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剛上市一週的 天津銀行(01578.HK)公告一起票據風險案件，涉資7.86億元人民幣，公安機關已立案偵查。

　　財新記者獲悉，經手票據業務的相關工作人員已經自首。這起買入返售票據業務中發生的案件與2016年1月末 農業銀行暴露的39億元“票據變報紙”的作案方式基本一致。“(天津銀行)買入的時候給了錢，返售的時候發現票沒了。”知情人士透露。

　　多方了解後財新記者確認，該案中天津銀行的交易對手為浙江稠州商業銀行，仲介機構係浙江當地一家票據仲介。也有接近監管人士指出，浙江稠州商行可能僅是通道，背後還有其他交易對手。

　　浙江稠州商業銀行由當地城市信用社在2005年改制而成。該行官網顯示，截至2015年末，該行註冊資本30.64億元，資産規模突破1320億元，全年實現稅後利潤13.6億元。

　　天津銀行上述公告稱“上海分行票據買入返售業務發生一起風險事件”，但事實上真正的直接涉事機構是天津銀行同業市場部的上海分部，而上海分行為同業分部的業務提供了公章。

　　天津銀行同業市場部是負責全行同業、票據、金融市場、同業投資等各類業務經營與管理的市場部門，實行總部、分部垂直一體化管理模式。據財新記者了解，該部門負責人已經飛至上海處理此事。事實上，該行同業市場部上海分部並非銀監會批准辦理票據業務的機構，即非持牌機構。

　　近年來同業業務發展迅速，但不規範行為屢見不鮮，監管也曾出手整治。2014年5月，銀監會下發《中國銀監會辦公廳關於規範商業銀行同業業務治理的通知》(即2014年140號文)，要求銀行同業業務實行專營部門制，由法人總部建立或指定專營部門負責經營。商業銀行同業業務專營部門以外的其他部門和分支機構不得經營同業業務。

　　目前，在上海、深圳、北京等主要金融市場中心，這類異地非持牌的經營團隊多有存在，也是亟需清理的監管套利行為。

　　據財新記者了解，在銀監會140號文下發後，銀行對同業業務的日常管理，實際上仍以分行為主。很多銀行採取了“雙線矩陣式”的管理形式，既向當地分行領導彙報，也向總行同業部門彙報，“具體哪塊更重，取決於銀行自己的風險偏好。”一位天津銀行高層説。

　　“天津銀行此案亦是如此。同業上海分部負責接收票據，人、事、物均相對獨立，是專門的團隊，而該部門辦公地點在上海分行，更嚴重的是，使用了該行上海分行的公章。由此，上海分行被牽涉進案件中。”前述知情人士透露。

　　前述天津銀行高層對財新記者表示，4月8日下午銀監會就這起案件開會，該行將全力以赴盡力追回票據或追回錢，再處理相關人員。該行公告也表示，正積極配合偵辦工作，加強與相關機構的溝通協調，最大限度保證資金安全。

　　財新記者獲悉，監管高度重視此事。天津、上海兩地銀監局將分別對天津銀行同業市場部和分行的問題進行徹查和問責；而上海銀監局還將在近期出臺相關通知，要求轄內銀行不得給這類非持牌機構出用公章，“發現一起查一起”。

　　近期，農業銀行、 中信銀行、天津銀行多起票據案，暴露了監管仍存空白地帶。在利益牽涉面多而複雜的票據市場，部分票據仲介已經從提供銀行和企業間、銀行同業之間票據交易的撮合服務，進化成違規非法經營、一票多賣甚至偽造假票，與銀行內部員工勾結，由此爆發連串風險。

　　“票據仲介機構這類不持牌的類金融機構，已經脫離了基本資訊服務業務，深度介入到整個金融市場之中，操作風險非常大。”一位監管人士對財新記者表示，目前票據仲介實則處於監管的真空地帶，誰都管不了，對於票據仲介機構的監管問題應該提上日程。

　　此前財新報道票據業務七大類風險：一是部分機構票據同業業務專營治理落實不到位；二是銀行利用票據轉貼現業務轉移規模，消減資本佔用；三是銀行利用承兌貼現業務虛增存貸款規模；四是銀行與票據仲介聯手，違規交易，擾亂市場秩序；五是貸款與貼現相互騰挪，掩蓋信用風險；六是創新“票據代理”，規避監管要求；七是部分農村金融機構違規經營，“通道”問題突出。針對這些問題，銀監會于2015年底下發《關於票據業務風險提示的通知》(即2015年203號文)。

　　為避免票據業務中的操作風險，電子票據被寄予厚望，目前央行致力於推動電子票據的使用，但面臨來自企業和銀行的阻力。更關鍵的問題在於，風控漏洞的根源是人的管理不到位。“一旦勾結作案，一切風控防線都會被突破。”一位股份制銀行上海分行行長説。(見《財新週刊》2016年第7期“票據風暴眼”)

　　“票據仲介到了該清理的時候了。”前述監管人士對財新記者表示，應該大力整治此類非持牌從事金融業務的機構。事實上，在整個資金寬裕的大環境下，大部分仲介機構均存在“脫實向虛”的跡象，包括近期鏈家地産發展出的首付貸等金融業務，此類現象值得有關監管部門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