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18歲的趙晨宇一直忙著在網上尋找“飛友”。處於興奮當中的他，沒有時間去設想未來的留學之路將會面臨怎樣的困難，他也暫時忘記了自己花錢買來的託福高分無法保證他在美國的大學裏順利完成學業。 留學申請的囚徒困境

　　中國學生是可以努力做到誠實並獨立完成申請的整個過程的，但是，他們大多數會感到，如果不經仲介機構“專業的”幫助，那麼，和那些經留學仲介“輔導”的同伴相比，自己就會缺乏競爭力。

　　“在中國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誠實的申請者都是傻瓜。”

　　2009年，私募基金律師孔道理(Terry Crawford)在完成了一筆20億美元的並購大單後從香港回到北京的辦公室。不久，他決定辭職創業。這不是孔道理的第一次創業，早在2007年，他在紐約創辦了一家為出差人士提供機場的士拼車服務的網站Hitchsters，並被《時代》週刊評為當年最值得推薦的50個網站之一。

　　這一次，孔道理在北京創辦的公司名為初鑒(Initialview)，他最初的計劃是主打招聘面試業務。2010年，在一次與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負責國際招生的官員交談中，對方説自己收到200多份來自中國大陸的申請材料，卻無法判斷這些材料的真偽。孔道理聽説後，表示自己的公司可以與該大學合作開展招生面試業務，可是對方當時婉拒了這個提議。

　　到了2011年，佐治亞理工學院來自中國的申請者一下子暴漲到1000多名。單看申請材料，幾乎每一名學生都非常優秀，不選哪一個都覺得可惜。面對這一選擇困境，那位招生官又想起了遠在北京的孔道理，決定委託他的公司對這些來自中國的申請者進行面試，作為他們進一步篩選學生的參考條件。

　　佐治亞理工所經歷的中國留學申請數量的激增，是人類歷史上一次大規模遷徙運動的縮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國留學人數一直呈直線上升趨勢，留學總人數已經從2000年的不到5萬人上升到2013年的逾40萬。在佐治亞理工成為初鑒的第一個客戶以後，孔道理決定複製這個模式，把公司業務定位於為美國和英國大學的招生提供面試服務。

　　“他有太多新奇的想法，每天都有不同的idea，這樣的個性真的很適合創業。而且他的法律背景在創業初期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孔道理的華裔太太裘有容(Gloria)畢業于哈佛大學教育學專業，她也是初鑒的共同創辦人。經過幾年的開拓，初鑒的面試結果目前已經被包括哈佛、斯坦福、康奈爾、約翰·霍普金斯在內的很多美國名牌大學所接受。

　　囚徒困境

　　被戲稱為“宇宙中心”的北京海澱區五道口雲集了清華、北大等中國最知名的高校，這些大學也有“出國預備班”之稱。在擁擠嘈雜的人行道、岔路口、地鐵站，年輕的學生們人頭攢動，行色匆匆。這裡到處張貼著“四六級”“電腦”“託福、GRE、雅思”“德語、日語、小語種”等各種輔導班的小廣告。

　　初鑒隱身於五道口的一座高樓裏，這個只有幾十平方米大小的空間，成為不少美國大學“窺視”中國留學申請者的窗口——這樣的“窺視”，是借助孔道理的眼睛完成的，他也因而獲得了一個獨特的視角，觀察中國學生和他們所處的教育體系。

　　去年年底，孔道理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學生教會我的關於美國大學招生的那些事兒》，文章描述的，就是他看到的中國學生申請美國大學過程中所面臨的種種困境。在文章的一開頭，孔道理就聲稱自己是“這個世界上與中國高中生談話最多的人”。

　　不同於國內大學憑藉高考成績“一考定終身”的錄取方式，美國大學引以為自豪的，是他們的錄取標準向來注重對申請者進行全面評估，其衡量因素主要包括幾個方面：SAT(學術能力評估考試)成績、學業平均分數(GPA)、社會實踐經歷以及一篇自述性質的作文(Essay)。除了這些以外，對於海外申請者，還要求有英語能力測試——託福成績，而報考美國大學的研究生項目者，大多數需要參加GRE考試。

　　在《大西洋月刊》的那篇文章中，孔道理引用一位留學培訓機構從業者的估算：中國的留學申請者中至少有一半GPA的成績都是虛假的。而實際上，這一比例可能更高。很顯然，初鑒的面試業務賴以發展的基礎就建立在一個悖論之上——美國大學對來自中國的書面申請材料信任度的不斷惡化。

　　招生官們需要找到一個途徑來考察申請者真正的實力，對此，初鑒的解決方案是：為留學申請者提供即興的面試服務，整個面試過程被拍攝下來，製作成為10 ~ 15分鐘的視頻短片，在獲得面試者許可之後，這些短片被發送給美國大學的招生部門。面試過程則通過現場錄影或遠端網路錄影兩種方式來完成。借助這些面試錄影，美國大學的招生部門可以在短時間內評估受試者的英語水準以及其他方面的能力等，並與書面申請材料相對照來判斷其可信度，有助於做出最後的決定。

　　按要求，學生來初鑒面試時需攜帶事先在公司網站註冊的報名信，但是很多學生卻兩手空空地就來了。工作人員向他們要註冊報名資訊時，有的學生回答説“不知道，是仲介老師通知我來的”。再細究下去，孔道理髮現，甚至連學生與公司聯繫的郵箱也不是他們本人在操作。

　　桂淳有十幾年的留學培訓從業經驗，他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説，中國留學生的履歷普遍造假，已經遠遠越過“合理包裝”的界線。學校，尤其是“國際班”為了本校學生的出國成功率，會主動配合GPA造假，至於自述性質的作文與社會實踐，更是由仲介一手包辦。在北京，某中學學生的GPA可以自己隨便填分數，學校只管蓋章，海澱區另一所知名中學甚至主動詢問學生：你想填多少分？

　　桂淳説，國內曾經舉行過一個“內蒙古荒漠化治理”的社會實踐活動。由於環保的主題在國際上很討巧，因而參加過這項活動的學生在申請大學時會受到歡迎。很快，在仲介的主導下，很多學生在申請材料中都寫上自己參加過這項活動。初審留學申請材料的招生官們發現這個現象後感到很奇怪，後來他們意識到，這是中國學生在模倣之前那篇成功的範文。

　　起初，孔道理覺得，留學申請當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是中國學生及家長對美國大學的招生資訊與操作流程不夠了解造成的。因而，他呼籲招生官們在中國的社交媒體平臺上開通賬號，建立與中國學生直接交流的渠道。對此，一位國內留學培訓老師糾正他説：“你錯了！中國學生根本不在乎這些，他們需要的只是仲介！”

　　實際上，即使有公開的資訊溝通渠道，而且自身也有足夠的實力，準備出國留學的高中生們也仍然會依賴仲介。孔道理訪問過國內的一些知名高中，他發現，很多孩子的條件都很優秀，如果自己按要求做準備，他們都有機會申請上美國的大學。而且，條件好的學校往往還有專門的老師負責留學諮詢事宜。但是其中的絕大部分學生仍然選擇使用仲介服務。

　　“這已經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囚徒困境：中國學生是可以努力做到誠實並獨立完成申請的整個過程的，但是，他們大多數會感到，如果不經仲介機構‘專業的’幫助，那麼，和那些經留學仲介‘輔導’的同伴們相比，自己就會缺乏競爭力。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自己動手申請卻被拒的聰明孩子’的故事，他們誰都不願意成為下一個那樣的孩子。”這就是孔道理作為一名美國人對中國留學申請現狀的觀察。而實際上，讓千千萬萬學生及家長成為“囚徒”的，正是遍佈中國的難以計數的留學仲介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