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典》等國寶級古籍亮相國博

　　自8月初起，國家典籍博物館正式接待社會團體預約參觀，800余件國家圖書館館藏精品在首展中悉數亮相。《永樂大典》、《趙城金藏》、敦煌遺書……一件件國寶級典籍穿越歷史、打破時間界限與觀眾親密邂逅。特別是善本古籍展廳展出的一些珍貴特藏，更是品相完好、字跡清晰。

　　“沒有一代代古籍修復師年復一年的耐心與堅持，我們不會看到現在展廳裏的琳瑯滿目。”帶著典籍博物館講解員的感嘆，記者來到國家圖書館古籍館，這裡曾是國圖原址，其前身是清代的京師圖書館。記者走進位於文津樓右側的文獻修復工作室，伏在一張張老式實木桌上的正是這些古籍修復師，他們的毛筆、糨糊、剪刀、棉紙在破損的書頁間遊刃有餘地運用，手下是嫺熟過硬的技法。其中，記者見到了曾參與《永樂大典》、敦煌遺書等重大修復項目的國圖古籍修復專家朱振彬。

　　“片紙只字，要認真對待”

　　朱振彬是中國近代古籍修復大師張士達的弟子，1980年從學校畢業後便來到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工作。當時的北圖古籍修復人才青黃不接，館裏請張士達重回北圖培養人才，以使古籍修復技術得以延續。“就在此機緣下，我得以拜張士達先生為師，自此便開始了我的古籍修復生涯。”朱振彬回憶説。當時，張士達已是八旬高齡，但仍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教學工作之中。

　　據朱振彬介紹，國圖的古籍修復傳承不僅體現在具體技藝上的傳承，更是一些理念、工作態度以及一些古籍修復根本性原則的傳承。他曾在張士達的家裏整理其遺物時見過他的一篇手稿，上面記錄的關於古籍修復的想法、提到的注意事項，至今古籍館修復師們仍在遵循。“像師傅提到的‘片紙只字，要認真對待’，我們現在仍在堅持這樣的工作態度。”朱振彬回憶，老師的技藝通過口傳心授、潛移默化地感染著他，而老師關於一些寶貴經驗的總結也為當代古籍修復理論的形成打下了堅實基礎。“比如有些古籍隨著時間流逝上下兩角都被磨圓了，有些人會把那破損的角補上、修齊，而老師要修則是力求恢復到原來的樣子，這個‘圓角’實際上是歷史的烙印，修平它便失掉了古籍的韻味，所以，看一部書修得好壞，不能看是否修復一新，要看是否古風猶在，這便是我們館現今都在堅持的‘整舊如舊’原則。”

　　而今天，朱振彬也要像當年的恩師一樣，為古籍修復培養人才。崔志賓便是他的“徒弟”。1987年出生的崔志賓，剛在國圖古籍館工作滿一年，是國圖古籍館目前最年輕的古籍修復師之一，因其有兩年在博物館做字畫修復的實習經歷，上手很快。當回憶起自己修復的首部“作品”——《百花譜》稿本時，崔志賓告訴記者，每一頁都需拆下來修，書的根部有書名標記，朱振彬要求她在把每一頁修復完成併合起時能做到嚴絲合縫，而且書名標記合對起來也不能有參差。

　　妙手慧心，令國寶重見天日

　　1949年新中國成立不久，由於國寶《趙城金藏》在抗日戰爭期間曾存放于煤窯中，惡劣的環境致使其損壞程度相當嚴重，修復工作迫在眉睫，張士達等4位“國手”首先參與到對國寶的緊急“搶救”當中。當時國家經濟困難，連修復用紙都是來自於社會捐贈，開展搶救性修復工作何其艱辛，直到1965年才基本完成對《趙城金藏》的修復工作。那次修復論證和修復過程中形成的“整舊如舊”修復原則至今還是古籍修復行業遵從的基本原則。“所以説，古籍修復的學術理論是一代代大師們從親身實踐中不斷體悟和總結而來的。”朱振彬説，當時張士達等老一輩修復師們還專門留下幾卷尚未修復的經文卷軸，目的是讓世人看到當初經卷的損毀程度，並能銘記歷史、珍愛古籍。

　　對敦煌遺書的修復於1989年開始籌備，直至1991年才正式開始修復工作。國圖館藏1.6萬餘件敦煌文獻，參與修復工作的人員只有五六位，朱振彬便是其中之一。“當時有些破損文獻脆化相當嚴重，跟煙葉一樣，不敢相信自己能修好。”他感嘆道。面對已經“枯萎”的文獻，他一紙一紙、一字一字地去對，大約一紙平均得對好幾天才能最終把字對好。現如今，國圖關於敦煌遺書的修復工作已接近尾聲，歷經20餘年，敦煌文獻終得以修復。此次國家典籍博物館敦煌展廳所展示的大部分展品都是經他們之手而得以重見天日。

　　培養“國手”，要找到有效途徑

　　目前，國圖古籍館在編古籍修復人員僅19人。據了解，全國公共藏書單位的古籍修復師不足700人。自2013年起國家圖書館掛牌成立“國家級古籍修復技藝傳習中心”以來，古籍館多名資深修復專家為前來“取經”的地方藏書單位修復人員開展業務指導與培訓，使得國圖的“國手”技藝能夠向各省市圖書館推廣，在全國範圍內培養古籍修復人才起到一定作用。

　　但如朱振彬所説：“成長為一個能應付自如的成熟古籍修復師，對其的培養至少需要5年到7年。與戲曲一樣，古籍修復也講究‘拜師學藝’的傳承方式。”國圖古籍館副館長陳紅彥也表示：“成熟的古籍修復師一定得熟悉各種書的書況，掌握修復各種書的具體辦法，這是一個比較耗時、累積經驗的過程。國家圖書館因有豐富的古籍資源，所以可以加速人才成長，而師徒之間口傳心授、手把手傳承，仍是我們培養‘國手’接班人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