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地銀監局公佈了第三季度轄內商業銀行主要監管指標。據《證券日報》記者不完全統計，山東、天津、雲南、廣西等多個地區不良貸款雙升。而此前不良貸款發生較為嚴重的江蘇、浙江地區，不良貸款與不良貸款率出現了環比不同程度的回落。

　　此外，廣西等地區銀監局轄內商業銀行的存貸比超過了75%的監管紅線。

　　多省銀行業

　　資産品質惡化

　　日前，中國銀監會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于學軍公開表示，現在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反彈的壓力非常大。

　　與上述表述相印證的是，從近期各地銀監局發佈的數據來看，雖然有個別地區銀行業資産品質與第二季度相比出現了轉好，但是大部分地區銀行業的不良貸款仍然處於雙升的局面。

　　天津銀監局數據顯示，前三季度，天津轄內銀行業金融機構累計實現凈利潤465.66億元，同比增加15.69億元，增幅3.49%。不良貸款餘額234.48億元，比年初增加71.84億元，不良貸款率0.91%，比年初上升0.22個百分點。對比第二季度數據和第一季度數據，記者發現，天津銀行業已經連續三個季度不良貸款雙升。

　　山東省轄內銀行業的情況也不容樂觀。雖然現有不良貸款餘額遠低於浙江，但其已取代浙江成為今年不良貸款增長最多的省份。截至2014年9月末，山東全省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餘額931.66億元，比年初增加283.6億元；不良貸款率1.78%，比年初上升0.43個百分點。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三季度，山東省轄區中小法人銀行業金融機構信用風險資産餘額21430.41億元，較年初增加2967.28億元。信用風險不良資産餘額361.44億元，較年初增加123.13億元；不良資産率1.69%，較年初上升0.4個百分點。山東省鄒平農商行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今年當地部分企業出現問題，甚至包括一些大企業，此外，部分地區盛行高利貸，現在進入到風險暴露期，銀行受到牽連，不良貸款增加也在意料之中。

　　此外，截至9月末，雲南全省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餘額174.03億元，比年初增加29.64億元；不良貸款率0.96%，比年初上升0.08個百分點。第三季度，廣西省銀行業不良貸款餘額219.13億元，較二季度末增加25.49億元；不良貸款率1.38%，較二季度末上升0.12個百分點。

　　江浙地區貸款品質

　　壓力緩解

　　雖然許多地區銀行業的資産品質數據不佳，不過江浙地區第三季度數據的轉好仍是一顆強力的定心丸。

　　江蘇銀監局數據顯示，截至9月底，該省銀行業不良貸款餘額達到939.83億元，不良貸款率為1.32%。而截至3月末、6月末，該組數據不良貸款餘額、不良貸款率分別為864.44億元、1.28%和911.77億元、1.31%。其中江蘇銀監局轄內法人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已從一、二季度末的1.7%、1.72%進一步降至三季度末的1.63%，不良貸款餘額也由二季度末的278.44億元降至273.58億元。

　　浙江全省今年新增的不良貸款中，一季度為97億元，二季度為60億元，三季度為19億元，新增規模明顯逐季減少。其中9月份更是實現“雙降”，不良貸款餘額比8月份下降了112億元，不良貸款率則下降0.18個百分點。浙江銀監局指出，不良貸款增勢已經趨緩。

　　除了江蘇與浙江外，第三季度出現不良貸款“雙降”的還有廣東、西藏等省份。

　　部分地區存貸比

　　超監管紅線

　　近日，“銀行存款去哪了”再次引人發問。數據顯示，截至9月末，16家上市銀行的銀行存款總額為75.62萬億元，較今年中報的77.13萬億元減少了1.51萬億元，降幅達1.97%，存款總額下降在近年來還是首次出現。

　　銀行存款流失，直接影響存貸比考核指標。上市銀行三季報顯示，截至9月30日，建行、中行、交行、浦發存貸比分別為72.02%、71.65%、73.92%、73.81%，均已逼近75%的監管上限。

　　而從各地銀監局數據來看，第三季度存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根據江蘇省銀監局數據，前三季度存貸比數據分別為65.71%、65.98%、67.6%。吉林省前三季度存貸比數據分別為63.2%、63.94%、65.08%。

　　廣西省銀監局數據顯示，2014年三季度末，廣西法人銀行業金融機構流動性比例為44.71%，較上季末下降1.68個百分點，人民幣超額備付金率6.09%，較上季末下降0.89個百分點。自2014年7月1日起，銀監會對商業銀行存貸款比例計算口徑進行調整，2014年三季度末，調整後存貸款比例為75.48%。如果按照存貸比75%的標準，廣西省存貸比數據已經超過了監管紅線。

　　有業內人士直言，存款大規模流失嚴重侵蝕了中國銀行業的放貸能力。根據央行發佈的最新報告，10月份新增人民幣貸款大幅萎縮，環比大降36%。

　　不過，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在近日撰寫並刊發的《我國銀行流動性監管制度變革——銀行監管改革探索之四》一文中也提出，“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商業銀行業務模式的變化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存貸比等傳統監管標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