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亞投行在世界獲得越來越大曝光度的時候，或許最為落寞的應該是與前者相對應的亞洲開發銀行了。固然很多人會説，亞開行與亞投行未來將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間；然而作為同屬於亞洲區域內的開發機構，亞投行成立這一事件本身難道不正反映出亞開行的不作為甚至説失敗嗎？不論如何，面對亞投行即將成立的事實，已經迷失許久的亞開行需要再次明確定位、加快自身轉型，才能跟得上這個變化的時代。

　　亞開行錢不夠用了

　　按照亞開行官方網站的介紹，這家成立於1966年、總部位於菲律賓馬尼拉的區域性開發機構的使命為“致力於為亞太地區減貧開發工作提供資金支援”。

　　目前，亞開行業務主要集中於以下五大領域：基礎設施、環境、區域合作和一體化、金融行業發展以及教育。

　　華爾街金融危機爆發後的2009年，亞開行展開第五次普遍增資，資本金翻了三倍，從550億美元一躍增加至1650億美元，實力大大增強，也超過亞投行的計劃資本金。

　　儘管如此，亞開行每年的融資能力也遠遠滿足不了亞洲區域內經濟起飛對基礎設施日益旺盛的需求。

　　來自亞開行一個常常被引用的數據是，2010-2020年亞洲各國基礎設施投資合計約需8萬億美元。

　　但據該行駐中國代表處高級經濟學家莊健透露，世界銀行和亞開行目前每年能夠給亞洲的資金大概只有200億美元，用於基礎設施的數額也僅為這些資金的40%-50%。

　　該困境因亞開行本身問題而加劇。

　　融資條件過於苛刻了

　　或許是受“華盛頓共識”影響，日美等國家主導的亞開行、IMF、世界銀行等機構長期以來通行的一個慣例是，在發放貸款前附加著一定的經濟政治條件。

　　誠然，一些要求申請國必須增強財政健康程度的要求可能並不過分，然而這些一成不變的要求往往因不符合實際而遭受反彈。

　　今年1月極左翼勢力在希臘取得政權，法國、西班牙、義大利等國的極端勢力也在蠢蠢欲動，某種程度上即是對IMF等西方金融機構苛刻援助在政治上的回應。

　　而當放貸條件涵蓋政治要求時，對西方金融機構的批評之聲就更多了。

　　而領導創建亞投行的中國在海外行事作風與此有著很大不同，“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已經成為一種傳統，這被認為是中國領導人倡導的“義利觀”的體現。

　　在中國等決定創建亞投行成立前後，主導亞開行的日本多次以此為由指責亞投行。

　　對於這種爭執，相關國家選擇了用腳投票。

　　《日本經濟新聞》曾報道稱，日本財務相麻生太郎去年9月與印度總理莫迪舉行會談時，曾以“(亞投行)在進行項目審查時，會考慮對環境的影響嗎”為由試圖阻止對方加入亞投行。

　　然而兩個月之後，籌建亞投行的備忘錄上還是出現了印度的名字。

　　而隨著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瑞士等發達國家的相繼加入，中國將與他們一道就在保證債權人利益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滿足申請國的資金需求展開有意義的探索。

　　與亞投行的合作取決於中日關係

　　不容否認，亞開行已經嘗試著改變其留給世人的刻板印象。

　　2003年，金立群作為亞開行成立以來第一位中國籍副行長走馬上任，主管南亞、湄公河區域及私人部門貸款業務。在金立群之後，趙曉宇、張文才也先後進入亞開行副行長序列。

　　自1966年創建以來，亞開行行長一職全部來自日本財務省和日本央行，引來多方不滿。

　　隨著亞投行成立步伐的臨近，亞開行也意識到自己存在的危機。亞開行近期已經決定，從2017年起將全年融資額度擴大至目前的1.5倍，達到200億美元。

　　亞投行的成立不僅給亞開行帶來了挑戰，還有機會。

　　中國財長樓繼偉已多次公開表示亞投行與亞開行相互合作。亞開行行長中尾武彥已經給予了正面回應。

　　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5”會場上，中尾表示，亞投行和亞開行更多是合作、互補的關係，而不是競爭的關係，我覺得兩家銀行可以合作，為亞洲做更多的事情。

　　在目前的中日(兩國分別是亞投行和亞開行的最大出資者)關係中，政治互信極為寶貴，而樓繼偉與中尾的投桃送李是一個好的開始。而這兩大開發機構的合作，也與中日關係的大局息息相關。(北京商報記者 韓哲 趙毅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