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來源：央行官方網站

　　外匯佔款大量減少對貨幣增長産生較大下行壓力。目前貨幣增速基本適度、合理

　　1月15日，央行公佈的2014年金融統計數據顯示，去年末廣義貨幣（M2）餘額122.84萬億元，同比增長12.2%。

　　“這一增速確實低於市場預期，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分析，首先，外匯佔款明顯少增。2014年，外匯佔款新增6411億元，同比少增2.12萬億元。從近10年外匯佔款的歷史數據看，2014年外匯佔款新增量僅高於2012年的4281億元，而低於其他各年。“外匯佔款新增量減少，意味著央行通過購買外匯而投放的基礎貨幣也相應減少。”

　　其次，同業業務監管加強導致貨幣派生能力下降。2014年，為有效防範和控制風險，監管部門規範金融機構同業業務。“同業資金在運用上類似信貸資金，同業資金增長放緩導致貨幣派生能力下降。”

　　此外，存款偏離度新規導致季末存款衝時點減弱。新規實施後，商業銀行季末存款衝時點的動力減弱，導致12月末的存款增長不及往年。這在某種程度上拉低了M2的增速。

　　“貨幣增速放緩將成為金融運作新常態”，盛松成認為，一方面，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經常賬戶順差佔GDP的比重下降，外匯佔款也會隨之減少。2009年至2014年，外匯佔款的年均水準約2萬億元，較2008年減少約1.4萬億元。2014年5月以來，外匯佔款下降尤為明顯，5—12月凈減少2314億元，較前4個月減少約1.1萬億元。“外匯佔款的大量減少改變了以往央行通過回收外匯流動性投放基礎貨幣的方式，對貨幣增長産生較大的下行壓力。”

　　另一方面，目前我國貨幣供應量基數已經較高，2014年末M2餘額已超120萬億元，M2每提高1個百分點，需投放貨幣1.2萬億元。而10年前M2每提高1個百分點，僅需投放貨幣2000億元左右，5年前需6000億元左右。“貨幣供應基數高了後，提高貨幣增速的難度也相應增加，不能再要求保持以前那麼高的貨幣增速了，就如經濟增速也不可能像以前那麼高一樣。”

　　盛松成認為，目前12.2%的貨幣增速基本適度、合理，仍在調控的範圍內。“從近10年貨幣增長與經濟增長、通脹水準的經驗關係看，貨幣增速一般高出經濟增長率與通脹率之和2—3個百分點。2014年通脹率為2%，經濟增長率預計為7.4%左右，M2增速高出經濟增長率和通脹率之和約2.8個百分點，這與經濟增長和物價漲幅預期目標基本匹配。”

　　去年新增人民幣貸款創歷史最高水準。企業融資成本不降反升的説法不符合實際

　　央行統計顯示，2014年社會融資規模為16.46萬億元，為歷史次高水準，僅比2013年的歷史最高位少8598億元；人民幣貸款增加9.78萬億元，創歷史最高水準，比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時的2009年還多1874億元。

　　“總體看，當前貸款和社會融資規模適度增長，金融有力地支援了國民經濟平穩發展和結構調整”，盛松成説。

　　時下，社會上有觀點認為，去年11月份降息並允許存款利率上浮20%以來，企業融資成本不降反升。對此，盛松成表示，企業融資成本是趨於惡化還是有所改善，不能憑主觀推理和個別案例來判斷，而應通過全面的統計數據來分析和證明。

　　從貨幣市場利率看，近幾個月保持穩中有降的走勢。截至2015年1月13日，3個月SHIBOR（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為4.91%，比上年同期下降67個基點（1基點即0.01%）。

　　再從存貸款利率看，據央行抽樣統計數據，2014年12月末，企業貸款利率比2014年年初下降5個基點，比第三季度末下降14個基點。其中，小型企業貸款利率和年初基本持平，比第三季度末下降9個基點；微型企業貸款利率比年初下降17個基點，比第三季度末下降9個基點。

　　“據我們初步測算，去年11月份的降息及擴大存款利率上浮區間，將使存款利率下降約2個基點，貸款利率下降約44個基點”，盛松成説。

　　存貸款口徑調整後是否會對存貸比造成影響，要看監管機構如何確定存貸比的計算基礎

　　盛松成證實，不久前，央行發佈了《關於存款口徑調整後存款準備金政策和利率調整政策有關事項的通知》（387號文），涉及存款口徑調整問題。1月15日，央行又發佈了《關於調整金融機構存貸款統計口徑的通知》，提出了存貸款統計口徑調整方案。

　　盛松成解釋説，央行自2015年起修訂“各項存款”和“各項貸款”統計口徑，將非存款類金融機構存放在存款類金融機構的款項納入“各項存款”統計口徑，將存款類金融機構拆放給非存款類金融機構的款項納入“各項貸款”統計口徑。“比如，證券公司存放在商業銀行的客戶交易保證金，按原口徑不計入各項存款，但按新口徑需要計入；再如，商業銀行拆借給金融租賃公司的資金，按原口徑不計入各項貸款，但按新口徑需要計入。”

　　盛松成表示，存貸款統計口徑的修訂主要是基於以下幾方面考慮：其一，逐步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在貨幣的發行和派生過程中，非存款類金融機構的作用與企業和個人基本相同。非存款類金融機構的存款和貸款與普通企業和個人的存款、貸款沒有實質區別。因此，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標準，存款類金融機構與非存款類金融機構之間的資金往來要計入存款和貸款。

　　其二，保證統計口徑的科學性，準確反映存貸款總量。近年來，非存款類金融機構快速發展，它們存放在存款類金融機構的存款與普通的單位、個人存款一樣，已經成為存款類金融機構重要的資金來源。

　　其三，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比如，當新股發行時，儲蓄存款下降，客戶交易保證金上升，統計口徑調整前，就會認定存款減少，但實際上資金還在銀行，數量沒有發生變化”，盛松成説，統計口徑調整後，資金在存款類金融機構與非存款類金融機構之間的相互轉移不會引起存款規模的大幅波動，有利於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

　　“我們也初步評估了存貸款統計口徑修訂的影響”，盛松成説，比如在存款準備金方面，按照387號文的要求，新納入各項存款口徑的非存款類金融機構存款適用的存款準備金率暫定為零。因此，這次存款口徑修訂目前不影響存款準備金的交存。“這種做法在國際上有先例。比如在美國，非個人定期存款、個人儲蓄存款等非交易賬戶，以及一定金額以下的交易性賬戶都屬於法定存款準備金交存範圍，但準備金率都為零。”

　　“總體講，這次統計口徑的調整是為了更加準確地反映全社會存貸款和流動性的實際狀況，也是為了與國際接軌，不應做太多的政策解讀。當然，存貸款口徑調整後是否會對金融機構存貸比造成影響，那要看有關監管機構如何確定存貸比的計算基礎”，盛松成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