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隊離職”折射傳統銀行當前困境

　　反腐與限薪疊加、被新興金融業高薪“挖角”成銀行高管離職主因

　　金融業高管離職成風，經濟下行、工作壓力增大、金融改革創新以及反腐與限薪等因素的疊加，或是這場離職變動爆發的原因。

　　公開資料顯示，前三季度，四大國有銀行凈利潤增長率均不足1%，股份制銀行增速多為個位數，商業銀行躺著數錢的時代已經遠去。

　　盈利能力明顯下降，傳導給銀行高層的是工作“壓力山大”、與之對應的則是薪資構成中重要一項績效嚴重縮水。

　　11月5日，一家股份制人士向長江商報記者感嘆，工作壓力大、薪資縮水，可能是一些高管離職的主要原因。

　　一個值得關注的因素是，金融業反腐深入推進，前證監會主席助理張育軍落馬，中信證券總經理程博明等多名高管被查，傳聞要求協查的農行行長張雲被降級。

　　11月6日，湖北一券商人士向長江商報記者表示，金融反腐，一定程度上讓一些或多或少觸及灰色地帶的金融高管膽戰心驚，這或是高管離職的一個原因。

　　不過，在恒豐銀行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董希淼看來，金融高管離職與金融反腐及限薪沒多大關聯。他認為，金融業改革創新及新興業態的興起，才是金融高管離職的主要原因。

　　有學者向長江商報記者表示，金融高管離職有多重因素，不應簡單歸集。

　　年薪超百萬 金融高管主動“隱退”

　　金融高管離職或與金融業反腐相關聯。

　　長江商報記者梳理髮現，不少金融高管離職涉及自身違紀、緋聞等問題。今年1月底，原民生銀行行長毛曉峰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並辭職。而在去年，有8位銀行高管因金融反腐被查，如原農行副行長楊琨，安徽農發行原副行長操良玉，內蒙古銀行原黨委書記、董事長姚永平，中國郵儲銀行原行長陶禮明等被查，部分已進入司法程式。

　　今年前三季度，亦有9位銀行高管、5位券商高管落馬，3位金融人士自殺。銀行體系，除了毛曉峰外，還有華夏銀行原副行長王耀庭、北京農商行原董事長喬瑞、北京銀行股東董事陸海軍、內蒙古銀行副行長延城、龍江銀行副行長王貴彬、寧夏黃河農村商業銀行原副行長鄭新平及河南農村信用聯合社副主任楊清祿、雲南農村信用社聯合社主任羅敏。

　　券商行業，除了前不久接受調查的中信證券程博明外，還有民族證券前董事長趙大建，歷任國信、華西、銀河證券總裁的胡關金，國海證券總裁齊國旗及宏源證券總經理胡強。目前，除了程博明、趙大建正在接受調查尚未公開提出辭職外，其餘券商高管均已辭職或被免職。

　　值得關注的是，無論是否被查，離職的金融高管年薪大都年薪過百萬。

　　長江商報記者根據公開資料查詢發現，2015年，中信證券程博明年薪576.66萬元，另持股173.32萬股。東北證券楊樹財年薪195.52萬元。而在2014年，除開源證券王兆華55.86萬元，東興證券高健為72.09萬元外，已經公開離職的券商高管均超百萬，其中，顧頡年薪為430.17萬元。

　　與券商高管的高薪相比，銀行業高管的年薪與其不相上下。2013年，中行原信貸風險總監詹偉堅年薪高達850.18萬元，在當年所有中國上市銀行高管中最高。目前，已辭任浦發銀行行長擔任副董事長的朱玉辰年薪仍高達150萬元，辭職寧波銀行副行長的洪立峰年薪212.5萬元。

　　11月6日，湖北一券商人士向長江商報記者表示，今年股市動蕩的後續效應及金融反腐疊加，而金融業尤其是券商業部分人士，或多或少觸及灰色地帶，再加上耀眼的高薪，難免會惹人注目。於是，一些券商高管主動“隱退”，抱著“上岸看看風向”再説的心態。不過，在他看來，如果真的涉及一些案件，即便離職也逃不掉。

　　壓力逐增 致銀行職員不堪重負

　　不良攀升、壓力大或是傳統銀行高管的離職誘因。

　　長江商報記者調查發現，僅在湖北武漢，多家銀行員工下班時間越來越晚。從分支機構到總行，晚上八九點鐘辦公樓燈火通明已成常態。湖北一家城商行市場服務中心員工告訴記者，白天外出調查，晚上蒐集整理資料，晚上10點能下班屬正常。不過，下班晚、工作時間長與工資不成正比，反而是一旦出現不良貸款，扣罰相當厲害。不僅如此，以往過年過節發放福利等隱性收入全都取消了。

　　長江商報記者調查了解到，這種現象不是湖北獨有，目前，整個銀行業體系都是這種情況。

　　不過，與工作壓力增大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銀行業盈利能力大幅減弱。

　　16家上市銀行公佈的三季報顯示，五大行凈利潤增長率均首次下滑至1%以內，中行、交行凈利潤出現負增長，同比下降1.47%、0.22%。與之對應的是不良貸款率大幅攀升。中行不良貸款總額1290.72億，不良率1.43%，農行不良貸款餘額1791.6億元，同比增長43%，不良率達2.02%，建行不良率1.45%，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從各個身份來看，凈利潤負增長、不良攀升也很突出。

　　根據各地銀監局公佈的三季度數據，浙江、廣東、山東不良貸款規模均突破千億，其中浙江高達1778億元。凈利潤方面，重慶、廣東、陜西、山東均出現負增長，其中重慶負增長高達34%，另外三省負增長也接近10%。不良率方面，山東、江西、浙江等省份不良率均超過2%，遠高於全國商業銀行不良率1.59%的平均水準。從單個銀行來看，寧波銀行的不良率達到2.45%。

　　湖北一家銀行負責人私下向長江商報記者透露，銀行業實行貸款責任追究終身制，在經濟下行、銀行不良率上升的壓力下，銀行高管如坐針氈。此外，銀行高管的薪資受到限制，高管承擔的風險與收益不相匹配。

　　“儘管限薪令針對的中央管理企業目前就是五大行，但行業內會對比，人家高管降薪了你也要做出樣子。”這位負責人説。公開資料顯示，限薪令實施後，多家銀行高管薪酬有所下降，部分幅度較大，此後高管離職增多。

　　不過，亦有銀行高管表示，工作壓力增大、薪水降低是離職的一個方面，主要原因還是傳統銀行機制不靈活，束縛太多，有時限制了業務開展，個人才能發揮受限，因此想換個環境。

　　改革創新 致高管人才流動

　　金融業爆發的高管密集“出走”背後，或是中國正在進行的金融改革創新所致。

　　11月5日，董希淼向長江商報記者表示，目前，金融業個別區域和部分崗位出現薪酬下降現象，涉及的是中管幹部，因此，不能片面地將金融業高管離職原因歸為限薪。在他看來，大量高管離職的主要原因是金融業改革創新。

　　董希淼説，近年來，網際網路金融蓬勃興起，需要大量專業人才，銀行內部也開展網際網路金融業務，銀行業人才在內外部流動成為必然，也屬於正常現象。而傳統銀行機制不太靈活，薪資不具備挑戰性，大量網際網路金融公司開出的高價，對金融高管有較大吸引力。還有一種情況，部分金融高管自身發展觸及天花板，個人才能施展需要更廣闊的平臺。

　　對於金融業反腐導致高管離職的説法，董希淼認為二者的關聯性不大。畢竟，隨著金融業反腐的深入推進，不要説離職，就是跑到國外都沒用，該承擔的責任少不了。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一副教授亦持此觀點，他認為，金融改革創新，新業態興起，倒逼傳統金融業革新，高管人才流動導致金融高管離職。從目前離職的傳統銀行高管看，大部分仍在金融體系從業。

　　11月7日，一家股份制銀行武漢分行人士稱，總體來看，離職的金融高管中，一部分是年齡偏大，一部分是因工作原因調動，屬於上級安排。因為工作原因被調動的，多屬於去開拓創新。如國泰君安董事長萬建華離任創建證通公司。

　　天風證券一人士則表示，在券商行業，因為激烈的市場競爭及行業要求對市場的快速反應，再加上中國資本市場正處於快速發展期，面臨的改革創新之處很多，券商高管年輕化是趨勢，因此，年齡較大券商高管離職可以理解。

　　還有銀行人士稱，經濟下行壓力，中國正在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這正是一個個人創業的絕佳時機。金融業高管，擁有一定的資本和資源，創業的成功率要高一些。比如，曹彤從中信銀行副行長崗位辭職跳槽至微眾銀行任行長，現轉戰廈門聯手國資創辦網際網路金融公司。

　　有學者向長江商報記者表示，金融業爆發的高管變動，有多重因素，如金融業反腐、證監市場嚴打、銀行盈利水準下降、金融改革創新等，不應簡單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