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戰國甕棺葬

　　發現戰國甕棺葬

　　7月份開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員、考古隊隊長陳偉和考古隊員開始對高郭侯國國都遺址進行第二次搶救性考古發掘。這次考古發掘面積為2000多平方米，對城址的北城墻進行了解剖，“在城址北墻中部發現一條南北向古道路，古道路的年代及與城址的關係正在進一步發掘確認。”陳偉説，雖然這次發掘的面積不大，但出土的文物很有考古價值。

　　“此次發掘中，在城墻邊發現戰國甕棺葬説明這塊地方有可能是高郭侯國一處墓葬區。”陳偉説，要想證明這種説法，還需要繼續發掘，如果能發現較大規格的墓葬才能證明這種説法。

　　甕棺葬是指用陶容器作為葬具、埋葬在地下的一種埋葬形式。在我國，甕棺葬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前期就已出現，廣泛發現于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地區。戰國秦漢時期，甕棺葬作為埋葬未成年兒童的方式仍在一些地區流行，成為當時頗具特色的一種埋葬形式。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白雲翔對戰國時期的甕棺葬有較為深入的研究。在他看來，甕棺葬葬地的不同，反映出甕棺葬在不同地區具有不同的作用和意義。“有的甕棺葬是埋葬在居住地附近或城墻內外；也有的是甕棺葬同其他類型的墓葬混雜在一起；另一種是以甕棺葬為主的叢葬墓地。”

　　居住地附近的甕棺葬，可以看作是當地居民對死亡兒童的一種“棄埋”，因而墓一般不規整。甕棺葬與其他類型的墓葬同葬于一個墓地的情形，説明甕棺葬被當地居民作為埋葬兒童的一種正常葬制所採用，將死亡兒童同成人一樣葬在家族墓地中，因而墓一般較規整，甚至同其他成人墓一樣有類似的隨葬品。

　　高郭侯國國都遺址發現的甕棺葬出現在城墻旁邊，很顯然符合第一種情形，也從側面證明遺址所屬年代為戰國時期。“從各地大量的考古發現證明，甕棺葬在當時很流行，被葬者大多是兒童。”陳偉説。

　　出土大量生活用具

　　隨著考古深入，考古人員陸續在城墻不遠處出土了大量戰國至西漢時期的陶紡輪、銅鏃、甑等可辨文物。

　　陶紡輪在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常見，是一種用灰陶或紅陶製作的紡線工具，略呈圓餅形或凸圓形，中有孔，插入木柄或骨柄可以捻線。隨著制陶業的不斷進步，陶製品已突破了日常生活用具範圍，向更廣闊的領域伸展。到戰國時期，陶土製成的紡織工具開始作為冥器隨葬。

　　銅鏃是安裝在箭桿前端的鋒刃部分，配合遠射程兵器弓弩使用。“銅鏃的出現，説明當時城墻已經有士兵站崗放哨，通過研究這些兵器，可以了解當時的兵器製造技術和能力。”陳偉説，如果在接下來的考古中，能夠出土筒瓦、板瓦等戰國時期遺物，就解決了城墻的始築年代、廢棄年代、建築方法等問題。

　　甑是古代蒸飯的一種瓦器，底部有許多透蒸汽的孔格，置於鬲上蒸煮，如同現代的蒸鍋。在陳偉看來，通過研究這些生活用具，可以推測出當時高郭侯國的經濟實力和耕作技術。因為戰國至西漢時期是我國古代歷史大變革的時期，各地區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各諸侯國變革的程度不同，但生活用具的變革，都與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直接關係。

　　未發現刻字文物

　　作為一個小國，高郭侯國國都並不算大，面積只有20多萬平方米。城址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546米，南北寬428米。城墻為夯土築成，墻基寬度約2米，城墻外側有城壕一週環繞。在城址周圍分佈有不同功能的居住遺址、墓葬區等。

　　雖然進行了兩次發掘，但考古人員對高郭侯國國都的了解也僅限于城墻，“第一次發掘了800多平方米，第二次計劃發掘2000多平方米，都是圍繞著城墻展開的，宮殿區、居住區和墓葬區還是一無所知。”陳偉説，兩次發掘出土了大量文物，但沒有發現關於高郭侯國的文字記載和銘文，確定此遺址為高郭侯國也只是靠文獻和歷史記載。

　　據《漢書·王子侯表》記載，西漢宣帝地節二年(西元前68年)四月，河間獻王之子劉瞌，被封為高郭節侯，都邑在原虢邑(今任丘城西十六里)。在位十一年。死後其子久長于神爵三年(西元前58年)嗣爵，是為孝侯。以後，項侯劉菲、共侯劉稱、哀侯劉霸相繼嗣爵。哀侯劉霸死後，因無嗣，其弟劉異眾于漢成帝元延元年(西元前12年)被接續封為鄚侯。至此，高郭侯國絕，共傳四世歷五侯，約56年。

　　“這次出土的文物中還沒有發現刻字的文物，隨著考古繼續開展，出現帶有文字的文物也不是不可能。”陳偉説，高郭侯國雖然僅存在了五十多年，但對研究戰國到西漢時期各諸侯國歷史有很大價值。此次考古發掘，除對城址相關建築遺跡進行清理外，還將對城址內堆積的文化遺存進行發掘，以了解城址建造、使用直至廢棄的歷史過程。

　　“初步計劃12月底完成全部田野發掘工作，到時候對高郭侯國，乃至整個任丘的那段歷史有一個重新的認識。”陳偉説。

　　“如果時間充足，接下來我們將對高郭侯國國都遺址進行一次全面的考古調查和勘探，弄清楚各個功能分區所在的具體位置，至於什麼時候能發掘，誰也不知道。”陳偉説，遺址和文物保存在地下才是最好的保存，發掘其實也是對文物的一種損害。新報記者 劉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