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畫《愚公移山》，是徐悲鴻先生的著名作品，許多國人在中學的語文課本上就認識了它。然而，許多人並不了解它背後的真正故事:它所表現的，是修築“抗戰生命線”——滇緬公路的感人故事。

　　六個健壯的赤膊民伕，頂天立地，在畫面中央並列排開;肌肉鼓張的軀體大幅度扭曲，揮舞鐵耙，正奮力開山;白髮長鬚的老者在旁交代著什麼，透著鎮定和堅毅;婦女和孩子也出現在工地上，顯然也經歷了一番辛苦勞作……

　　“畫中的這些民伕，表面上是愚公和他的家人，實際上是滇緬公路上揮灑汗水的修築者。”重慶交通大學校長唐伯明説。

　　滇緬公路誕生於抗日戰爭烽火之中。由於日軍封鎖中國東南沿海，東部、中部主要港口、鐵路、公路淪陷。為了運輸盟軍支援的物資，和外部世界聯繫，二十余萬國人在崇山峻嶺、原始森林中修建了這條長一千多公里的簡易公路。

　　大師徐悲鴻為何把目光投向祖國西南方的滇緬公路呢?故事要從1939年説起。

　　那時，侵華日軍攻勢兇猛，中國國土不斷淪陷，已到了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為了捐資救國，徐悲鴻來到華僑聚集的新加坡舉辦個人畫展，並把全部收入捐獻，用於賑濟災民，支援抗戰。

　　畫展結束後，徐悲鴻應著名詩人泰戈爾的邀請做客印度。雖然地域隔絕了戰火，但徐悲鴻始終牽掛著苦難中的祖國。當時，喜馬拉雅山另一端的滇緬公路正在緊張修築之中，修路民伕的堅強意志、巨大犧牲，讓徐悲鴻深為感動。激情澎湃之下，他創作了這幅《愚公移山》，在1940年完成。

　　“修築滇緬公路，和中國神話故事‘愚公移山’有極其相似之處。”青年國畫家韓鵬説，愚公所面對的太行山和王屋山，就是修築滇緬公路的民伕所面對的崇山峻嶺;愚公和修路的雲南人民，都是為了信仰而不畏犧牲，矢志不渝。

　　那麼，《愚公移山》中所畫的婦女小孩上工地的情景，符合修築滇緬路的實際嗎?記者重走滇緬公路發現，它完全如實反映了當時幾乎全民動員修路的場景。

　　“我們村裏，八九歲的娃娃去修路的就有四五個。”在滇緬公路新修路段的起點——雲南漾濞縣，89歲的修路老民伕馬樹華説，當時全縣動員修路，家裏有錢、殷實的，還可以雇人出役;許多沒錢的人家如果派不出壯丁，就只有讓婦女、娃娃上工地。

　　不僅如此，《愚公移山》中描繪的那些簡陋的修路工具——鐵耙、小車、拉車的牲畜，也是完全符合史實的。“修築滇緬公路，幾乎沒有任何先進施工機械，僅靠雙手和簡單工具完成。”唐伯明告訴記者。

　　石碾子——對於這種簡陋的修路工具，86歲的老民伕黃炳祥記憶猶新。“八九個人才能拉動，一齣事故就要人命。我一個姓許的工友就被它碾壓死了。”

　　新華社記者此次重走滇緬公路，見到了石碾子的真實面目。它是重達數噸的巨大石輪，用木架牽引，是當年修築滇緬路的常用工具。“它沉重、簡陋，很難操作，一旦遇上險路、陡坡經常發生事故。”漾濞縣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朱應訊説，修路時的事故率和民伕傷亡率都很高。

　　許多路，是懸崖峭壁上生生“摳”出來的。例如著名的“老虎嘴”，就是在怒江峽谷西岸的懸崖上硬挖出來的一個豁口，成為了來往滇緬路上重要橋梁——惠通橋的必經之地。

　　70多年後的今天，重走滇緬路的記者找到老虎嘴，儘管路面更寬了，路況更好了，仍然覺得頗為凶險。它一側是峭壁懸崖，另一側就是洶湧奔騰的怒江。頭頂上千鈞巨岩突出，狀如虎口，仿佛隨時都可以把車輛吞噬。當年築路的艱辛可想而知。

　　“如今，當我們站在《愚公移山》前，仍然能感到作者澎湃的激情。”韓鵬説，只有記住滇緬公路的歷史，才能讀懂大師的這幅畫作——它不只是一個古老的神話，而是一個偉大東方民族追求自由的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