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政策的支援”被認為是國內商業健康險發展機遇的同時，“國家政策的有效支援” 則成了部分保險業內人士眼中商業健康險發展面臨的挑戰。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國家對於發展商業健康險的支援政策從出臺到真正落地成為紅利仍存在一定距離，所以看到效果還需時間，更何況，業內對於政策還有更多的期待。

　　8月2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了加快發展商業健康保險的方向，並提到了完善企業為職工支付補充醫療保險費的企業所得稅政策，滿足了業內對商業健康險稅優政策的部分期待；但，針對商業健康險的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仍遙遙無期，而其正是目前國內商業健康險發展的一大阻礙因素。

　　拒絕公司保險福利——

　　因要繳稅

　　緊跟提出“發展多樣化健康保險服務”的保險業新“國十條”，上週三（8月27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了“加快發展商業健康保險，助力醫改、提高群眾醫療保障水準”的內容，並提出了包括加大政策支援在內的五方面措施。

　　此前，國家已經出臺了促進商業健康險發展的多重利好政策，已經落實稅收優惠政策包括，對保險公司承保的一年期以上（包括一年期）的健康保險免征營業稅，公司團體補充醫療保險費最高可按工資總額的5%稅前扣除。

　　不過，業內期待的“商業健康保險的個人稅收優惠政策”依然沒有被提及，稅收優惠方面僅提到“完善企業為職工支付補充醫療保險費的企業所得稅政策”。

　　依照目前的相關規定，企業為職工支付的補充醫療保險費，由於其不屬於免稅項目，應當徵收個人所得稅；但這項規定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阻礙商業健康險發展的桎梏。

　　以商業健康險中最具典型性的高端醫療保險為例。招商信諾人壽健康險銷售總監周晞燁近日在一次公開場合舉過相關案例——在某些企業中曾發生過的情況是，高管拒絕公司為其購買高端醫療保險，拒絕此“福利”的原因就在於購買保險的保費會計入高管的個人收入，要繳納個人所得稅。

　　“如果高管的個稅稅率是30%的話，公司為其購買保費為萬元的高端醫療保險，意味著這位高管自己還要多繳納3000元的個稅，儘管這些高管也都受過良好教育，具有一定保險理念，但仍然接受不了這樣的事實。” 周晞燁説，雖然這是比較罕見的情況，但在現實中確實是存在的。

　　不過，《證券日報》記者了解到，補充醫療保險費是否計入個人工資總額，以及個人是否需要繳稅，在實際操作中，存在一個“灰色地帶”。國壽養老一位管理人士對記者稱，一年期的補充醫療保險從財險公司和壽險公司均可購買，如果企業從財險公司為職工購買補充醫療保險，保費可以作為企業成本費用，不作為職工收入，從而不存在員工個人繳稅的問題；而如果企業從壽險公司購買，補充醫療保險費就要記入職工薪酬，員工需要繳納個稅。

　　由此，國家政策的有效支援，被周晞燁列為目前國內商業健康險發展面臨的挑戰。與其一同制約商業健康險發展的還包括，國民的消費習慣和文化因素對保障型産品接受度較低，醫療保障的支出在個人或家庭支出優先度排序上位置不高，健康險公司在醫療産業鏈中扮演的角色過於從屬、缺乏對合作夥伴（如公立醫院）的影響，健康險公司缺乏支援定價的數據、從而無法有效開發能引導或滿足市場需求的産品等。

　　期待個人稅前列支——

　　而不僅是遞延

　　事實上，個人稅優政策在年金、養老保險領域已有所進展，包括年金不超過工資總額4%額度內的部分給予個稅遞延已從今年1月1日起執行，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業務即將啟動試點等。而在商業健康險領域，個人稅收優惠政策是業內翹首企盼的，且業界期望的不僅僅是延稅，而是希望直接將健康保險費在稅前列支。

　　對業界有如此期待的原因，國壽養老上述管理人士解釋道，因為商業健康險是對個人醫療支出的補償，是個人已經花費在就醫上的錢，並不是個人收入，記入個人工資繳納個人所得稅並不恰當。

　　“補充醫療保險跟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的性質一樣，都是為了補償個人為了身體健康必須花費的錢，所以業內希望商業健康險可以享受到跟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等類似的免稅待遇，在個人工資的一定額度或一定比例內稅前列支。”

　　業內人士稱，稅收是商業健康險發展的重要杠桿，個人稅優是關鍵因素，國內商業健康險難以起步與之存在關聯，國外多數國家已出臺針對個人的稅收優惠政策。如在美國，所購買商業健康險産品的免賠額和2700美元(家庭5400美元)兩者取較大值的金額可以稅前列支；自由職業者購買健康保險100%免稅。在澳大利亞，私人醫療保險投保人可獲澳洲政府回贈30%保費。在南非，購買私營健康保險可享受不同比例稅收補貼。

　　不過，國內商業健康險稅優政策難以出臺與基本醫保、工傷、失業等保險繳費比例過高、企業負擔過重直接相關，在基本醫保已經免稅的基礎上，如果再針對商業健康保險給予完全免稅政策，國家也難以承受稅收降低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