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景德鎮禦窯

　　明清兩代瓷器，大家通常説的“禦窯”就是特指景德鎮禦窯廠生産的瓷器。景德鎮禦窯廠是明、清兩代皇家御用瓷器的專門製造場所，建於明洪武二年（1369年），結束于清宣統三年（1911年），歷經明清兩朝27位皇帝，為皇帝燒造禦瓷長達542年，生産出無數精美的瓷器。鼎盛于明清兩朝的景德鎮禦窯廠，六百多年來，由初設到興盛再發展到鼎盛時期，傾注了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太監窯工等的心血，才成就了登峰造極的景德鎮禦窯。

　　元代景德鎮窯青花鳳穿牡丹紋執壺

　　元官窯：元帝始設浮梁磁局

　　西元1271年，元帝國建立。元代統治者崇尚白色，“國俗尚白，以白為吉”。其服飾、建築都崇尚白色，白色的瓷器同樣成為元代帝王的珍愛。白瓷在元代的景德鎮有很大的發展，優質的白瓷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視。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景德鎮設立第一個官窯——浮粱磁局，專為元皇室燒造瓷器。元代景德鎮成功地燒造出樞府瓷、青花和釉裏紅瓷，取得卓越成就，為明清兩代制瓷工藝的高度發展奠定了基礎，景德鎮並因此在日後成為全國的制瓷中心，贏得了瓷都的桂冠。

　　明洪武 景德鎮窯釉裏紅纏枝蓮紋玉壺春瓶

　　洪武大帝建禦窯

　　朱元璋推翻蒙元帝國，建立了大明王朝，卻幾乎全盤承襲了元代“匠籍制度”，由於祭祀，賜賚，貿易所需，開國之初，就在原“浮梁磁局”的基礎上建立了禦器廠，世稱洪武官窯。洪武帝需要以瓷器換馬用於戰爭，還要用瓷器擴大貿易和安撫鄰邦。禦廠燒造出器型碩大的青花、釉裏紅大盤、大碗、大罐，素樸雄渾，粗豪而不失風韻，形成了洪武官窯瓷器的獨特風格。

　　明永樂 鮮紅釉印花雲龍紋高足碗

　　戲説燕王紅戰袍

　　1399年，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在一個嚴寒的冬天，朱棣身著鮮紅的戰袍指揮作戰，第二天清晨，士兵們發現朱棣的紅戰袍上霜花自然凝結成一條騰空飛舞的白龍，三軍以為瑞照，士氣大振，戰果輝煌。1402年，朱棣登基為永樂皇帝。禦廠的技師們依據燕王戰袍的故事，設計燒造出鮮紅地白龍紋瓷器，以表對永樂皇帝的敬意。而這種集“鮮紅”與“甜白”于一身的瓷器，則成為永樂官窯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

　　明宣德 景德鎮窯青花纏枝蓮紋瓶

　　明皇怒斬督陶官

　　宣德官窯有極為嚴格的管理制度，朝廷派官員督陶，負責宮廷用瓷的生産，特別是對貢余品、次品管理近乎苛刻。督陶官張善“貪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饋其同列”。宣德二年（1427年），為了整肅紀律，杜絕官窯貢余品的外流，宣德帝將督陶官張善處以極刑，將所有貢余品、次品一律集中打碎，就地掩埋，既維護了皇權的威嚴，也“打”出了官窯瓷器的至精至美。

　　明宣德 景德鎮窯倣汝釉蟋蟀罐

　　宣德皇帝蟋蟀罐

　　明宣德皇帝朱瞻基喜好玩蟋蟀在文學名著--《聊齋志異》“促織”篇中有所描寫，而宮廷正史卻無記載。1993年的珠山宣德官窯遺址考古發現卻證實：禦廠為朝廷燒造了數十種紋飾精美的蟋蟀罐，其中青花雙角五爪龍紋蟋蟀罐就是貢宣德皇帝觀賞鬥蟋蟀的“鬥盆”。這位“太平天子”不僅有玩蟋蟀之好，而且酷愛養鳥賞花，宣德禦廠為朝廷燒造的花鳥蟲魚器皿就達幾十種。

　　太監督造青龍白瓷缸

　　明代永樂年間，北京謹身、華蓋、奉天三大殿被大火燒燬，正統六年（1441年）三大殿重建工程完成。太監王振命令景德鎮為大殿燒造青龍白瓷缸，因缸大而且壁厚，屢燒不成，三大殿前的陳設便以銅缸代替。而幾十口有裂痕的龍缸則被打碎掩埋在禦廠西圍墻下，直到1988年被考古工作者發現，青龍白瓷缸才得以重見天日，現陳列在龍珠閣展廳。

　　明成化 景德鎮窯鬥彩團蓮紋高足杯

　　明憲宗創導鬥彩新風

　　明憲宗成化帝--朱見深對景德鎮禦廠的生産相當熱心和執著，這位具有深厚藝術修養，又善於繪畫的帝王，對小巧精緻的工藝品情有獨鍾。成化皇帝的審美情趣和個人喜好直接影響到禦窯廠的生産，在他的創導下，成化官窯燒造出瓷質精美、彩飾優雅、小巧別致的鬥彩瓷器，成為明代官窯之冠。成化鬥彩一直被人視為拱璧，古時就有“神宗（萬曆帝）御前尚食，有成杯一雙，價值十萬”的記載，而在成化朝之後的510年——西元1997年的香港索士比拍賣會上，一隻成化鬥彩雞缸杯竟拍出2917萬港幣的天價，這恐怕連成化皇帝自己也始料未及。2014年，又創造出一隻成化鬥彩雞缸杯竟拍出2.8億港幣的記錄。

　　“佑陶靈祠”祭祀窯工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太監潘相督造青花大龍缸，久未燒成，潘相對窯工進行鞭笞甚至殺害。相傳窯工童賓（鎮上裏村人）氣憤之極，毅然縱身跳入窯火以示抗議。窯工們悲憤萬分，決心燒造好龍缸，表示對童賓的哀悼。童賓之死，激起窯工的義憤，為平息風波緩和人心，官府在禦廠東側修建“佑陶靈祠”，為童賓立祠，並號之為“風火仙”。祠內供奉的童賓像即風火仙師像，兩邊是窯工的師祖，有把樁、托坯、架表、收兜腳、打雜、小扶手、三扶手、二扶手等各腳窯工形象。

　　清康熙 景德鎮窯墨彩竹節式臂擱

　　文房用瓷與康熙

　　康熙時期，禦窯燒制了大量筆筒、水洗、臂擱、瓷硯等文房用瓷，這與康熙皇帝實行尊孔崇儒的文化政策是分不開的。作為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康熙清楚地認識到，滿族的武力不足以統治中國。唯有遵孔崇儒，學習漢民族文化，才能鞏固滿清帝國統治。因此，即位伊始，康熙即把程朱理學確定為官方哲學，採取懷柔漢族知識分子政策。對文化的推崇自然促進了文房用瓷的燒制，康熙刻意求精地讓禦窯廠的窯工們燒制各類文房用具，這其中以筆筒燒制地最為出色，在清代陶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清雍正景德鎮窯淡黃釉瓶

　　四爺最愛素雅器

　　雍正皇帝為康熙第四子，有“四爺”之稱。這位鐵面無私的帝王，在藝術鑒賞方面頗具文人氣息。他喜愛文雅素凈的瓷器，追求自然、含蓄之美。雍正皇帝對瓷器製造直接干預，從宮中造辦處檔案得知，禦窯廠生産的瓷器的樣式，都要秉承雍正皇帝旨意，做出各等式樣之後由皇帝選擇。宋代瓷器以胎質細膩、色彩淡雅、大度秀美而聞名於世，深得雍正喜愛，因此雍正時期禦窯廠生産了大量倣宋瓷作品。粉彩以玻璃粉打底，彩繪圖案具渲染效果，頗似中國水墨畫意境，雍正對此喜愛有加，故雍正年間粉彩盛燒一時。

　　清乾隆 唐英倣官水丞

　　唐英一心為督陶

　　瀋陽人唐英（1682~1756年）自雍正六年（1728年）以內務府元外郎身份到景德鎮駐廠署協理陶務，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十一月結束窯務離鎮，先後在景德鎮整整26年，對景德鎮禦廠生産管理、技術創新作出重要貢獻。唐英是雍正、乾隆兩朝的督陶官，是我國古代傑出的陶瓷藝術家。唐英隸屬漢軍正白旗。1728年，他奉命兼任景德鎮督陶官。唐英不僅僅是一個管理者，更是一個陶瓷製作工藝的實踐者，他獻身瓷藝，以此為樂，鍥而不捨。為潛心研究瓷器製作工藝，他“杜門謝交遊”，聚精會神，苦心竭力與工匠“同其息食者三年”，成為陶瓷藝術大師。唐英因為兼職太多分散精力，於是先後兩次向乾隆皇帝提出辭呈，要辭去關稅官吏這一讓人欣羨的官職，而專司窯務。雍正、乾隆兩朝禦窯取得的輝煌成就，與唐英的個人奉獻是分不開的。乾隆時期的禦窯又稱為“唐窯”，這就是對唐英的最大肯定。

　　唐英不僅躬身實踐，精於管理，而且將工作中的經驗加以總結，為後人留下了許多制瓷工藝的重要史料。乾隆八年，唐英奉旨編撰《陶冶圖説》，製圖20幅，對景德鎮瓷業在採石、制泥、淘煉泥土、煉灰、配釉、制匣、制坯、煉取青料、彩繪、施釉、裝燒、洋彩、包裝等進行科學的總結和記載。

　　清乾隆 各種釉彩大瓶

　　乾隆窯冶古今中外于一爐

　　乾隆（ 1736—1795 年）是清高宗弘歷的年號。乾隆窯産品，主要指唐英督理窯務時的製品。唐英原為內務府員外郎，早在 1728 年（雍正六年）即到景德鎮禦窯廠“駐廠協理”窯務，擔任年希堯的副手。在 1736—1749 年（乾隆元年至十四年）、 1752—1756 年（乾隆十七至二十一年），唐英先後任淮安關、九江關監督，兼理景德鎮窯務。唐英不僅一般地管理廠務，完成朝廷交辦的大量瓷件，而且深入窯廠，研討工藝，在倣造和創新上成就顯著。每年貢獻給朝廷的大小盤、碗、鍾、碟、瓶、勰、尊、彝等，多達 57 種。《景德鎮陶錄》記述唐英的成就説：“公深諳土脈、火性，慎選諸料，所造俱精瑩純全，又倣肖古名窯諸器，無不媲美；倣各種名釉，無不巧合；萃工呈能，無不盛備；又新制洋紫、法青、抹銀、彩水墨、洋烏金、琺瑯畫法、洋彩烏金、黑地白花、黑地描金、天藍、窯變等釉色器皿。土則白壤，而埴體厚薄惟膩。廠窯至此，集大成矣。”乾隆窯繼承了中國古代制瓷工藝的精華，所倣歷代名瓷幾乎無所不有，同時吸收東、西方藝術，極大地豐富了我國的制瓷工藝，力求新的創造，真可謂集各種技藝之大成，冶古今中外于一爐了。

　　李鴻章籌銀興復禦窯

　　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天國軍隊攻打到景德鎮，咸豐五年，太平軍燒燬禦窯廠，禦廠被迫停止燒造。時至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軍機大臣李鴻章籌銀十三萬兩，命九江關督蔡錦青在禦窯廠舊址重建堂舍72間，興復禦窯，所有督陶事務，由九江關監督遙領。同治七年（1868年）禦窯廠為同治皇帝大婚燒造喜宴瓷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禦廠制度終止，至此景德鎮珠山禦窯廠經過了近六個世紀的漫長歷史。

　　短命的“洪憲窯”

　　1916年，還有所謂“洪憲”。袁世凱竊國稱帝，建號洪憲，仿傚明、清兩代皇帝，派遣陶務監督到景德鎮督造御用瓷器。袁世凱是個短命的皇帝，洪憲窯也跟著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