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陳斌(化名)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參加了一個“工友交流會”，參加交流會的多是一線工人，陳斌也在其中。他介紹了自己是工業區內某個工廠的一名業務員，然而，他的自我定位是“工人”。

　　我記得他開口的第一句話是，“我是一個爸爸，外面租房很貴，我的基本狀況是：家庭處於撕裂的狀態，我沒有能力租個房子把老婆、女兒接到深圳來生活。女兒説的第一句話不是我教的；女兒叫第一句爸爸，我沒聽到；女兒第一次走路，我也沒看到。我對我女兒很愧疚，但是我無力去改變這些東西”。他説完這句話，大家就都沉默了。我注意到，他説的是“我沒有能力在深圳租房子”，而不是“我沒有能力在深圳買房子”。也許，他連想都未曾想過在深圳這樣的一線城市擁有一間自己的房子吧。

　　因為第一次見陳斌是在“工友交流會”上，我想當然地認為他應該跟大部分“農民工”一樣，中學就輟學出來打工，或是職業技術學院畢業。第二次見面時，當得知他竟是大學本科畢業時，我非常驚訝，這種驚訝來自於堂堂大學畢業生竟然無法在深圳租房定居！

　　三遷工作

　　今年27歲的陳斌1987年出生於安徽合肥肥西縣的一個村落，2009年畢業于合肥某普通本科院校國際金融專業。2009年的合肥還瀰漫在“學好外語，進軍外企”的氛圍當中，“進外企”成了陳斌和他的同學們共同的夢想，他一直希望延續大學專業，從事“國際貿易”行業。然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合肥一家遊戲公司當英文客服，剛進去的基本工資是800元，轉正後是1500元。由於英文客服需要跟國外客戶交流，所以他有時候需要上夜班，當時的平均工資不足2000元，公司沒有包食宿，所以他還需要花200多塊錢在外租房。

　　2011年，本著想“出去看看”的心態，並延續“國際貿易”的職業規劃，陳斌去了姐姐打工的東部沿海城市——寧波。他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個加工廠做出口工作，2011年，他的基本工資是1800元，包吃住，還有1%的銷售額。他第一年的提成是15000元，第二年提成是25000元。就在寧波的這家工廠，他認識了他的妻子，並於2012年結婚。他的妻子是安徽阜陽人，在這家工廠當質檢工人，懷孕後便回安徽老家待産。

　　妻子懷孕後，經濟壓力開始增加，陳斌不得不尋求新的工作機會。他聽親戚朋友説深圳的工資比浙江更高一些，於是，他也動了前往深圳工作的念頭。除去經濟方面的考量，陳斌對深圳實際上也有一些嚮往，年輕的陳斌想去探索這個與世界接軌的城市。於是，2013年5月，在女兒出生兩個月之後，陳斌隻身前往深圳迎接他的第三份工作。陳斌目前所在的公司是一家處於發展階段的貿易公司，老闆也比較年輕。作為外貿業務員的陳斌底薪4000元，包食宿，同樣是1%銷售提成。由於2013年初來乍到，陳斌的提成只有幾千塊，但是2014年，他估計會有三四萬元的提成。

　　一環扣一環，不得不買房

　　2014年初，陳斌買房了，不過不是在深圳，而是在合肥郊區。90多平方米的毛坯房一共花費了59萬元，首付是19萬元。他的父母掏出了家裏所有的積蓄五萬多元，而他和妻子兩人幾年工作下來也有八九萬元的積蓄，雙方的姐姐也各自拿出了兩萬元的積蓄借給他們。就這樣，拼拼湊湊，把首付湊齊了。陳斌的提成是每年一次性提取的，現在他每個月有2900元的貸款要還，而剩餘的1100則一方面承擔自己每月的簡單消費，一方面承擔家庭的支出，生活相當拮據。為了儘量避免任何可能的消費，他的生活已經被壓縮得不能再簡單了。

　　説到買房，陳斌説，“其實之前沒想過要買這個房，但是如果沒有房子，我回去怎麼生活？孩子要在哪上學？上學的租房費用要如何承擔？老家也要被拆掉了，到那一天我不想一家人沒有地方住”。

　　陳斌給我算了一筆賬：我如果把妻子接到深圳來，那麼房租、奶粉錢和小孩生病的花費，這些費用加起來一個月2000塊是跑不掉的。如果妻子不上班，我就要一個人養三個人。如果上班，小孩又沒人帶。以後上了幼兒園，學費就更多了。以陳斌現在一個月4000元的收入，要在深圳租房養家恐怕不可能，買房就更是他不敢想的了。事實上，不僅在深圳租房生存困難，即便是在合肥，要一家人租房生活，也並非易事，陳斌告訴我，他的行業在合肥的基本工資就2500元左右，提成部分也無法保證。可見，即便回到合肥，陳斌同樣面臨著這個困難，並且收入還會大幅度降低。所以，除非回到老家村裏，否則在其他任何城市的租房費用對於陳斌一家而言都是巨大的負擔。

　　昂貴的租房費用並非導致陳斌決定買房的唯一原因。2012年，由於合肥新橋機場的建立，周邊的村落必須拆遷，而陳斌的家也處於拆遷的規劃範圍內。他告訴我：“我們那邊很多地方，地一旦被徵了之後是沒房子住的，要到鎮上租房子，並且很可能租不到房子。我周圍基本都是這個情況，政府會給你租房補貼，但是新房子還要過幾年才能蓋好，要等蓋好了，政府才能給你。”這就意味著，如果沒有自己的房子，陳斌一家老少將可能面臨數年時間在外租房的窘況。他説，“每個人都想要有個家，沒有誰想漂泊，不能居無定所。如果只是住宿，感覺又不一樣。”

　　我也問過陳斌，為什麼不讓妻子到深圳工作呢，這樣至少夫妻兩人可以團圓。他説：“主要是考慮到孩子比較小，她在合肥工作起碼週末可以回家看小孩，女兒已經沒有父愛，我不想她連母愛都沒有。”隨著女兒逐漸成長，他也意識到自己不得不買房。“租房子最怕搬家，房東讓你搬，你就得搬，畢竟那始終不是你的房子。而搬家的時候，最頭疼的是孩子的讀書問題，你搬走了，孩子讀書怎麼辦，孩子小學初中最好學校固定一點，不然影響學習。”種種原因，讓陳斌全家最終決定湊錢買房子。孩子的出生，對於陳斌一家而言，無疑是買房的巨大動力，我也問過他，那怎麼不遲點再要小孩呢，他一句“太晚生沒人幫我們帶”竟把我堵得啞口無言。

　　“留下”或是“回去”，未來都不輕鬆

　　如今，像陳斌這樣，沒有重點大學畢業證，沒有資源，隻身在一線城市工作的年輕人並非少數，他們以各種方式蝸居在城市的每一個角落。有人會説，何不回家？“逃離北上廣”早就不是什麼新鮮的口號，但陳斌用他的經歷告訴我們，在二線城市生活同樣有種種無奈。像陳斌這樣，在家鄉所在二線城市亦沒有多少資源的人而言，“逃回北上廣”又成了當下的另一種潮流。

　　陳斌説，自己現在跟家裏的溝通全靠電話，但通話頻率也並不高，因為每一個電話對陳斌而言都是巨大的壓力。“妻子和父親每次打電話都問我什麼時候回去。我不知道別人父母是怎麼想的，反正我每次打電話回家，我父母都嘮叨，他們唯一的指望是我，就希望我回家。”對於孝順的陳斌來説，父母的盼歸無疑是巨大的壓力，他還告訴我，他從小在農村長大，他太了解父母親的辛勞。

　　就陳斌一家目前的狀況，改變家庭撕裂狀態的唯一方法就是“回去”。然而，不管“留下”，或是“回去”，對他而言都不輕鬆。“我爸媽都年紀大了，我爸幹不動了，女兒也要讀書了，明年我必須回去。一份工作只能還貸款，我還有一些債務要還，一份工作應付不來，到時候可能只能找幾份兼職。”陳斌説。

　　雖然我聽到的是陳斌的故事，但我想，這並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故事。在我們的城市裏，還有許許多多的人正在經歷這种家庭撕裂的境況———勞動力在另一個城市，家裏剩下父母孩子。對於他們，我覺得國家和社會應再多些思考，讓他們早日脫離困境，使生活變得更有品質和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