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徐渭草書《白燕詩卷》

　　王世國(廣東省書法評論家協會主席)

　　當下，一些人在品評書法時，卻把所謂“高古”作為評判書法優劣高下標準，若被指為“取法高古”，便是好的，否則就是不好的、低下的。流風所及，一些人便摹寫秦漢篆隸、魏碑，以求“取法高古”，甚至刻意描摹秦漢碑版中，那些刀鋒刻劃以及被歲月風雨浸蝕的痕跡，故作顫抖曲折之筆，以求“古拙”效果。這給當下書壇帶了一些不良習氣。

　　其實，“高古”並非是品評書法優劣高下的標準，而是指一種藝術風格。唐代司空徒《二十四詩品》中提出了24種藝術風格，“高古”僅是其中之一。書法風格同樣豐富多彩，不同風格之間並沒有優劣高下之分，只是帶給人們不同的審美感受。而一些人卻主張書法要“取法高古”，以秦漢篆隸和北魏碑版為“上”，輕視楷、行、草書。例如，饒宗頤《書法六問》中主張，學習書法要先從秦、漢、魏開始。饒老此説正確，但他又説：“若從唐人起步，則始終如矮人觀場矣。”如此輕賤唐代書法，這就有失偏頗了。

　　書法藝術的成熟和發展高峰不是在秦漢，而是在魏晉，從那時開始，書法才成為一種人們自覺追求的藝術類型。對此李澤厚《美的歷程》中有過確論：“書法是把這種 線的藝術 高度集中化純粹化的藝術，為中國所獨有。這也是從魏晉開始自覺的。正是魏晉時期，嚴正整肅、氣勢雄渾的漢隸而變為真、行、草、楷，中下層不知名沒地位的行當，變而為門閥名士們的高妙意興和專業所在。”這裡，他對真、行、草、楷的産生，大聲謳歌。

　　對於書法來説，東漢、魏晉以後草、楷、行書的出現具有非凡的意義。在此之前，殷商甲骨、周朝金文、秦漢篆隸甚至北魏碑版，完全是為了歌功頌德、紀事立言，書寫者或受王命、或為公務、或受人請托，書寫的內容基本上與書寫者沒有多大關係，寫字純粹是實用；其中大多數只是摹寫字形，少數高手佳作才算得上是書法。而東漢、魏晉以後，草、楷、行書的出現，紙張的普遍使用，不僅大大方便了書寫，而且書寫內容更多地從公務擴展到個人事務，使個人情感和興意的表達成為可能，從而賦予書寫能夠成為藝術的本質特性。這才有了王羲之“寫《樂毅》則情怫鬱，書《畫讚》意涉瑰奇……”

　　可以這樣説，草、楷、行書體的産生，是書法藝術發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是書寫者的個性解放。所以，從東漢趙壹《非草書》中可以看到，當時人們對新書體——草書的出現是多麼歡欣鼓舞、趨之若鶩。就連崇尚秦漢篆隸和北魏碑版的饒老，其《書法六問》中也不得不承認“晉代以來，書法更成為了一種抒發書寫者內心感情的藝術。這一情況在晚明表達得尤其淋漓盡致。”“我們不妨説書法，尤其是行書、草書，是冰解凍後的長河，是瀑布形的音樂，是人們抒發感情的廣闊天地。”所以，篆隸書體在晉唐以後開始衰落，儘管對先秦漢魏金石碑版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並沒有停止過，但是直到清代前期，它都沒有引起絕大多數書法家的興趣。

　　唐代孫過庭《書譜》中指出：“古質而今妍”是書法發展的必然結果，今人“何必易雕宮于穴處，反玉輅于椎輪”呢？所以，如果將“高古”作為一種書法風格來追求，或者將篆隸魏碑作為一種書體來學習，都無可厚非。但是，品評書法，言必秦漢北魏，用“高古”來嚇唬人，那就錯了。其實，楷有“八法”遠甚于“篆只一法”“隸有波磔”；以楷入草、作草如真，比起以篆入草、以隸入草，更能夠帶來草書線條的萬千變化和鮮明的節奏；而行草書寫更有利於書法家個性的表達和情感的抒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