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正在廣東普寧市沙河鎮輕紡廠的工作照。

　　張正的婚事

　　——中國農村男子的擇偶困境

　　2016年3月10日，農曆二月初二，這天是“龍抬頭”。位於安徽西北部蒙城縣的農村在這一天異常熱鬧，他們有一個上千年的傳統：男嬰出生後，蓄一根小辮，直到6歲的“龍抬頭”這一天，在眾人的矚目和祝福下，一併剪去。主人家要大宴親朋，以慶賀這個男孩度過了容易夭折的年紀，茁壯成長，當地人叫“辦事酒”。

　　這天，蒙城縣辛集鎮城西村桔園生産隊有3場“辦事酒”，整個村落瀰漫著鑼鼓和鞭炮聲。64歲的何素梅回到家，關到府。

　　她對兒子張正説，“他們喊你去喝酒，我説你有事，你得從後門走。”

　　“嗯。”張正應完回到他樓上的房間，為了回避父母的逼視，他更願意獨處。

　　他今年31歲了，單身。在農村，大齡還未婚的男性在道德上是可恥的，那象徵著無能、醜陋，或者愚笨。

　　今年開春，父母命令他一定要把婚事定了，再外出務工。

　　這天下午，他有一場相親，對像是一個離異的女人，帶著一個6歲的女兒。

　　“被迫失婚”

　　何素梅回過頭衝著丈夫抱怨，“要是6年前你看緊那女人，咱家也能擺上辦事酒了。”

　　6年前，張正當時的妻子劉霞(化名)瞞著張家，獨自前往醫院墮胎，隨後從這個家庭消失了。何素梅得知打掉的是男嬰後，昏厥過去。

　　張劉二人並沒有領結婚證，經人介紹見面2周後就辦了婚酒。在穩定的熟人社會中，給了彩禮，辦了酒宴，雙方的親朋互相見證，就是成婚了。領結婚證只是有孩子後上戶口時才顯得必要。劉霞出走後，張家幾次到劉霞家討要6萬元的彩禮無果，只好作罷。

　　新婚時的傢具和電器被何素梅用塑膠袋都包裹了起來，等待新的女主人。每年的年關，何素梅會給所有親戚打一通電話，為張正尋找相親機會，春節期間是村裏人最齊的時候，錯過就又是一年。她一生中撞見的所有困難，都託付在這個熟人網路之上，但張正的婚事在這好像不管用了。

　　從1月中旬，張正提前返鄉進行了第一次相親，直到3月10日這天，他總共只相過兩次親。現在在農村，未婚的女孩太少了。

　　桔園有453口人，在20歲到30歲之間的男青年有60人左右，其中未婚的有25人；這個年齡段的女性約在40人左右，全部已婚，其中部分外嫁。30歲左右未婚的，包括張正在內有7人，尋找婚配的日子並不好過。

　　往年春節，桔園總有四五家辦喜酒的，去年只有1家，到了今年春節卻異常冷清，何素梅説，“他們也沒一點響動。”

　　農村大齡剩男的婚配越來越難的問題，絕非只發生在安徽蒙城的桔園這一隅。

　　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從2000年開始，他們的研究所團隊就致力於對數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資訊進行分析，並對全國28個省(區、市)的364個行政村的性別失衡情況進行了田野調查。

　　2010年，該所的田野調查團隊聯合發表了《中國的性別失衡與公共安全——百村調查及主要發現》，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在中國的市場經濟發育，城市化進程推進，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交錯進行的背景下，中國人口性別結構已出現了整體失衡，性別失衡之後所造成的“婚姻擠壓”現象(注：“婚姻擠壓”是指適婚年齡的男女兩性，同期人群中出現的數量不平衡，由此導致部分男性或者女性出現擇偶困難的現象)，隨著80後這代人步入成年，正在中國的貧困地區逐步凸顯，危害也日益顯現。

　　研究人員以20世紀80代初我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為參照，對我國1980年到2010年間出生人口的性別情況進行分析，推算出這30年間，出生的男性為2.9億，女性為2.54億，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約3600萬。姜全保判斷認為，從2010年開始，中國還將經歷長達幾十年的“男性婚姻擠壓”，80後的男性中，將有10%至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而作為婚姻擠壓的最後一級，農村的大齡剩男比重要高得多。

　　在《百村調查》中，一份針對全國28省364個行政村的3318名大齡未婚男性(28歲以上)的問卷顯示，每個村的大齡未婚男性平均達到9.03人。他們中間近80%身體健康，沒有殘疾，“屬於被迫失婚”。

　　張正身材壯碩，中等個子，微卷的頭髮蓋著寬大的額頭，雙眼皮，鼻梁短而堅，外貌像母親何素梅，性格像他的父親，開口説話總要臉紅一會，平時沉默寡言，這也是他結婚困難的原因之一。在《百村調查》中，有63.2%的大齡剩男具有沉默寡言的性格。

　　何素梅有點想不明白，“我們那代人就喜歡踏實勤快的男子。現在，老實人在社會上混不開了。”

　　從大環境而言，成婚困難的原因更為複雜，男女比例失衡是首要原因。

　　1980年秋，全國人大五屆三次會議明確提倡“只生育一個孩子”，1982年，中共十二大將計劃生育定為基本國策。

　　這與中國農耕文明中“兒比女貴”“多子多福”的觀念産生了巨大衝突，嚴格的人口指標迫使他們把“名額”和“機會”盡可能留給男嬰。

　　在沒有B超前，棄女嬰現象曾經很嚴重。根據姜全保教授等人的研究，1940年前後，中國“失蹤”女嬰比例曾達14%。解放以後，婦女地位提高，棄女嬰現象減少，1960年至1970年期間，女嬰死亡率比較低。上世紀70年代後半期開始，“失蹤女性”的比例又開始穩步上升。

　　80年代中期，計劃生育政策出現了調整，允許農村獨女戶生二胎，即“一孩半”政策。二胎成為農民生男孩的最後機會，人為干預更為嚴重。有數據顯示，2000年，中國施行“一孩半政策”的農村地區新生嬰兒男女性別比高達124.7。

　　1990年中國的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農業戶口的生育婦女如果第一個存活孩子是女孩，那麼二孩男女性別比達138，三孩時性別比更高達188；而對於已有一個男孩的，二孩性別比則為101，三孩性別比例為108。

　　據1995年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1~4歲年齡段的女性死亡率要比男性死亡率高出10%。姜全保教授提醒《中國新聞週刊》，“女嬰存活率本應高於男嬰。”

　　直至2000年左右，女嬰死亡率開始降低。專家們分析認為，這是因為這時B超技術普及了，借助B超産前選擇相對減輕了父母棄斃女嬰的道德罪惡感。也因為如此，男嬰出生率大大高於女嬰。

　　而在傳統觀念更為深厚的中西部地區，偏好生育男孩的觀念更是堅固。

　　安徽省是中國中部地區的農業大省，傳統觀念深厚。2005年人口性別比達到了132.2，成為中國出生性別比最高的省份之一。這意味著，安徽省每年有超過有8萬名女孩“被選擇”未出生，從全國看，這一數據將超過100萬人。

　　以何素梅及她的4個姐妹為例，何素梅與丈夫不識字，是近親結婚，在兩個孩子夭折後，抱養了一對兒女，而後又生了兩個女兒，此時已被計生幹部盯上，她還是逃到更偏僻的鄉下，生下了張正。

　　她的4個姐妹，家家均有偷生被罰款的記錄，偷做B超有2人，棄女嬰的有1人。

　　姐妹5個家庭，一共育有18個子女，其中抱養了7個， 10男8女。

　　自80年代以來，中國出生人口的男女性別比例曾一度高於120，遠超105的正常值，曾經是全世界出生性別比最高的國家之一。

　　到了2007年，全國出生性別比已升至125.48，農村出生性別比更高達130.18。

　　而現在，那些出生在性別比最高的年代的人正陸續進入適婚年齡。

　　城鄉之間，遠不止2公里的距離

　　張正，作為何素梅唯一的親生兒子，他的娶妻成了這個64歲母親的最後使命。

　　在男女比例失衡之下，成婚困難的因素就變得多元起來。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劉利鴿，曾撰寫過《婚姻擠壓下的中國農村男性》一書。從2008年8月開始，她在相距蒙城不過百餘公里的安徽和縣4個鄉鎮下的38個行政村進行了相關的田野調查，1701份問卷的分析結果顯示，在娶妻困難主次上，家庭和個人經濟排第一，兄弟數量第二，個人身體健康狀況第三，年齡第四。

　　從2000年開始，張正就跟著一班親戚進了廣東普寧市流沙鎮的紡織廠，手頭有了技術，他的月薪達到4500元左右，可這些小作坊式的工廠，幾乎沒有女工。每年年底，他將一年的收入交給母親。他獨居的兩層小樓，幾乎全是靠他掙的錢蓋起來的。張家在經濟上不算困難，現在，哥哥張勇在屋後另起了三層樓，父母在屋前又建了平房。

　　張正的鄰居吳楷，29歲，因為早年喪父，母親又積勞成疾，不能勞作，家中並沒有多少積蓄。儘管他有一門電焊的技術，收入也不錯，但結婚也成了難題。

　　兄弟多結婚難的情況在桔園不少見，李小軍家因為有三個兒子，最大的已經28歲了，卻沒有一個説上媳婦，甚至沒有人給他們做媒。兄弟多，意味著不能獨享男方父母的勞動和家産，在彩禮上也會少一些。張家有兩兄弟，這多少影響了張正的婚事。

　　大哥張勇比張正活絡許多，能言善道，媳婦也是自己找來的。2007年，大哥張勇結婚，彩禮花了3萬元。之後，張家開始給張正物色對象，女孩都厭煩張正沉默寡言，幾次相親都失敗了。

　　到2010年，80後出生的男孩開始步入大齡青年階段，也是從那時起，農村彩禮突然高漲，兩三年間已經漲到了8萬左右。張正那年25歲，這個年紀還沒結婚讓家裏有些擔憂。

　　這年，何素梅通過遠房親戚介紹，一個喪偶的女人劉霞走進了張家視野，她的丈夫死於車禍，留下一個4歲的女兒。28歲的劉霞頗顯年輕，何素梅讓張正從廣州趕回來相親，劉霞竟然很快就答應了，但要6萬元的彩禮。張家覺得要得多了，但為了儘快結婚，還是答應了。

　　張劉從見面到擺喜酒，不過兩周時間。一切都來得有些快，但何素梅松了一口氣。

　　結婚當天，劉霞就不願意與張正同房。沒幾天，張正要求劉霞一塊返廠上班，劉霞不願意去。3位姐姐坐不住了，第一次衝突後，劉霞不得不去了流沙鎮。沒幾個月，劉霞就以懷孕為由回了蒙城，何素梅和丈夫小心陪伴其左右。突然一天，劉霞趁何素梅夫婦不在，領著女兒，獨自來到醫院，做了流産手術。

　　隨後，她帶著女兒消失了。因為沒有結婚證，彩禮也追不回來。2012年，何素梅聽説，“她嫁了一個蚌埠人，都40歲了，在市裏做買賣的。她還是想進城。”

　　蒙城縣和周邊一樣，城市化發展比較緩慢。5年前開始了新城區建設，快速擴張的城區正在向桔園挺進，殯儀館和公交樞紐也新建起來，桔園距離縣城不過2公里，從外部看，連排的鋼筋混凝土建築和城區的差別也不大。可這裡沒有自來水，沒有下水道。抽水馬桶的排泄口直對著馬路邊的大溝，這條水渠成了生活垃圾和污水的排放溝，村民緩解惡臭的辦法，就是將相近窗門緊閉。路邊數個旱廁密集陳列，那是村民收集肥料所用。

　　城鄉間的差異遠不止2公里的距離，轟隆隆的挖掘機正在鋪設村後的那條道路，但張正已經沒有那麼多時間再等了。

　　何素梅覺得，“水泥路是2年前鋪的，如果早點建好的話，説不定劉霞不會走。”

　　這麼拼命地為兒子的婚事操心，何素梅很少問為什麼，她靠生肖記年歲，靠節氣做農活，按部就班完成她的人生任務，並把這一切規律複製到子女身上。她把這麼做的原因歸結為“一代傳一代”。她也在這種如節氣一樣的迴圈重復中，獲得自己生命的價值。

　　她説，“孩子就是更年輕的自己。”張正不僅在秉性與外貌上與她相似，也是在法理上完成家族延續的任務，並陪伴她終老，這種滿足感填補了她由生命衰老和消亡帶來的恐懼。

　　此後，張正每年春節都被家人安排了數場相親。離城遠近，道路好壞，婆婆年紀大小都成了農村人相親女孩必要的考察條件，相親的花費也漲了起來。

　　付不起的彩禮

　　2012年的春節，張家認為既然張正不愛説話，就也找個不愛説話的對象。在鄰鎮，他談了一個女孩，叫吳梅，聾啞人士，21歲。吳梅説自己的孩子有四分之一的可能性是聾啞人，但儘管有風險，何素梅挺喜歡她的，因為她“眼睛亮，反應快”。

　　兩人見面不久，吳梅就要求張正給她買蘋果手機，後來又買了筆記型電腦，好幾套名牌服裝，並陸續借給她幾次錢。到2013年年末，張正去提親，卻被拒絕了，她覺得張正年紀偏大，太節約，兩人有代溝。吳梅還了向他借的錢，結束了這段感情。

　　2013年，蒙城縣的彩禮已經升到了15萬，還有附帶的車房要求，處於劣勢的男方家庭，會通過提高彩禮彌補自身缺陷，從而産生了示範效應，其他人也不得不水漲船高。在蒙城，有個説法“萬紫千紅，一動不動”：“萬紫”指的是一萬張5元鈔票，“千紅”指的是一千張100元鈔票；“一動”則指的是汽車，“不動”是指新房。一場婚禮下來，至少花銷30萬元。

　　同在安徽北部地區的碭山縣，在2015年3月不得不採用行政手段，治理天價彩禮現象。除了要求公職人員率先做出表率，還倡議群眾婚前彩禮要控制在3萬元以下。

　　可就在該月的16日，相鄰的豐縣孫樓鎮三教堂村，農村青年孫某，將準丈母娘與女友殺死後，服毒自盡。起因正是準丈母娘因為長子結婚需要15萬彩禮，不得不將壓力轉嫁到準女婿孫某身上。孫某留下遺書，表示殺人原因是彩禮壓力過大。

　　天價彩禮在西部地區更為嚴重，有調查顯示，在青海省西寧市周邊農村，結婚彩禮以每年5萬元左右的速度攀升，結婚費用從2012年的10萬元增至2014年的25萬元左右。面對高額的彩禮，農村的剩男們處境更為艱難。

　　如果有戀愛對象的，他們首先想到採取未婚先孕，迫使女方父母就範，放棄高額的彩禮要求。桔園鄰村的陳瓦房村，25歲的張明輝和女友楊慶子相戀多年，未能結婚，就是因為張明輝無法拿出“萬紫千紅”的彩禮，並買房買車。張明輝還有一個27歲的哥哥，也未婚，張家父母更無法先答應為小兒子付出天價彩禮。直到楊慶子肚子一天天大起來，楊家父母只好忿忿地收了5萬元彩禮，嫁了女兒，但在婚禮當天拿走3萬元的全部份子錢。從此楊慶子成了不被娘家歡迎的人。

　　第二種辦法就是借“小利貸款”。在農村，沒有公職的人很難取得銀行貸款，而且手續複雜。小利貸款在農村頗為流行，由一位雙方信任，且較有經濟實力的中間人擔保，借款人依據貸款金額，每月支付1%到3%不等的利息，還款時間較為靈活。以借10萬元算，每年的利息約在1到2萬元之間。這幾乎是當地農民一年耕作的收入。

　　第三種辦法就是娶外省媳婦。在熟人社會中，本地女子仍是絕大多數家庭的首選，婚娶外省媳婦並不是件光彩的事。何素梅覺得，劉霞是親戚介紹的本地人，但也是半跑半騙的，和外地媳婦也沒什麼差別。

　　2014年夏天，在張正打工的流沙鎮，工友給張正介紹了一個女朋友，四川口音，叫胡麗(化名)，23歲，濃粧艷抹的，張正覺得她顯老，不止23歲。他告訴母親後，何素梅鼓勵他們交往試試，但別亂花錢。之後，胡麗隔三差五地到廠裏給張正做飯洗衣，兩人發生了關係，一起住了一段時間。胡麗還表示，年底想去張正家看看。

　　就在年底到來前，胡麗説父親病了，還帶著張正到醫院掛號，但只是讓張正排隊，並沒有進到病房。胡麗將自己的身份證複印件交給張正，提出要借5萬塊錢給父親看病，5萬就算是彩禮的一部分，她一共只要8萬元彩禮。

　　張正仍舊如實告訴了媽媽何素梅，何素梅約來親戚商量，大家都提醒她別上當，她心裏也感覺不妥，劉霞的事已經讓這個家損失慘重了。張正也有些猶豫，何素梅向《中國新聞週刊》回憶説，“當時感覺就像賭博，但不賭怎麼會有機會。”

　　張正將自己一年的工錢5萬元轉給了胡麗。兩周後，胡麗不見了。她用一個廣州的號碼打電話告訴張正，父親的病情惡化，轉院到了廣州，還需要3萬元救命錢。她還把電話直接打給了何素梅，並改口叫了“媽”。何素梅疑心更重了，親戚也都提醒她不要相信。但何素梅覺得，這3萬要是不轉的話，之前的5萬也白花了。

　　於是何素梅從家裏又轉給胡麗3萬元。一週後就是新年了，何素梅非常期待這個還未謀面的兒媳婦能夠早點到家。胡麗又打來了一個電話，表示為了給父親看病，已經身無分文，需要5000元路費。何素梅已經感覺到上當了，但還是寄給了她5000元。就像要抓住渺茫的翻本期望，奮力押上最後的籌碼。

　　之後，胡麗和那個介紹人同時消失，杳無音訊。張正報警後才得知，胡麗同時欺騙了好幾個廠的大齡未婚男工人。雖然立案了，可案子到現在仍沒有進展。

　　2016年1月初，河北邯鄲市警方破獲一起跨國新娘詐騙案，那是在2014年11月轟動一時的越南新娘集體出逃的事件。相關人員被法院判刑入獄，罪犯入獄，新娘飛走了，28個光棍被打回了原形。

　　根據劉利鴿教授統計，1998至2007年間，安徽和縣共有22102名女性因婚姻遷入和縣，佔因婚姻遷入外來人口總數的70%。她們主要來自雲貴川等西部省份。而在對38個村莊共計102個村幹部的調查中，有90%的村幹部表示，自己所在村裏有西部省份媳婦的情況，其中40%的村幹部表示有外省媳婦逃婚或者騙婚的情況。

　　3月10日的這場相親，何素梅已經提前刨根問底，説對方也是老實人。但張正不是很滿意，覺得女方長得太“黑”了，孩子還有慢性病。但對方還是開口要了8萬元的彩禮。

　　張正算了一下，父親已經不能幹重活，家裏經過這幾年的消耗，積蓄已所剩無幾。要湊齊8萬的話，還需要借6萬元的“小利貸款”。何素梅在一家早點舖子幫工，每天淩晨3點起幹到下午3點，一天能掙60元，一年的收入只能勉強還上年息。

　　張正有些猶豫。

　　3月14日，消息來了，相親的女子已經談妥另外的對象，準備嫁給縣城的一個殘疾人，35歲，但有一處店面，男方彩禮能給10萬元。

　　3月16日，流沙鎮的老闆打電話來，問張正還回不回去上班，現在不景氣，很多廠要裁人了，因為他有技術，可以留下來。

　　姐姐張敏在昆山的電子廠務工，何素梅説，“那裏面女工多，聽説很多人很容易就帶老婆回家了。”她讓張敏打點好了關係，讓張正儘快過去面試務工。張正只能做普工，每月工錢不到3000元，還不管吃住。但何素梅覺得他可以一邊幹活，一邊物色對象。

　　何素梅説，明年不管怎麼樣，她都不再催這些親戚幫她兒子物色人了。她嘆息道，“社會變得太快了，那麼多親戚，怎麼就不管用了呢？”

　　最終，張正買了17日回流沙鎮的汽車票。這是他第一次不聽從家裏安排，他説，“沒錢更沒機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