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資金是否進入股市？進了多少？很難有權威説法。平安證券一份研究報告估計，約有1.1萬億左右銀行資金以四種途徑進入了股市，此為一家之言。行業間的資金流動給分業監管提出了實實在在的課題，這也許是“大金融監管”模式長期受到關注的原因之一。

　　今年以來，對於商業銀行資金變相入市的各類報道此起彼伏。

　　無疑，在大資管的市場環境下，配資、杠桿、結構化産品已經成為資本市場熟悉的工具。資金在不同的機構之間流動，而這些機構卻分屬於不同的系統監管，往往導致資金流動過程中容易脫媒而無法實現資金的穿透和監控。

　　入市的四個途徑

　　平安證券分析師勵雅敏認為，自營或者資管理財的銀行資金進入股市的具體風險，需要根據其具體的産品類型、結構來判斷。

　　平安證券最新發佈的研報認為，銀行資金進入股市的路徑主要有結構性配資、兩融收益權回購和收益互換、股權質押業務和定增及員工持股等，這四類相加合計規模保守估計在1.1萬億左右。

　　一位民生加銀資産管理公司的業務人員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有些銀行通過正規渠道的一種包裝，一手不行，就做兩手、甚至做三手，把戰線拉長，有些現在做的結構化産品的配資算是一種監管的灰色地帶。考慮到風險和監管的要求，在産品設計的標準上提高了許多，以繞開監管。

　　勵雅敏認為，“關於結構性配資，2015年中期高位之時預計規模超過5000億，目前隨著傘形信託逐步到期退出市場，預計傘形單一類資金規模餘額應在1000億左右，對銀行來説，在劣後部分虧損完畢後，銀行可能承擔平倉損失風險。”

　　所謂傘形信託，即在一個主信託賬號，通過分組交易系統設置若干個獨立的子信託，每個子信託便是一個小型結構化信託。簡單來説就是用銀行理財資金借道信託産品，通過配資、融資等方式，增加杠桿後投資于股市。

　　對於兩融收益權回購和收益互換的方式而言，銀行則承擔的是同業風險。平安證券認為整體規模大約佔兩融餘額的50%左右。按照這一比例目前規模應在4000億-5000億上下。

　　股票質押業務本質上分為兩類，銀行/信託股票質押貸款（場外）和證券公司股票質押式回購業務（場內），預計銀行質押融資的規模在3000億-4000億，信託公司涉及融資規模約2000億。

　　另外，銀行資金可以以結構化産品參與股東定增或員工持股計劃，平安證券估算這部分規模大約在3000億-4000億。

　　資金來源穿透難

　　普益財富估計，2015年銀行理財存續規模已突破20萬億元。 2015年上半年，以銀行理財為代表的資金通過杠桿配資模式進入市場；2015年下半年，保險資金更是頻頻加持二級市場股票並舉牌上市公司，機構資金入市並開始在市場上舉足輕重。

　　國金證券銀行業分析師馬鯤鵬認為，大量以資産配置為目標的大型機構投資者入場將與二級市場體量的擴大相輔相成，這將與此前由中小投資者短線交易型風格主導的二級市場會有顯著不同。

　　“資金從銀行理財流向私募和基金子公司的結構化産品，資金的去向和監管不再是銀監系統的事情，但這之間並未形成監管的對接，目前銀監系統對於銀行理財産品投向資管計劃的用途並未有特別規定，當資金流出銀行領域後，則無法實現對其流向的監管；相應的，證監系統的監管範圍則限于上市公司的監管及交易行為，舉牌者若並非上市企業，其披露資訊也只能通過上市公司公告的渠道進行。另外，一些産品還可能多重投資，以FOF産品為例，如果是通過結構化籌得的資金，其杠桿倍數很難統計，資金來源很難穿透。”前述民生加銀資管人士認為，資金來源穿透問題不僅存在於銀行理財資金投資二級市場，2015年下半年在二級市場兇猛異常的保險資金也存在同樣的情況。通過配資的模式進行股權投資，再通過“假股真債”將配資的錢進行二級市場的投資。而不少信託公司也有類似的行為。其中，配資的錢有可能是銀行理財資金，也有可能是大資管環境下各類機構資管産品的資金。

　　法詢金融董事長孫海波認為，即便在監管規則非常完善的情況下，在實際執行中“識別”仍然非常困難，尤其在當前的分業監管但産品混業背景下，幾乎完全依賴專項現場檢查的力量才能做到識別有限的最終底層資産，而且還需要受地方金融監管部門現場檢查水準及資源力量限制。“非現場的穿透識別目前無法做到，但這應該是監管努力的方向”。

　　事實上，在大資管的市場環境下，配資、杠桿、結構化已經成為市場常態的操作。前述民生加銀資管人士坦言，資金在不同的機構之間流動，而這些機構卻分屬於銀監、證監等不同的系統，資金流動過程中容易脫媒而無法實現資金的穿透和監控。

　　前述民生加銀資管人士認為，從風險控制的角度來看，銀行應該對相關風險進行穿透識別，在整個投資流程中也應當有所體現，這相當於為入市的資金再加一道安全保障。

　　儘管金融機構的跨界動作頻頻，但從監管方面而言，先於政策起步的混業經營與混業融資，在帶來風險的同時，也考驗監管部門的決策能力。

　　“大金融監管”模式受期待

　　在利率市場化後，預期收益型産品在不斷替代存款，各類理財、資管類産品發行上升，這類産品對權益類配置需求也更為強烈。目前銀行理財資金主要通過結構化配資、兩融受益權、股權質押式回購、增發、PE、衍生品等其他權益類投資“間接”進入股市。銀行理財開通的證券賬戶只能投資于標準化債券、信貸資産支援平面、優先股等固定收益類産品，而不能直接投資于二級證券市場，但資金配置又有需求在二級市場上投資，因而這類理財資金又通過給信託、私募、基金子公司等提供優先級資金進而設置成結構化産品。

　　實際上，對於看清“混業經營”趨勢的人士而言，建立超越此前分業監管的“監管框架”成為各方關心的問題。

　　港交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巴曙松曾公開表示，“現有的監管框架在應對不同金融産品間的‘跨界風險傳染’時，防範危機的能力已經非常低下，金融監管架構應跟隨金融市場當前風險結構及來源構成而隨之演變。”在巴曙松看來，由傳統的多頭監管向雙峰監管甚至是一元的綜合監管發展，將逐漸成為主流。

　　日前，央行發佈消息稱，從2016年起，將現有的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和合意貸款管理機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簡稱“MPA體系”）。央行相關負責人介紹稱，MPA體系的推出是為了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更加有效地防範系統性風險，發揮逆週期調節作用，並適應資産多元化的趨勢。

　　MPA體系的推出標誌著以宏觀審慎為核心的“大金融監管”模式正在形成，在混業時代的背景下，央行提出MAP體系建立，或有打破此前分業監管制度的可能，建立適應市場趨勢的統一的超級金融大監管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