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努斯的試驗在中國遠遠談不上成功，不過他和他的夥伴仍在努力。

　　這個頭髮花白、年屆75歲的老人之前從未想過，他的小額貸款規劃會發展成一個為全世界800多萬窮人服務的銀行，也沒有想到他會在另一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國家如此被“哄搶”。

　　“我最初做這個事只是想幫助幾個饑民，把自己從負疚感中解脫出來”。坐在我對面、著一身傳統孟加拉長袍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告訴我，格萊珉計劃是他一時衝動的産物。

　　尤努斯起身和坐下的動作顯得有些緩慢和吃力，出門需要帶隨行醫生。但那些由於小額貸款而生存下去的人，那些從中看到脫貧與發展希望的人已經不允許他止步：他是“窮人的銀行家”。只要一有召喚，他就會全世界各處飛，近幾年每年都要來中國。

　　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向中國政府官員、商業領袖、媒體和利益相關者講述他的普惠金融理想。有著絕對數量貧民和留守婦女的中國是尤努斯心目中複製格萊珉模式的絕佳樣本。

　　但每次來到中國，尤努斯遇到最多的就是有很多P2P老闆拉著他問：我的生意怎麼做才能成功？之後便要求一起合張影。

　　追尋尤努斯，更像是一種儀式。尤努斯的試驗在中國遠遠談不上成功，不過他和他的夥伴仍在努力。

　　一

　　1974年，孟加拉陷入饑饉。尤努斯任教的吉大港大學校園外街道上，每天都有人餓死。尤努斯再也無法安心待在教室裏了。“我所教授的經濟理論對週遭生活沒有任何的反映，我怎麼能以經濟學的名義繼續給我的學生講述虛幻的故事呢？”尤努斯説。

　　他走進校園附近的喬布拉村，尋找解決饑餓的方法。1976年一天，他和同事拉提菲（Latifee）教授在村裏看到一個女人，光著腳蹲在家門口的泥地上。她的雙膝緊緊夾著一隻做了一半的竹凳，生了繭的雙手飛快地編織著竹條。

　　他們前去和女人打招呼。她卻面容緊張，低聲回答：“家裏沒人。”

　　尤努斯用本地方言有禮貌地介紹自己，她才稍稍安下心來。女人叫蘇菲亞（Sufiya），21歲，每天的生計是花5塔卡（相當於22美分）從中人那裏買回竹條，編成竹凳後再以5塔卡50波沙（24美分）的價格賣回給他們，相當於是還債。她每天賺取50波沙（2美分）差價，用來維持這個有著三個孩子的家庭。

　　尤努斯陷入震驚。“我以前從沒聽説有任何人會由於缺少22美分而受苦。”尤努斯曾求學于資本發達的美國，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他對成百上千萬美元的數額進行理論分析，卻發現沒有一個理論可以解決眼前的現實。這些理論在分析貧困時，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總體繁榮了，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就像孟加拉女人的遮蔽習俗，被隔絕在視線之外。

　　“如果説一所大學是積蓄知識的地方，那麼這些知識中應該有一些被用於造福鄰里。”第二天，尤努斯讓學生幫忙在喬布拉村開列一個像蘇菲亞這樣依賴放貸者生存的人的名單。一週以後，他拿到的名單共有42人，借款總額為856塔卡——不到27美元。

　　“我的天，我的天啊，所有這些家庭如此受苦受難，就只因為沒有這27美元！”尤努斯一聲驚叫。1976年12月，他從銀行貸出一筆錢，借給了喬布拉村的窮人，這成為他開展格萊珉實驗的肇始。

　　“格萊珉”的實驗對像是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窮人，其中96%以上為婦女。但高傲的銀行職員們卻不願和窮人打交道，在他們看來，窮人沒有信用價值，是“金融界不可接觸者”。他們只認尤努斯，大學教授尤努斯以自身信用為向他們借錢的窮人提供擔保。

　　二

　　1983年，格萊珉獲得了一張政府頒發的銀行執照——格萊珉銀行成立了，它由一個實驗項目轉變為一家為窮人服務的獨立銀行。

　　格萊珉銀行借錢給窮人時，無抵押，無擔保。但借款者必須選擇加入一個5人小組，彼此互助和監督。5人小組中如果有1人違約，也會影響到其餘4人的信用，該小組成員都不能再從格萊珉銀行貸款。

　　就連尤努斯本人也大為驚奇的是，這些無抵押擔保的借款人比有抵押擔保的借款人還款情況還要好。在孟加拉，格萊珉銀行還款率超過98%，在很多村莊，這一比例是100%。

　　“很多婦女從我們信貸員手中接過錢時，手都是顫抖的，她們可能這輩子都沒有見過這麼多錢。”尤努斯在自傳《窮人的銀行家》寫道，“但是從這一天起，一個機構信任了她，把錢借給她，她一定不會辜負這個機構，一定會通過自己的奮鬥還清每一筆錢，因為這是她們改變命運的唯一機會。”

　　此後30多年，格萊珉模式向著全球複製。2006年12月，因“從底層推動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努力”，尤努斯與格萊珉銀行同獲諾貝爾和平獎。格萊珉信託是一家為世界各地複製格萊珉模式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援的NGO。該機構總裁、尤努斯當年在大學的同事拉提菲告訴我，格萊珉目前已經複製到全球100多個國家，截至2015年1月，累計發放貸款65億美元，壞賬率總體上不超過2%。

　　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中國一批先行者開始學習尤努斯。中國社科院學者杜曉山拿到一筆由格萊珉信託提供的種子基金，在河北、河南多個項目點開展“扶貧經濟合作社”。它看似原封不動地沿用格萊珉模式，但20多年下來，部分項目點“拖欠貸款嚴重”、“財務管理混亂”。2013年6月，杜曉山將河北淶水的扶貧經濟合作社轉手中國扶貧基金會下屬的中和農信項目管理公司。

　　2003年，江蘇省徐州新沂市窯灣鎮陸口村，一個叫高戰的青年研究生畢業了。他滿懷熱情地回到家鄉，開啟了重建故鄉的征程。

　　高戰在陸口村發起成立窯灣鎮農村發展協會。“最早的形式很簡單，協會召集了幾十個農民一起開會，號召大家把閒散的錢匯到一起貸給需要用錢的。”高戰説，第一次開會大家湊了一筆錢，當場就貸出去了。

　　儘管沒有專業的指導，協會管理人員還是摸索出一套土辦法：存款保密，貸款公開；貸給男性，夫妻共同簽署合同；每份貸款需要有2戶擔保；最高不超過5000元，最長期限不超過1年，經營範圍必須是在本村。

　　農村發展協會在初始的狀態下運作了幾年。但隨著規模的擴大，壘大戶、逾期還款等現象開始出現。信貸員不僅沒有及時解決問題，反而協助客戶獲得更高額的貸款。在他們看來，富裕的農民更加具有還款能力。

　　2010年的一天，高戰無意中接觸到《窮人的銀行家》，如獲至寶。他連夜讀完此書，他的小額貸款實踐也隨之向著格萊珉模式轉型。

　　三

　　“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就像尤努斯教授1976年在喬布拉村一樣，我們把自己置身於發展和學習過程中。”高戰説。

　　本刊記者從北京坐高鐵到徐州，接著換乘大巴、打車，幾經輾轉終於來到陸口村。這是一個典型的蘇北農村，村民約有3000人，每人平均年收入約2000元，中國農村的小康標準是每人平均年收入8000元。當地主要經濟作物有毛豆、玉米等，村民把自家種植的毛豆、玉米粒採摘下來進行加工再運輸出去賣，已經發展成一個較大的産業。

　　做這些活都是上了年紀的人。更年輕的勞動力遠在異地打工，留下老少，或者哺乳孩子的婦女，守望著村莊。幾年前，村裏蓋起了一棟挂著中國和孟加拉國旗的綠色小樓，去年還進駐了一位孟加拉來客。他個子不高、皮膚黝黑，總是走在田間地頭和村民交流生計，説到高興處，大笑一聲露出潔白的牙齒。

　　這裡是格萊珉銀行江蘇陸口支行辦公室，由高戰家的祖宅改建而成，除了孟加拉專家薩克爾（Sarker），還有4名全職中心經理。為了開展陸口村試點，高戰賣掉了自己在北京二三環間的一套房子，作為啟動資金用於放貸。

　　“中心”是格萊珉銀行體系中一個獨有的概念。按照區域劃分，每6-8個5人小組形成一個中心，每個中心由指定的中心經理髮放貸款。每天中心經理們都有一項日常工作，他們騎著電動車，下到各個中心收款，同時召集客戶開會。

　　陸口支行的還款模式與孟加拉格萊珉銀行相同。借款人整借零還，全年按50周計算，每週需償還本金、利息，外加一部分存款。借款利息為每年10%，存款利息6%。一個村民從陸口支行貸款1萬元，他每週需要交給中心經理230元：其中本金200元，利息20元，存款10元。一年後，當他還完1萬元貸款，共支付利息1000元，並存入500元獲得30元利息。與孟加拉稍有不同的是，陸口支行100%貸給婦女。

　　張春艷、紀傳香剛從格萊珉銀行申請了一筆貸款，她們新加入一個5人小組，其餘3名組員分別是王素娟、黃橋梅、陸聰梅。按照格萊珉模式慣例，放貸前她們必須先參加新客戶培訓。

　　我跟隨中心經理顧紹輝在事先約定的時間到達培訓地點。因為“照顧孩子”，張、紀二人遲到15分鐘。在等待間隙，顧紹輝告訴我，在農村遲到是經常有的事，等她們來了必須強調準時到會的重要性。“我們通過貸款、小組會等形式，其實是介入到她們的生活中，培養她們守時、講信用、公共參與的意識。”

　　張、紀二人到來後培訓會開始。顧紹輝首先強調紀律，緊接著讓她們談談貸款的用途。張説，她準備貸款5000元養雞，紀貸款1萬元想購買一輛電動三輪跑出租。顧紹輝繼而向她們説起這筆貸款的由來。“在我們國家雲南、西藏還要往南的地方，有一個國家叫孟加拉，它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那裏有一個叫尤努斯的經濟學家發明出微金融這種工具，看就是你們身後墻上那位。”

　　紀傳香是見過尤努斯的。2014年12月17日，尤努斯來到陸口村見證格萊珉中國成立，高戰出任總裁。村民們這輩子也沒有親歷過如此盛大的場面：200名婦女打著腰鼓迎接尤努斯，他從大巴車上走下來，摘帽彎腰，接過村民為他戴上的花環。

　　這是有著深厚中國情結的尤努斯第一次走進真正意義上的中國農村，他的出現極具象徵意義。

　　陸口支行的服務半徑為20公里，由陸口村輻射到鄰村。尤努斯來到陸口三個多月後，七八公里外的臧許村，年過半百、連自己名字也不會寫的苗雲俠做夢都沒有想到，她獲得了這輩子第一筆貸款，金額2萬元。她準備用來進貨，和兒子一起擺攤。

　　然而，幾個月後，苗雲俠出了“事故”。兒子拿著錢到其他城市做生意，苗本人去新沂市給人刷碗，自此不再參加小組會議，也不按時還款。顧紹輝通過她在家的兒媳婦，終於請她回來參加一次中心小組會議。

　　我們來到苗所在中心開會的集合點，圍坐成一圈。苗雲俠左右的成員是她在村裏最重要的社交圈，也是農村人的無形資本。“如果確實遇到了困難，一定要開會時説出來，我們都會想辦法。也可以延長分期，把每週還款額降低到可以承受的範圍。”顧紹輝説。

　　苗雲俠承諾每週按時還款後，組長喊起立，互相敬禮，會議結束。顧紹輝收完款，在每位組員的登記本上做好記錄，又還給組員。

　　“要想取得客戶的信任可不容易，良好的信任需要長期積累，如果不是對鄉村工作特有感情，很難長期堅持下去。”在回支行的路上，顧紹輝邊開著電動車邊和我聊天，“我們實際上是通過貸款這種媒介，慢慢和村民去建立聯繫，幫助她們重拾信心，改善生活。”

　　四

　　“中國只貸不存的小額信貸是瘸腿的。這不是微觀問題，不是實踐者能決定的問題，是宏觀問題，是制度問題。”2006年，獲得諾獎的尤努斯受到中國領導人的邀請來中國訪問，他在小額信貸年會上的這番演講語出驚人。

　　尤努斯的意思是，格萊珉實驗在中國之所以出現問題，原因在於中國沒有一家專門為窮人和婦女提供小額信貸的獨立銀行，公益性的小額貸款都是NGO在做。他們在開展業務時不能吸儲，一不小心就會踩到非法集資的紅線。

　　在高戰看來，除了金融政策沒有放開，那些失敗的實踐還有一個共同點，它們並沒有學到格萊珉模式的核心。“有的人一説到5人小組就會想到5人聯保，尤努斯從來沒有説過違約要承擔連帶責任。格萊珉到底是什麼？格萊珉的核心是通過小組學習、互助，幫助窮人實現自身的發展。發展的目標實現了，還款率那是自然而然的事。”

　　從2014年10月到2015年9月，格萊珉陸口支行共發放貸款1266200元，惠及63名婦女。

　　“陸口是真正意義上的格萊珉試點嗎？”我問高戰。

　　“是。只是資金有限，規模還很難擴大。”高戰説。

　　作為尤努斯的中國門徒，在新的網際網路金融浪潮面前，高戰也在不遺餘力地嘗試格萊珉中國的新突破。

　　2014年12月17日，格萊珉中國與京東集團共同簽署《中國小微金融戰略合作框架備忘錄》。尤努斯希望通過技術，農村更偏遠地區的人也能獲得小額信貸服務。“現在合作還只是一個開始，主要是他們提供資金，我們來做，我們有可能通過京東的眾籌渠道獲得一筆錢，但寫在紙上的東西去落實它，需要一定的時間和經歷。”尤努斯説。

　　隨著中國城鎮化的發展，從今年起，格萊珉中國開始攻佔城市，並借助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解決吸儲問題。

　　格萊珉中國與深圳一家金融集團合作，成立深圳格萊珉普惠金融服務公司，用格萊珉模式為深圳城中村的婦女提供小額貸款。深圳格萊珉普惠金融公司繼而與P2P公司合拍線上合作，借款者可以在合拍線上平臺上發標，籌集創業資金。1-2年內，合拍線上不從中追求回報。

　　然而，中國小額信貸之路最大的現實卻是營利性P2P爆炸式發展，公益性小額信貸乏人問津。吸儲合法性遲遲難以解決。

　　正因為此，尤努斯對這一合作期望甚殷。在2015年10月13日深圳市民中心的合作戰略發佈會上，尤努斯望著全場大聲説道：“深圳是中國的創新之城、創造之城。我們能夠用這種創造力中很小的一部分來改變人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