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5日，國家衛計委發佈《關於控制公立醫院規模過快擴張的緊急通知》;7月25日，又出臺《國家衛生計生委、商務部關於開展設立外資獨資醫院試點工作的通知》。

　　兩個通知一為限制公立醫院過快擴張、一為允許外資獨資醫院在國內部分區域試水，看似兩個並沒有直接關係的政令卻似乎“揚、抑”有別。而在這“揚抑”之間，似可看到醫療體制改革的宏觀脈絡——公立醫院將會如何應對、民營醫院何生何死、讓外資相對獨立的介入我國醫療業意欲何為，帶來的變化對於祈盼更多醫療福利的老百姓來説是福音還是“噩耗”。

　　新規“抑公”何為

　　從《關於控制公立醫院規模過快擴張的緊急通知》內容看，是“我國公立醫院規模過快擴張，部分醫院單位規模過大，存在追求床位規模、競相購置大型設備、忽視醫院內部管理和機制建設等粗放式發展”的原因，而導致“醫療費用的不合理增長”的結果。出臺這一新規也是解決“看病貴”的有力之舉。

　　我國現行的醫療模式始於1978年的改革開放。當時，醫院被定位為“福利性”運營，在國家每年支出龐大的財政經費同時卻是越辦越窮，醫療資源不僅難以升級還逐步下滑，從而導致“看病難、住院難、手術難”。面對這種現狀，決策層逐漸淡化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對衛生事業“福利性”的定位，以市場化方式對醫療機構進行調整，從而提出將其定性為“生産性”。

　　政府對醫院“少給錢、給政策”，比如允許醫院對藥品加成一定比例“以藥補醫”，結果導致“藥品”成為一個龐大的高金行業，基於藥品的各種灰色收入頻現各大媒體報端。在藥品這個産業鏈上造就了一批富人、養活了一個巨大的醫藥群體。醫院境況也自此大有改觀，醫院有錢了，設備越來越“高大上”，但這一切輝煌歸根結底還是患者買單。雖然這些舉措非常有力地解決了當時醫院效率低下、服務供給不足的問題，也埋下了後來醫院過於注重經濟利益而導致醫患關係緊張等各種遺患。

　　作為醫院，尤其是一些大醫院在體會到政策帶來效益的同時也意識到，規模越大、設備越好、前來就醫的患者就會越來越多，費用也就可以越來越高。投資再大，患者都會別無選擇地買單，並且還給醫院以及産業上的各個群體帶來豐厚的利益回報，追逐規模與豪華的競賽便在各大醫院中悄然開展。

　　結果就是展現在我們面前的醫院圈地、蓋樓、進設備，規模越來越大，床位越來越多，“超常規”、“快節奏”、“跨越式”一度成為各大醫院年報上的必有詞彙。有觀點認為，這種“規模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醫院的逐利動機，從而讓“看病難、看病貴”成為一種難以清除的“惡疾”。

　　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胡善聯曾公開表示，根據人口分佈變動和衛生規劃，建幾所高水準的大型公立醫院完全必要，但現在不少醫院採取單純規模擴張的簡單外延式發展模式，“優質資源不是增量而是被稀釋，加劇看病難。”

　　國家新規理性限制公立醫院過快擴張，不僅是醫療改革潮流所需，也是百姓民心所盼，符合潮流、順應民意。但是，這一紙新規就真的能如願抑制公立醫院的瘋狂擴張嗎?

　　《關於控制公立醫院規模過快擴張的緊急通知》中明確指出，“自本通知下發之日起至《規劃綱要》公佈前，各地要暫停審批公立醫院新增床位。已經審批的，要嚴格按照批復規模建設，嚴禁擅自增加床位、擴大建設規模。”

　　然而，記者查詢了幾家醫院的官網發現，位於山東省臨清市的一家縣級醫院公示其編制床位是750張，實際開放床位是1000張，並且從其上級醫療主管單位官網上查詢的經過審批和允許設立的科室中，沒有院方已經公佈設立的“腫瘤科”。

　　同在一地，還有一家公立醫院採取院內職工集資等方式，另外籌建了一家民辦“非營利性醫院”。且不論集資所建醫院的“非營利性”能不能保證，國家限制公立醫院過快擴張，公立醫院以內部職工集資名義再辦一家民辦醫院，會不會成為公立醫院應對新規的擴張出路?並且導致國家公立醫院資源成為個人牟利的工具?顯然，國家在執行新規的同時還要加大監管力度，對變相甚至挖空心思回避、對抗國家政策的做法予以堅決制止和嚴厲懲處，以防這些利國利民的國家政策被大打折扣甚至變成空文。

　　外資辦醫喜憂予誰

　　自《國家衛生計生委、商務部關於開展設立外資獨資醫院試點工作的通知》印發之日起，“允許境外投資者通過新設或並購的方式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蘇省、福建省、廣東省、海南省設立外資獨資醫院。除香港、澳門和台灣投資者外，其他境外投資者不得在上述省(市)設置中醫類醫院。”

　　境外資金在國內舉辦醫療機構不僅有了政策上的準入，還明確了試點地區。雖以要求的方式對境外獨資醫療機構提出硬性標準——“能夠提供國際先進的醫院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服務模式;能夠提供具有國際領先水準的醫學技術和設備”，但開放試點的地域均屬核心大城市和經濟較發達的省份，這為引入國外硬體和軟體上的先進醫療資源敞開了方便之門。

　　可以想見，一旦外資進入，追求高端醫療服務的群體將不再只寄希望於大型的公立醫院，這部分需求必將向外資醫療機構釋放。這保證了外資獨資醫療機構投資後的市場前景，使之甘於“下血本”把國外頂級的醫療軟硬體搬到國內。加之對公立醫院的限制，也可以讓這些盯著中國高端醫療市場的“外資”們多吃一顆定心丸。而與此同時，公立醫院不過度擴張、不過度追求設備檔次、不追求豪華，無疑將更有利於服務普通百姓，讓公立醫院有了逐漸被重新增加“福利性”因素的可能，以更多滿足普通百姓的醫療需求、逐步降低大眾醫療費用。

　　從根本上解決我國醫療行業“看病難、看病貴”以及“醫患關係緊張”等諸多難題的關鍵，在於讓廣大的公立醫院“不賺錢”，最起碼不再把賺錢看得那麼重要。國家出臺的這一新規既是限制、嚴控公立醫院擴張，又將國內公立醫院定位為“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産生利潤後既不能分紅也不能像原來一樣無度擴張，這必將使得利益追求在公立醫院間淡化，老百姓也就順理成章成為最大受益者。

　　而民營醫院中的“營利性醫療機構”也因為減少了公立醫院的利益競爭將再次迎來一個春天。隨著外資獨資醫療機構的出現，一場中外民營醫院的利益角逐也將在中國醫療市場拉開帷幕。

　　民營醫院的“中外”博弈

　　7月22日，德國阿特蒙集團、銀山資本與上海外高橋(集團)有限公司下屬上海市外高橋保稅區三聯發展有限公司和外高橋醫保中心，就設立上海自貿區阿特蒙醫院，共同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20多年來，外資獨資醫療機構首次開始登陸中國內地。

　　早在2010年，國家就政策開閘允許外資獨資醫療機構可以在大陸指定地區試水，但具體哪些地區可以成為試點卻一直沒有公佈，正當大家躊躇于上海自貿區的引進外資獨資醫院這一做法是否合法時，7月25日，國家衛生計生委、商務部的《關於開展設立外資獨資醫院試點工作的通知》就“打哪兒指哪兒”般地為其“雪中送炭”，把上海列為外資獨資醫療機構的試點地區。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到外資獨資醫療機構的優勢時表示，“在於一開始就定位於營利性機構，不像公立醫院那樣要接受眾多的價格管制，可以通過開出高薪等方式來招攬人才。如果是美、歐、日大型醫療機構開辦的醫院，在技術、病人轉往國外治療等方面也有一定優勢。”

　　這印證了我國對於外資獨資醫療機構的期望——把國外高、精、尖的醫療人才、設備以及管理模式引進國內。這些醫療機構的服務對象定位在高端群體，雖然目標客戶數量不多，但投資收益率會很高。

　　然而，反觀我國現有的民營醫院，目前無論是在投資規模上還是醫療機構的軟硬體上，與這些外資醫療機構相比都無明顯優勢，甚至絕大部分民營醫院還只能甘拜下風。

　　例如，民營醫院中的美容整形方向，這一科類本來就起源於國外，近年來，國內有美容整形需求的人士更加信任外國技術更已成常態，趕赴國外整形美容的人群已佔據相當一部分比例。此時國外獨資的美容整形醫療機構一旦正式在國內落地，這將成為國內這一行業的最大“噩耗”。

　　面對這種境況，指望在外資獨資醫療機構進入中國後，利用其劣勢而“攻其薄弱”的設想也將難以實現。如“難以進入醫保體系、審批、拿地”等問題，實質上與國內民營醫院面臨的狀況與外資並無本質不同。那麼，國內民營醫院出路何在?

　　2009年，“愛爾眼科”通過國內創業版IPO上市，相較于其他計劃同期上市的醫療機構，“愛爾眼科”的發展更加穩健;專業提供體檢服務的“慈銘”，也在本行業內奠定了自己穩定的市場份額和地位。然而這些只能算是民營醫療機構中的個案。在“新規”之下，絕大部分民營醫院都將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以及重新自我定位的艱巨任務。

　　未來，醫療領域的市場競爭聚焦在專業化、管理模式、人才技術、資本運作等更加高端的層面，是綜合實力和整體運作的角力，是企業文化和品牌的比拼，在競爭的同時又穿插多個跨區域、跨領域的合作。近期國家關於醫療行業的兩紙“新規”，從立意上首先把廣大普通老百姓推到了受益者的位置;也在利用國外的資金、先進的運作管理模式、高尖的人才和設備來輔助我國醫療市場、拉高我國整體醫療水準的同時，給國內的民營醫療機構帶來了空前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