文填的引領下，創新金融業務，以多層次、體系化的類金融融資業務為核心，大力推廣發展非標金融資産業務，形成融資服務平臺、投資服務平臺、跨境業務平臺和金融服務平臺等四大平臺，成為了中國創新金融的先行者。

　　融資服務平臺——是在國家外管局的支援下，以重慶、貴州政府為主導，根據國家支援西部發展、允許“先行先試”的政策精神，創新設立了重慶和貴州兩個外資小貸融資中心平臺，平臺可通過貸款、發債等多種方式在海內外募集資金，擴充當地資金規模，有效預防和控制當地小額貸款行業風險，降低民間拆借利率水準，最終促進實體經濟健康成長。

　　投資服務平臺——“聯合金融”在深圳、重慶、貴州設立了黃金投資公司，是上海黃金交易所金融類綜合會員，為機構和個人提供黃金代理交易服務及實物定制服務；創新研發了黃金租借業務，通過承租客戶實物黃金並運營，幫助客戶實現黃金保值增值。集團在深圳、貴州等地開辦了黃金精深加工廠，代理境外著名黃金飾品品牌加工生産各類黃金飾品。

　　跨境業務平臺——為支援西部的發展，國家外管總局出臺了貴陽綜保區外匯管理扶持政策，其中作為最核心的在區內海外工程承包企業間的債務抵消業務，由“聯合金融”貨幣兌換中心承接，該中心通過與國家外管局系統對接，並在境外設立對應的貨幣兌換機構，幫助企業解決後顧之憂。

　　金融服務平臺——“聯合金融”徵信服務平臺，對解決企業融資難的意義重大。一方面對企業的償債能力和還款意願，進行公正合理的評價，是企業信貸風險的客觀揭示；另一方面，企業的資信狀況，不僅成為資金供給方加強信貸風險管理、開拓優質客戶的重要資訊來源，也會成為行業信用狀況和區域信用狀況評價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