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華商報》日前報道，陜西西安市蓮湖區第一家為進城務工人員“操心”的民間婚介所目前面臨困境。近年來，先是女性務工人員登記的越來越少，隨即便是男性務工人員的婚戀愈來愈難，來登記的男女比例是7：3，而男性務工人員的婚戀成功率還不到10%。為了生存，創辦人王燕玲不得不每天一大早趕到一家餐館，幫人洗碗掙錢。王燕玲所面臨的“寒冬”，從某個側面反映出時下進城務工人員遭遇到的“婚戀難”。

　　在經濟市場化、人口流動化的當下，許多農民為了更好地生活進城務工。在勞動力市場處於低端位置的農民工，通常難以承受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難以過上體面和有尊嚴的生活。這不僅意味著他們難以通過購買房屋的方式融入城市，也意味著他們處於一種精神貧乏的狀態，精神文化需要和婚戀訴求處於一種“吃不著”“吃不飽”的境地。

　　性別結構失衡下的男多女少也好，“有房才結婚”的情感商品化也罷，進城務工男性在婚姻進入上面臨著重重阻礙，難以在周邊區域找到合適的婚戀對象。“找不到”“娶不起”的婚戀困境不僅意味著身體和精神上的壓抑感和失落感，還意味著社會評價體系上的無能與落魄。

　　著名女性社會學者佟新指出，市場化和商品化將人們情感的欲求和滿足以等級化的價格呈現出來，在婚姻市場上不同經濟狀況的男人受女人歡迎的程度是不同的。一個經濟上沒有基礎的人，往往會被認為不值得託付終身，沒有財富的情感面對的將是不斷被累計起來的心靈失敗體驗。這一點，在進城務工男性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

　　在婚戀市場裏，以財富為核心的階層邊界，和品貌邊界、年齡邊界、教育邊界、社會資本邊界一起構成了一個複雜的等級系統。在這個體系中，進城務工男性無疑處於金字塔結構的底層，處於劣勢地位，喪失了婚戀活動的主動權，擁有狹小逼仄的選擇空間。“女性往上找，男性往下找”的擇偶梯度效應，進一步加劇了他們的婚戀困境。

　　不論是“臨時夫妻”，還是“合同婚姻”，抑或“陪床保姆”，當進城務工人員通過常規渠道難以滿足利益訴求時，難免會劍走偏鋒。遊走在道德和法律邊緣地帶的“虛擬家庭”，儘管在一定程度上通過社會交換實現了“抱團取暖”，卻也會帶來諸多的“後遺症”。這種缺乏法律保護的男女關係既不穩定，也會隱伏著諸多風險。

　　進城務工 “婚戀難”不僅是個人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如果任其野蠻生長，不可避免會給公序良俗帶來挑戰甚至是威脅。不論是提高進城務工人員在市場經濟中的機會和待遇，還是搭建相親會等平臺，抑或加強對他們的婚戀指導，關注進城務工人員的愛與痛，破解精神貧乏的難題，都需要政府、市場和社會三方力量提供制度護佑和人文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