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源 財富源

2023年02月03日 星期五

財經 > 産經 > 科技 > 正文

字號:  

野蠻Uber中國之旅:政策風險是達摩克利斯之劍

  • 發佈時間:2015-05-26 08:50:29  來源:中國經濟網  作者:韓瑋 朱七七  責任編輯:張少雷

  5月22日,上海Uber司機阿順重新上路時,心裏更加忐忑不安,他剛剛看到一則被其他Uber司機熱傳的消息:5月21日晚間,靜安寺附近有Uber司機被倒鉤執法。

  很快,上海市交通委執法總隊辟謠稱,5月21日晚,的確有執法人員在靜安寺執法,但並非倒鉤執法,而是蹲點執法。至於被執法的Uber司機存在什麼問題,官方尚未披露。

  倒鉤是上海方言,意為“佈下誘餌,將對方引入圈套之中”。2009年,上海曾發生一起引發極大關注的倒鉤執法事件,涉事司機自斷小指以證清白。某種程度上,這從側面説明,上海是全國打擊非法營運最嚴厲的城市之一。但同時,這也是Uber進入中國的首座城市。

  今年2月,滴滴打車和快的打車宣佈戰略合作,結束了一度刺刀見紅的市場競爭。於是,打車軟體的故事裏只剩下兩位主角:本土公司滴滴快的和美國公司Uber。易觀國際[微網志]發佈的《中國專車服務市場季度監測報告》顯示,2015年一季度,Uber以8.1%的專車服務活躍用戶覆蓋率排名第三。而在資本市場上,Uber正在洽談的新一輪融資或將它的估值推向500億美元,成為有史以來估值最高的創業公司。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來,Uber在中國的表現是影響其估值的重要因素之一,Uber如何在中國突圍被很多人關注。有eBay[微網志]、百思買的例子在前,Uber會折戟嗎?

  在很多國外媒體的報道中,Uber的性格是進擊的,態度是強硬的。有反對者對這位“全球樹敵、全球瘋長”的野蠻人敬而遠之,但也有擁躉認為,正如科技終將會改變生活,Uber也必然會被各國政府接受。

  未知的風險

  阿順不是微信朋友圈裏常常寫到的“多金、任性又帶點逼格”的霸道總裁。5月23日中午,開著一輛別克商務車出現在一家五星級酒店門口時,他看上去有些疲憊和落魄,儘管用髮膠打理過的頭髮本應讓整個人顯得更加精神。

  他不知道自己屬於Uber司機中的大多數,還是邊緣人群。反正,他當Uber司機不是要招工,或約妹子,而是為了討生活。

  作為知青的子女,阿順的大半輩子都不順,直到退休,生活也不寬裕。一個多月前,朋友告訴他當Uber司機能賺錢,於是,對方出車,他出力,兩人搭夥幹起了“事業”。

  在很多帖子裏,Uber司機都是“侃爺”。但阿順從不高談闊論,最近幾天更是謹言慎行,遇到熱心的乘客關心他為什麼幹這個,他只會惜字如金地吐出“順路”兩個字。其實,阿順害怕被倒鉤。

  5月6日,Uber成都總部被當地交通、工商、公安等部門聯合執法。次日,成都市交委辦公室的一位負責人表示,這是一次“約談告誡和執法調查”,不是網路上所説的“封殺”,而原因是Uber涉嫌組織私家車介入平臺從事非法營運。

  這種説法讓阿順非常不安。5月中旬,他的朋友圈裏出現了一份《上海市交通委員會執法總隊關於開展“颶風四號”非法營運專項整治行動的勤務通知》。這則由上海市交通執法總隊指揮室簽發的文件表示,決定於2015年5月19日到21日在全市範圍內開展為期三天的“颶風四號”非法營運專項整治行動。

  雖然沒有任何資訊明確指出Uber是重點整治對象,但阿順在家裏躲了3天,沒敢出車。

  緊接著,5月21日天津市內大量計程車與專車司機對峙的新聞又傳到了阿順耳朵裏,他變得更加緊張。根據財新網報道,這場對峙的起因是計程車行業受到滴滴、快的開發的專車服務的衝擊後,計程車司機對專車司機進行“釣魚”和圍堵。

  以己度人,阿順認為,政策風險將是懸在Uber頭上的達摩利斯之劍。“我們和Uber不是雇傭關係,如果我們被執法,Uber會盡力而為,但他們能做的其實非常有限。”

  Uber式創新

  Uber自出生就站在監管之外,因為在它之前,從來沒有叫車軟體。

  這家公司的誕生源於2008年某天的巴黎街頭,兩個不懂法語的年輕人想叫輛車,但語言不通、電話不靈,於是他們特別希望智慧手機上有一個按鍵—只要一按,就會有輛車駛到面前。2009年,Uber在美國矽谷成立。英語中,Uber是形容詞,詞義為“最好的”。

  2013年8月,Uber登陸中國,坐標上海。起初,Uber很小,團隊沒幾個人,由剛辭去騰訊MIG副總經理職位的王曉峰帶隊,擔任Uber上海總經理。他的上面有一個頭兒,Uber亞太區負責人Allen Penn。直到今天,Uber才覺得生意已經大到有必要招一個中國區總裁。

  剛從美國出差回來的王曉峰對記者笑説,他終於要給自己招老闆了。

  在Uber中國區幾乎等於零的時候,滴滴、快的也剛剛起步,王曉峰覺得Uber在中國擴張的難度很大,但它的骨子裏藏著成為下一個現象級公司的潛力。

  5月23日,王曉峰接受記者採訪時講了這樣一個例子,“有一天,你去音像店買張國榮的CD,假定標價50元,裏面有10首歌,你喜歡其中6首,不喜歡另外4首。於是你説,老闆,我給你30元買6首歌。結果很可能是你被老闆趕出店去。”

  “但事實上,你的要求是合理的,老闆欺負你,逼你多花20元買自己不喜歡的4首歌。”類比到計程車行業,王曉峰覺得,不管是回城費,還是夜間加價,這些都是另一種“老闆欺負你”。

  在王曉峰的理解中,Uber首先是家科技公司,而非傳統的交通運輸企業;其次,他們通過技術改變現狀—更好更快地連接乘客與車主,最大程度地提高效率,通過效率的提升擴大規模,進而實現價格的下降。

  工商資料顯示,Uber上海公司的法律主體是御駕(上海)網路技術服務有限公司,成立於2013年9月5日,註冊資本6300萬元人民幣,經營範圍為提供與網路和軟體相關的技術和諮詢服務;商務資訊諮詢;市場行銷策劃。

  作為一款叫車軟體,王曉峰認為Uber因為先進的理念和技術自成一派,區別於其他的移動互聯網公司。

  例如派單環節,“非Uber”流派的做法通常是“廣播+搶單”模式, Uber則只為乘客指派距離他最近的那名司機。後者規避了搶單帶來的資源浪費以及司機拒接短途訂單等問題。

  更大的區別還在於定價。“非Uber”流派大多認同計程車的定價體系,並用補貼追求用戶。但王曉峰認為,錢買不來真愛,他們希望用戶看到自己的真性情,並因此愛上自己。

  所謂“真性情”就是儘量降低基本價格,給用戶直接的實惠,而非通過返券等方式。目前,Uber在上海主要推出人民優步、UberX、UberXL、高級轎車4項服務,起步價分別為0元、15元、20元和20元。而上海計程車的起步價為14元。

  更重要的是,Uber開發了一套動態系統。這套技術依託數據和演算法,可以將一個區域的供求關係即時換算成價格杠桿(比如1.5倍價格、2.8倍價格),進而觸發市場的自動調節能力。讚賞Uber的用戶甚至認為,這家公司應該因為創造性地解決了定價問題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2015年初,在滴滴、快的因為一輪又一輪的補貼被人熟知後,Uber則因為博得眼球的創意活動和各地政府的不斷關切而走紅。

  與政府“談判”

  Uber越紅,遭受的質疑越多。

  例如,Uber的定價機制被一些用戶推崇,但在另外一些人看來,這是擾亂市場秩序。有計程車司機告訴記者,計程車的定價採取政府管控的方式,價格均通過聽證,而Uber的價格體系完全脫離監管。

  這位司機還有一個不解之處:計程車司機都要繳納個人所得稅,Uber司機交稅嗎?Uber 公司交稅嗎?

  更猛烈的質疑直接對準“人民優步”業務。這是Uber于2014年8月推出的拼車平臺。以上海為例,滿足10萬元以上車型、且擁有滬牌(非滬C)兩項條件的私家車車主可以申請成為人民優步的司機。

  但在目前的法規下,私家車載客是紅線。這也是Uber在已進入的9個城市面臨的普遍風險。

  不過,王曉峰對人民優步的理解與廣州、成都等地的執法部門不同。在他看來,首先,人民優步是一個非盈利的公益平臺,Uber不抽取任何平臺組織費;其次,人民優步的價格很低,這部分費用是補貼給車主的油費以及讓他買瓶水的錢。鋻於此,Uber司機是否需要納稅也就成了一個問題。

  “Uber司機不以開車為生,也不以此為兼職。他們只是一週抽出一些時間,像做義工一樣去提供拼車服務。而拼車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在道路發展趕不上車輛增長的背景下,拼車可以用更少的車滿足更多人的出行。”王曉峰對記者表示。

  按照這種説法,阿順不應是Uber司機的主流,不過,他的體驗卻證明,人民優步的確很難用以謀生—他賺得最多的一次是個雨天,從早上7點一直開到晚上12點,收入700多元,其中包括所有補貼,但未剔除油費。其餘大多數時候,他10多個小時的工作只能換得四五百元的收入,剔除油費後更少,根本不像網上所説的“月入兩三萬”那麼誇張。

  那麼,Uber對人民優步的解釋被政府部門接受嗎?“我們與上海這邊有過很多溝通,下一步的溝通會更多。很多時候,政府是開明的,但政府內部有著不同的部門,不同的管理層級,我們需要時間進行更多的解釋和説明。”王曉峰説。

  據記者了解,目前,國內沒有哪座城市反對拼車。相反,2014年初,北京曾發佈《關於北京市小客車合乘出行的意見》,明確表示支援出行線路相同的人搭乘其中一個人的小客車出行,以實現環保和節約路面資源的目的。不過,人民優步目前的做法與單純的合乘有些差別。

  同時,這份意見按照是否分攤費用將拼車分為公益型和互助型兩類,但沒有細緻到對拼車費用作出具體限定。

  5月18日,上海市交通委宣佈,由其牽頭,強生、大眾、海博、錦江等本地計程車全部參加,滴滴打車自願“入夥”的上海計程車資訊服務平臺將於6月1日正式上線運營。

  結合前文所述的Uber司機在靜安寺被執法的資訊,Uber的處境至少讓阿順憂心不已。

  對此,王曉峰這樣解釋:政府首先要規範計程車,因為這個領域的規則相對清晰,這是他們第一步要做的事情。而Uber非常願意和政府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但Uber沒有計程車的業務,暫時沒法參與。

  “我們的想法和政府在方向上是一致的,比如,都希望用更少的車滿足更多人的出行。但在這個過程中,雙方需要不斷地溝通和磨合,找到最終的解決方案。我們目前肯定是奔著這條路去走的。”王曉峰説。

  酷炫的野蠻人

  中國不是Uber受挫的第一個國家。Uber在公司介紹中寫道,目前正在全球57個國家和地區超過300個城市改變著用戶的出行方式。而改變必定會有阻力。據不完全統計,除美國本土地區外,Uber還收到過多個國家的禁令,至於計程車從業者的抗議和驅趕,更是家常便飯。

  不過,截至目前,美國已有將近40個州和城市修改了原有的立法或者出臺新的法案,使Uber等類似平臺能在新的法律框架內運作(包括加州、紐約、華盛頓等地,均已合法化)。

  這種“戰線全開”的局面讓Uber有了野蠻人的稱號。據説,Uber的公司文化以兇猛和對抗著稱,忽視大部分國家的禁令。

  這種個性也被帶到了中國。例如,成都公司被查的第二天,Uber就宣佈,為表明優步的非盈利性質,從5月8日起,成都三環內,免費乘坐優步,行程不超過15公里。這種做法連同行都不禁汗顏,直呼“你們真的懂中國嗎?”

  而在廣州,Uber近期推出“復仇者聯盟”主題活動。這是一次商業推廣活動,但其高調也頗讓人驚訝。

  有意思的是,這個野蠻人有著一批忠實的擁躉。美國知名經濟學家、喬治梅森大學經濟系主任泰勒·考恩就是Uber的粉絲。5月20日,考恩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法國正在禁止優步。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當然,他們避免了市場混亂,但同時也阻擋了社會前進的腳步。”

  考恩甚至相信,Uber最終會獲得全面的勝利。而在國內,粉絲對Uber 的熱愛可以從此窺見—Uber上海公司此前為5月20日的單車傳情活動徵召自行車騎手,需求是100位,沒有報酬。不到3天,這個召集令吸引了1000多人報名。

  事實上,Uber培育市場的手段非常高明。很難想像,這個目前在資本市場上估值500億美元的跨國公司在中國竟然沒有投過一毛錢廣告。用王曉峰的話説,時代變了,那種“有錢任性砸廣告”的方式未必奏效。

  取而代之,Uber酷愛一些腦洞大開的活動,比如,一鍵叫直升機、一鍵叫船、一鍵叫舞獅,甚至一鍵叫CEO、一鍵叫佟大為,諸如此類。

  王曉峰還在朋友圈裏寫下了一些有待實現的設想。例如,“初創企業的CEO在Uber上按下一鍵就有一輛車來到面前,車裏坐著一位靠譜的記者,進行20分鐘快問快答。這個主意有人喜歡嗎?”

  這些“神奇”的活動並不是不務正業。王曉峰説,“炫酷、好玩的活動一方面可以幫助Uber獲得更多用戶的喜愛;另一方面,雖然一鍵叫車是Uber的核心業務,但你不能攔著我們探索一些新業務,萬一成了呢?”

  王曉峰以他的老東家谷歌[微網志]為例,這家網際網路巨頭成立於1998年,最早的五六年裏,它只做搜索和廣告,但後來做出了全球最大的郵箱Gmail、瀏覽器Chrome、無人飛機……

  如果説每個創意活動都是Uber的一次微創業,那麼,問題來了,Uber哪來層出不窮的創意呢?

  這與Uber的團隊與機制密切相關。“不能因為我們把某個英文翻譯得比較生硬就覺得我們不接地氣。”王曉峰調侃道,這指的是Uber(烏啵兒)被翻譯成“優步”。

  事實上,從成員構成來看,Uber 太過接地氣而有些不像外企。這裡沒有白人,除了個別ABC,絕大多數都是各個城市的當地人。

  比如,王曉峰負責上海和杭州兩地的團隊,總共幾十人。其中,杭州團隊的成員大多都是杭州人;而上海團隊中,一半以上講上海話。

  據記者了解,Uber的組織架構非常扁平化,除了亞太區負責人,就是各個城市的團隊。由於沒有中國區總裁,諸如Uber下一步要進入哪些城市等戰略性問題,就由幾個城市的負責人商量決定。

  Uber深圳的市場經理Evanee記得,有一次,他和王曉峰、北京總經理Ben與Uber CEO Travis 開會。在某件事上,Travis的看法與其他三人不同。但Travis説,“我從來沒去過中國,你們比我懂得國情,我聽你們的”。

  在王曉峰看來,Uber的公司文化非常倡導創新,再加上本土化的團隊以及自由的氛圍,那些精彩的點子就能蹦跳出來。

  目前,充滿創意的Uber正在全球近300個城市同時招人。這種擴張放在全世界的企業中都是少見的。但同時,Uber仍是一家創業公司,如何與中國乃至世界各國的政策和解,Uber還需要更多的“創意”。

  ——連結——

  優步創始人:“每天都被拒絕幾百次”

  Uber激進張揚(野蠻好鬥)的風格,實際上代表了其創始人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的風格。

  在美國,人們説起卡蘭尼克時,第一個詞就是“混蛋”。卡蘭尼克37年跌宕起伏的人生中遇到過的麻煩,一點並不比Uber要少;Uber短短幾年在世界各地遭遇的毀譽參半,也一點都不比卡蘭尼克多。

  早在2000年,卡蘭尼克23歲,已經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電腦係輟學,和幾個哥們開發了一個名叫Scour的P2P下載軟體。這是世界上第一個P2P文件下載資源搜索引擎,用戶(主要是大學生)可以用它下著盜版視頻和音樂—沒錯,就像前些年一度全球最著名的P2P軟體電驢遇到過的麻煩一樣。然後,包括美國電影協會、唱片工業協會和音樂出版商協會在內的29家媒體聯合起訴他的公司,索賠2500億美元—嗯,阿里巴巴[微網志]的最新市值是2343.90億美元。

  不羈少年的第一次創業以支付100萬美元賠款後宣告破産而結束了。

  不到一年,幾個愛折騰的年輕人又開了一家新的科技公司。一切正意氣風發,2001年9月11日,投資方Akamai的CTO從波士頓飛往洛杉磯,準備和卡蘭尼克開會,他的飛機不幸被劫持,撞上了紐約世貿中心。

  卡蘭尼克的公司又陷入了財務危機。他想出一個天才點子—不給員工交個人所得稅。然後,法院傳票又來了。

  屋漏偏逢連夜雨,不久之後,合夥人企圖帶著開發團隊跳槽到新力。公司的資金鏈也出現問題,大股東要求撤資……

  對於這樣一個人物而言,勵志似乎遠非人生主題,但在那段可歌可泣的日子裏,卡蘭尼克不給自己開工資,搬回母親家裏“啃老”,參加拉斯維加斯消費電子展,窮得睡在租來的汽車裏,在附近賭場的衛生間裏像流浪漢一樣洗澡。

  直到6年之後,他終於才又把公司賣給了Akamai,價格是2300萬美元。在此之前,他已經很久沒有過收入。

  “想像一下,我連續6年每天都會被人拒絕幾百次。”他説。

  為了獎勵自己,卡蘭尼克用了整整一年,週游世界,花天酒地,直到厭倦。

  這一次,他把目標鎖定到了計程車行業。他和合夥人最初把這軟體起名叫UberCab—意思是最好的計程車。

  創辦Uber之後,他在每一個城市發動戰爭。計程車司機們的抗議是家常便飯,禁令收到手軟,卡蘭尼克則是一個“戰神”—而且越戰越勇。

  在華盛頓,他從網上發動了數萬居民給市長髮郵件要求解除禁令。在丹佛,他甚至還發起了一場示威遊行。在倫敦和巴黎,他們立刻宣佈當地Uber打車免費。結果因為計程車罷運而打不到車的居民只好紛紛下載Uber打車。

  在一些城市,Uber甚至會偷偷組織培訓,指導司機躲過檢查。

  儘管他也謙遜地全面信任自己在各個城市的委託人,但他依然醉心戰鬥,他在各種場合激烈抨擊傳統計程車行業,宣稱這個行業即將滅亡。

熱圖一覽

  • 股票名稱 最新價 漲跌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