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同在大學裏教書，有的教授年薪七八十萬元，有的教授卻不到五萬元。高校教師收入兩極分化，引發教師群體積極性和創造力下降，正在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品質産生負面影響。

　　高校教授收入最高者為最低者

　　的16倍

　　教師節前夕，一項名為“高校教師收入分配與激勵機制改革研究”的研究報告正式對外公佈。報告認為，激勵機制不到位和收入分配不公，已經成為中國高校薪酬體制中的兩大首要問題。按照收入分組比較，高校教授收入高低差別為5.9倍；若按個人收入比較，參與調查的高校教師中，教授年總收入最低者只有4.95萬元，最高者為79.7萬元，最高者為最低者的16倍。

　　這份報告的總負責人、北京工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張荊表示，近年來高校教師在行政化與市場化的交互作用之下，出現了“三奔一荒”的現象，即奔錢、奔官、奔項目以及荒學術。

　　首都經貿大學勞動經濟學院院長楊河清認為，體制內收入對於高校教師的激勵作用“基本為零”。高校老師兩張工資卡

　　一張是財政撥款

　　一張是學校創收

　　張荊稱，此次調查採取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實證式調研方法，被調查的高校2010年末所有教職員工按照工資高低排序，用等距的方法確定調查對象，在11所市屬院校、7所部屬院校中對1583人進行問卷調查。為了保證樣本的品質，每所高校多抽取10%的樣本，18所高校實際回收有效問卷1697份。

　　此外，課題組還組織了多次座談會並與60多位教育主管部門、高校負責人以及高校教師進行了深度訪談。

　　調查結果對高校教師收入分配總體狀況的評估是偏于負面的。報告稱，高校過度的市場化，導致高校內部收入差距過大，同時，高校的行政化也成為加劇分配不公的重要變數。

　　本次問卷調查的數據表明，如果將教授的年收入（不含股票、贈與等）劃分為從低到高的10個組別，每個組中包括10%的人數，那麼收入最低的教授2010年的年收入僅為5.61萬元，而收入最高的10%的教授則為33.06萬元，最高者為最低者的5.9倍。

　　如果不做分組而直接對個人進行比較，則同一職稱者之間的收入差距更大。其中教授年總收入最低者只有4.95萬元，最高者為79.7萬元，最高者為最低者的16倍。副教授最低為2.8萬元，最高者為67.1萬元，最高者為最低者的24倍。

　　張荊表示，高校行政管理者不但擁有行政資源，也日益擁有更多學術資源，“雙肩挑”者成為大學中最有實力的職業群體，他們在工資和福利分配中佔有優勢地位。

　　調查數據顯示，擔任或是兼任行政職務的教授比不擔任或兼任行政職務的教授年工資高18%，擔任或是兼任行政職務的副教授比不擔任或是兼任行政職務的副教授高25%。

　　北京工業大學一位副教授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高校內部由於職稱差異所導致的收入差別，教師們可以理解。問題的關鍵是現在職稱評定中的不公平——擔任或是兼任行政職務的教師比普通教師更容易拿到課題經費，且更方便獲得教授職稱。

　　張荊認為，高校教師之間收入差距過大並非正常現象，其根源在於高校薪酬制度設計的畸形。

　　市場化改革之後，高校老師的工資被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基本工資，包括崗位工資和薪級工資，由政府財政負擔；二是績效工資，由高校自行負擔、自主分配，國家進行總量調控和政策指導。

　　政府財政提供部分的數量低於公務員（因為沒有績效工資部分），績效工資則靠學校自己去賺。

　　目前，在我國大學教師的校內收入中，政府財政（國發）所佔教授收入的比重過低，有的名牌大學已經降到了30%以下。

　　一些高校發給老師兩張工資卡，一張是財政給的，另一張是學校創收的。在這樣的體制下，高校、院係和教師個人都開始在市場領域內的“各自為戰”。“富教授”比例大約10%

　　“窮教授”佔到90%

　　近年來，關於“富教授”的新聞常常見諸報端，尤其是一些擔任多家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的大學教授更是引起了廣泛的討論。

　　本次調查的數據顯示，2010年北京高校教師的平均年收入是7.43萬元，同時，高達60%的高校教師收入在這個平均值以下。

　　課題組在調查中發現，高校教師收入的兩極分化把教師隊伍分為“窮教授”和“富教授”兩大群體。課題組通過大量訪談推測，高校中“富教授”的比例大約為10%，“窮教授”佔到90%。

　　張荊説，不同高校、院係和教師個人在市場中的變現能力不同，能賺到錢的機會也不同。應用性學科外來的橫向項目多，基礎理論學科的可申請項目少得可憐。

　　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一般文科院係能爭取的最高項目金額為80萬元，而且數量極少，文科教授能夠申請到的項目一般在幾萬元到幾十萬元之間。工科院係則完全不同，數千萬元的項目並不少見。

　　不僅是市場需求的差別，不同老師所擁有的市場資源和市場能力也不同，一些老師善於經營，有很高的賺錢積極性，另一些老師則對教學和研究感興趣，不願意在市場中耗費精力。

　　報告將之概括為“六多六少”：一是接近經濟活動者的收入多，距經濟活動遠者收入少；二是各校的主流學院和係課收入多，邊緣學院和係課收入少；三是有行政資源者收入多，純教學人員收入少；四是有名望的教師收入多，例如院士，名望低的教師收入少；五是職稱高的教師收入多，職稱低的教師收入少；六是外來課題主持人的收入多，課題組一般參加者的收入少。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誰能夠成為“富教授”呢？報告稱，“富教授”是那些在高校過度的市場化改革和畸形行政化過程中，既不犯法又不違規、善打擦邊球的人。

　　“富教授”主要有三類，一是較多地佔有體制內資源，最大限度地使用手中權力為個人或小團體謀取利益的人。比如一些學校為了拉開教師的收入差距，推行“業績點”政策，鼓勵教師通過各種方式賺取業績收入，一些教師每個月業績收入就可以達到數萬元。

　　二是由於校內的資源分配存在諸多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問題，一些教師將主要精力投放到校外，開公司、拉項目、到校外兼職以賺取更高的收入。

　　例如，拼湊輔導班、補習班等，利用名校名師的優勢佔據教育市場，賺取高額講課費。考研熱、考證熱、考藝術熱等使學費不斷提高，也讓一部分教授迅速富起來。

　　三是一些手握行政權力、掌握科研組織分配大權同時又可承擔一定課題研究的人，將科研提成當作是生財之道。

　　本次調查的數據顯示，在兼職講課收入方面，北京地區高校教授2010年最低者為0元，最高者65000元。在承擔課題所取得的收入方面，2010年北京地區最低為0元，而最高為56萬元。教授“奔錢”的後遺症

　　“富教授”們利用各種市場途徑各顯神通賺錢，既在外兼職又對外承擔課題，教學難免變成副業，教學品質因此易被忽視。

　　某大學一位教師整天在外面兼職，對於校內所承擔的教學任務，常常臨上課找個煙盒，在背面草草列個提綱就講兩個小時了事。

　　一些名教授只帶研究生，花大量精力在外面爭取課題，然後安排研究生去做，把科研的目的變成了申請經費、增加收入，對科研創新的實體內容不熱心。

　　一位參與調研訪談的教授直言不諱地指出，拿課題就是要靠關係，一些學校規定開發課題的抽成可以到50%，而按照國家課題的規定只能提取8%~10%。

　　“有些教授很有本事，在我們看來不是很好的一個課題，但是他到處都能拿到錢，同一題目可以申報十二個課題，拿十二個課題的錢，這本質上就是學術腐敗。”上述教授説。

　　上述教授還表示，現在教授就是科研“包工頭”，大學裏年輕博士們幫導師寫標書、寫總結、寫申請報獎，一天到晚做這些事情，工資也不少。他們根本就不需要做科研，幫老師做秘書工作就可以了。

　　張荊認為，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最終目的應該是充分調動廣大教師的工作主動性和創造性，然而通過調查發現，北京地區高校教師的教學和科研積極性並不理想，甚至可以説比較低落。

　　現在出現的普遍情況是，國家給的工資成為保底收入，幹好幹壞一個樣，缺乏激勵。大學內的高收入群體成為青年教師的榜樣，青年教師很難把“認真做好教學科研工作”作為自己的價值取向。

　　現實總是有些殘酷的，如同“窮”、“富”教授之比為9：1一樣。儘管放開了各種市場性的收入途徑，但是真正能夠在外面掙到錢的教師依然是少數。

　　在調研中一位教授説：“社會上流傳大學教師的收入高，其實他們知道的都是那些神話人物，就像股市上流傳的股神一樣，屬於鳳毛麟角。”

　　他表示，大學教師中相當一部分只能靠學校給的“仨瓜倆棗”，越是教基礎課，收入越少，比如教思想政治教育、外語等課程的教師收入都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