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開了十多年婚介所的王燕玲再也支撐不下去了，為了生存，她不得不每天一大早趕到南小巷的一家餐館，幫人家洗碗掙錢。

　　“每天忙一早上，能掙40塊錢。”11月3日下午，剛從外面胡亂塞了口飯回到家的王燕玲説，要不是今年婚介所生意特別淡，自己才不願去下那個苦。

　　王燕玲的無奈多少能從某個側面反映出時下進城務工人員遇到的“婚戀難”，作為西安市蓮湖區第一家為進城務工人員“操心”的民間婚介所，她所面臨的“寒冬”，已經不是來登記的人有多少，而是成功率有多低。

　　“女性外來務工人員就不説了，男性外來務工人員太難找對象了，尤其近些年大量增多的、有婚戀需求的中老年進城務工人員，要結婚更是難上加難。”王燕玲指著桌上堆得像小山一樣高的登記表，重重地嘆了口氣。

　　從29歲到45歲7次相親都沒成功

　　十多年前，王燕玲也是一名進城務工人員，在城裏找對象、找工作屢屢碰壁後，她選擇了自認為非常適合自己的工作——開婚介所。如今，一晃很多年過去了，經她撮合而建立婚戀關係的男女進城務工人員，已經多得讓她記不清了。

　　然而，近年來的變化讓她始料不及，先是女性務工人員登記的越來越少，隨即便是男性務工人員的婚戀愈來愈難，“來登記的男女比例是7比3，而男性務工人員的婚戀成功率還不到10%。”

　　談了多次對象卻至今還是單身的劉德和對此深有感觸。這個45歲的中年人，雖然鬢邊已有白髮，但笑起來依然像個年輕人。形容到西安這些年，他感覺“像做夢一樣”。

　　1999年，29歲的劉德和從老家河南商丘來到西安，他是因為之前做生意失敗，才跟著一位朋友到了陜西的，想著換個地方會有個新開始，可誰知事情並不是他所想的那樣。

　　“最早我在華清路批發市場拉貨，不知不覺就待了這麼多年”，坐在位於東關南街的出租屋裏，劉德和猛吸了一口煙，“當初想著能在這邊娶個媳婦回家也挺好，可根本沒那麼容易”。

　　劉德和很麻利也很勤快，儘管拉貨不會掙很多錢，但倒也不用為生存發愁。在西安房價還不高的時候，由於總抱有“哪天掙了錢回老家”的想法，因此一直沒買房，等到後來想買，已經買不起了。

　　沒有房，給他找對象帶來了很大困難。他找的第一個女朋友是個長相還算不錯的四川女孩，年齡二十齣頭比他小很多，當時他很高興，也樂意為對方花錢，可相處後發現，女孩神經有點問題，動不動會出走，後來與對方家裏人確認之後，便不得不放棄了，“總不能娶個腦子有點問題的女娃回去吧……”

　　談的第二個女孩是西安的，人很直率，答應結婚的前提是要買個不小于60平方米的商品房。劉德和説按揭，但對方不同意，結果就不歡而散。第三個女孩見面後，得知他沒房，收入也不太穩定，也沒成；第四個女人家在長安杜曲，因要照顧住院的父親，便在城裏打鐘點工，得知他白天拉貨，無法幫其減輕負擔，處了兩天便分開了；見第五個對象時，劉德和36歲了，在老家，這個年齡已經沒有太多的選擇，於是他就降低了標準。

　　他在北郊見了第五個對象，一個帶著兩個孩子的離異婦女，由於對方要婚前公證其房産所屬權才跟他，當即掰了。隨後，他又相繼見了第六個、第七個，前一個是個大齡姑娘，雖然有房但要求他出保證金才能在一起，於是作罷；後一個快五十歲了，儘管性格合得來，卻由於對方子宮切除，也就算了……

　　登記了四五年 找不到對象的比比皆是

　　如今，二三十平方米的出租屋內，一張床、一台21寸的舊彩電，便構成了劉德和生活的基本元素，“出門一台電視，進門一台電視，有時真的很孤獨。”

　　和劉師傅在一個市場拉貨的山陽小夥邱勝眼下也面臨著難以找到合適對象的困境。來西安五年，他從來沒有放棄過哪怕一次與陌生女孩相識的機會，可是見過了不少，卻沒有一次成功。

　　“人家一聽拉貨的，又在西安沒有房，就不想搭理你了”，邱勝説，他見的女孩也大多是來西安打工的外縣女孩，按道理跟自己一樣沒房沒錢，可人家就是看不起沒房的，寧可跟不太喜歡、比自己大很多卻有房的，也不願找個沒房的。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邱勝在屢屢碰壁之後，決定不再在城裏找了。可是，自己已習慣了在城裏打工，一時半會兒也不可能回去，何況即便回去，鄉下的女孩也大多出來打工了，所以婚事就擱下了。

　　“整天看電視也沒意思，閒了就是找人湊在一起挖個坑、喝個酒、去打打遊戲什麼的。”邱勝説，現在自己快26歲了，要再這樣下去，不知啥時能成家。

　　住在城南丁白村的何天才也曾面臨婚戀難題，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就來西安做保安的他，最初幾年，也談了幾個，但由於女方都嫌他錢少、沒房子，故沒能成功，後來他到朱雀路上做蔬菜生意，錢雖掙得多了，可時間卻少了，“每天四點多去批發菜，再拉到西邊兒市場去賣，根本沒時間找對象……”

　　因年歲漸長，無奈之下何天才託人從老家介紹了一個，差不多就是“先結婚後戀愛”的狀態，但如今日子倒也過得和美。

　　然而，這種幸運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如綏德小夥兒胡剛來西安打工不久，在周圍沒有合適的女孩後，通過網聊認識了西安魚化寨一帶的姑娘小劉，並很快“閃婚”，但婚後因性格不合，又很快“閃離”，這前前後後花光了他打工的6萬多元積蓄。如今即便再談女友，他“最多買一瓶礦泉水”，這樣一來，他幾乎更沒有找到對象的可能了。

　　“相比于女性務工人員，男務工人員找不到對象的情況比較普遍，而中老年單身務工人員找不到合適婚戀對象的更普遍”，碑林區一家不願透露姓名的婚介所負責人説，女的來登記，一般就兩個要求，一是要有房子，二是有工作，“即便年齡大個一二十歲的也能接受”。

　　從該所的登記表看，二十多歲到五六十歲的外來女性務工人員，基本都介紹成功了，而剩下的“老大難”，均為大量男性進城務工人員，其中，登記了四五年找不到對象的比比皆是。

　　中老年單身瞄向“合同婚姻”

　　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華商報記者在郭杜、半坡十字、西門外以及土門一帶，隨機採訪了50位進城男性單身務工人員，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交通運輸、餐飲服務、保安保潔以及建築等行業，其共同特徵為三無：即城裏無房産、無積蓄、無穩定工作。

　　“這些務工人員每天的平均工資在200元至300元左右，減去閒暇時間，一個月下來收入也在4000元到6000元左右，看上去也不算少，但是，他們的工作不穩定，尤其一年中有很大一部分時間要回去忙農活，因此年總體收入還是不高。”王燕玲指出，年輕人剛入社會，沒有多少積蓄，所以不可能在城裏買房子，而40歲以上的單身中老年務工人員，此時進城，大多數不是要給兒女們結婚掙錢，就是要給自己以後養老攢錢，因此即便再婚念頭強烈，首先還是要考慮經濟問題。

　　李存後師傅今年56歲，家在周至，性格開朗，詼諧，因為膝下只有一女，妻子在前些年因食道癌去世後，自己便一直獨居，由於身體還好，每年農忙過後就會到西安打工。“一年中有八九個月都在城裏，所以就在城中村租了房子住下了”，李師傅告訴華商報記者，他曾花錢在好幾家婚姻介紹所登記，希望能在城裏找一個女人結婚，但見了幾個，談到婚事就沒戲了，後來想想，覺得自己真要在城裏結婚，買房壓力大，“尤其女方也有兒女的，以後財産咋分？”

　　有了這種想法，李存後就一心尋找能“搭伴過日子”的女人，後來果真在徐家莊的一家婚介所，找到了跟自己有同樣想法的一位戶縣女人，女方比他大一歲，丈夫不在了，眼下一對兒女已成家，因在家悶得慌，就來城裏做了家政活兒。見面後雙方都覺得是實誠人，就住在了一起，平時，只要不是面對家人，對外均以夫妻相稱。

　　可惜，這樣的日子沒多久就結束了，因女方有了孫女要回去帶，李師傅又成了單身，眼下，他正試圖通過婚介，尋找同居的女人。

　　“現在這種事比較多，大家也都比較現實，合適了就過，不合適了就分開”，幸福路附近的一家婚介所老闆告訴華商報記者，“合同婚姻”實際上就是不領證同居在一起，對外以夫妻相稱，“其中有些有協議，有些則是口頭的。”

　　據了解，由於中老年男性務工人員的精神和生理需求無法通過正式結婚來得到滿足，基於“互換”性質的“合同婚姻”日益增多，而所謂“合同”或“協議”，主要內容就是約束兩人的同居方式和男方該每月付給女方多少錢。

　　“陪床保姆”隱藏著多種隱患

　　“一般每月給1500元到2000多元的比較多，給的錢越多，通常男方年歲越大。”一位做了多年婚介工作的周女士告訴華商報記者，她以前就接觸過一個姓李的安徽人，已經57歲了，是個木工，帶老婆來西安做活兒已有多年，2011年時妻子車禍去世，他就成了一個人，“由於跟兒子關係不好，不願回老家，他就打算在城裏找，可哪有那麼容易”。

　　一段時間也沒能找到，好不容易婚介所給他介紹了一個，忽然李師傅又患膽結石要做手術。得知李師傅身邊沒人照顧，而給李師傅找的女方來自彬縣，沒找到活兒不説，好幾天連行李都找不到放的地方，婚介所就提議女方不如先去醫院照顧，誰知去了後，李師傅很滿意，就這樣照顧了一個多星期，出院後，女方和他同居了。

　　起初，兩人沒有説到結婚，白天女的出去找工作，晚上就回來陪他。一天，李師傅的女兒從安徽專程來看他，因小事與女的發生了爭吵。原本李師傅是想跟女方結婚的，經過這一吵，女方不願意了，但由於他還要人照顧，而且女方又沒更好的去處，於是説好，女人只在晚上回來陪他，每晚100元，生活花費則是AA制。

　　“這基本上就成了陪床保姆。”周女士説，在目前，女性進城務工人員，除了年輕有姿色的婚戀容易成功外，不少進城務工中老年單身女性，不是選擇做“合同夫妻”，便是成了某種意義上的“陪床保姆”。這是因為結婚既麻煩，又要處理家庭關係，而且還要面對未來的財産分割。

　　同樣，中老年男性進城務工人員也會遭遇類似情形，只是通常會處在被動的狀態。如有的男的與女性同居，即便女方有房産，也會另租房子同住，而且，通常男的要定期給女方交錢作為生活費用。

　　當然，在缺乏法律保護的合法婚姻之外，種種不正常同居關係，總是隱藏著多種隱患。

　　如來自長安區的張師傅今年69歲，前兩年認識了從女監剛出來的一個49歲女子，見面後，兩人談得很好，尤其帶回家裏後，看到對方給自己93歲的老母親做飯倒水，很是熱心，令他非常感動，於是就生活在了一起。去年，對方忽然説遠在東北的兒子結婚需要錢，他便把多年積攢下的8萬元給了她，讓她給兒子辦婚事。然而，讓他想不到的是，婚事過後，女方借著回老家看看，竟一去不返了。這件事至今讓張師傅很是傷心，有種被騙的感覺。

　　“合法婚姻是穩定、受法律保護的男女關係，不僅對雙方的身心健康有益，對社會穩定也有重要意義。”陜西新紀律師事務所資深律師劉文祥指出，針對當前進城務工人員的婚戀問題，無論是政府有關部門還是民間團體，都應給予關注，因為不正常的男女關係，總會因為種種矛盾而存在衝突，從而給社會治安、家庭和諧造成隱患。

　　（因涉及隱私，文中出現姓名均為化名）

　　專家分析

　　不僅是個體問題 更是社會問題

　　西安人本心理研究所所長、著名心理學專欄作家一岩認為，外地務工人員的戀愛和婚姻問題，不僅是個體問題，更是社會問題。首先，工作地點、工種和居住地的不穩定所造成的個體心理焦慮是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從心理學角度講，只有滿足了對安全感的需要，人才會追求更有品質的生活，因而就安全而言，務工人員顯然是欠缺的。所以，當他們面對戀愛和婚姻時，首先會不由自主地解決生理和安全的需要，這就可能會導致彼此不再把對精神的深度契合作為首要的需要，很多人可能在彼此並不很了解的情況下就進入實質性的婚戀關係。其次，很多外地務工人員，因為工作性質，不可能會花費大量的時間和消費來戀愛，他們可能只要彼此還不反感對方就會結婚，在這種了解程度並不深的狀況下，對物質滿足會放在第一位，因此，當有些家庭因為經濟發生變化時，雙方很容易彼此抱怨，而對於愛情體驗的部分，基本是被弱化的，這樣結合在一起便極不穩固，甚至會因為矛盾激化引發種種不安全事件。

　　“務工人員自身要充分重視婚姻，不能將單純生理需要和滿足物質需要作為結合的追求目的。”一岩説，婚姻需要精神的契合，完全沒有這個基礎，就很容易破碎和扭曲。故此，社會應對這一群體給予一定的重視，提供和組織不定期的相親會，甚至是婚戀的心理輔導，這些都會為解決該群體婚戀困境起到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