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輛計程車駛過西安鐘樓(11月9日攝)。 記者 邵瑞 攝

　　9日，交通運輸部公佈的計程車改革方案公開意見徵集期正式結束。問計1個月，各方意見都有啥？試點半年，地方政府部門做了啥？最終方案是儘快出臺還是“讓子彈再飛一會兒”？

　　不少專家認為，國家層面應提出政策框架，同時調動地方積極性進行主動探索和實踐。地方的差別化探索與頂層設計合理對接或許是當前政府需要考慮的又一問題。

　　收集4600余件意見，“專車”監管成爭議焦點

　　10月10日交通運輸部兩份徵求意見稿甫一發佈，社會各界廣泛參與討論，浙江、廣東、廣西、河南、甘肅等多省份交通部門組織座談會收集多方建議意見。交通運輸部黨組成員、運輸司司長劉小明11月7日在計程車改革專家座談會上透露，20多天來收到社會各方的意見4600多件。

　　據交通運輸部統計，截至10月26日，意見主要集中在10大方面：一是“專車”是否應作為新業態納入管理；二是出租汽車新老業態是否應當實行數量調控；三是巡遊車經營權改革問題；四是網約車的車輛條件和標準問題；五是網約車與巡遊車駕駛員從業資格管理問題；六是巡遊車和網約車價格機制和燃油補貼政策；七是規範網約車經營行為；八是駕駛員權益保障問題；九是加強打擊非法運營問題；十是關於私人小客車合乘與規範發展問題。

　　“專車”新業態的定義和發展現狀、營運資質的規範以及地方試點和國家制定行政法規政策關係等成為焦點問題。

　　據統計，提出意見的不僅有乘客、出租汽車司機和“專車”司機等從業人員；傳統出租汽車企業、個體經營者和“專車”平臺企業等經營主體；政府及行業主管部門等管理人員，還有相關研究機構、專家學者等群體。

市民在上海街頭使用滴滴出行APP預約計程車(10月8日攝)。 記者 裴鑫 攝

　　對於“專車”的發展現狀，暨南大學行政法學專業教授劉文靜在對廣州計程車市場的調研中發現，廣州有近70家計程車公司，合法註冊的計程車有兩萬多輛，而實際在城市道路上行駛的專車數量在其3倍以上。

　　北京市交通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繼孚則有一組數據，證明由於專車的迅猛發展，北京市自今年以來擁堵指數明顯上升。他認為，當前專車發展已經引發了社會穩定、乘客安全等一系列問題，行業管理部門從公共利益角度出發制定政策予以規範，十分必要。

　　對於專車的運營資質和監管，交通運輸部運輸服務司計程車管理處處長王繡春表示，確實需要進一步探討，但交通運輸部在制定辦法中留了缺口，比如説真正體現共用經濟的順風車、拼車，在《辦法》中沒有詳細規定。“順風車的監管從目前研究的法律看還相當不成熟，對如何分辨順風車、如何監管還沒有可借鑒的經驗。”

　　地方試點“多條腿走路”，主動“求解”打破僵局

　　面對改革機遇，在交通運輸部公佈徵求意見前後，一些城市先行先試，在計程車價格和數量管控方面打破僵局，對網約車發展打開通道，為深化計程車行業改革進行了有益探索。

　　——義烏市計程車改革率先打破管制思維。

　　今年5月，《義烏市出租汽車行業改革方案》正式出臺，以市場化方向為目標，承諾2018年後完全放開對計程車營運公司、計程車數量的管控。在2018年前的過渡期，義烏通過公開搖號招選，新增5家計程車營運公司。

　　截至目前，新增加的250輛新車已經陸續投放市場，義烏市道路運輸管理局局長周榮興表示，不僅未衝擊計程車原有市場，而是擠壓了“黑車”的生存空間，市場秩序更規範，同時政府率先降低營運權使用費後，計程車企業也同步降低月承包費，讓利司機。車多了，百姓出行方便了，份子錢降了，司機師傅積極性更高了，而新增了營運公司，市場競爭多了活力。

　　儘管只是一個縣級市，義烏的破冰之舉，為計程車改革撕開了一條口子。天津社科院社會研究所所長張寶義表示，義烏改革儘管在機制上仍不徹底，但政府部門主動根據市場變化做出調整，對全國特別是中小城市會産生示範效應。

　　上圖：8月底新組建的杭州計程車集團有限公司的管理平臺大螢幕；下圖：計程車停在杭州一處計程車服務區內(拼版照片，9月16日攝)。該公司計劃和計程車協會聯合，將杭州10090輛計程車全部整合到同一個調度平臺，為未來與網際網路平臺開展合作奠定基礎。 新華社記者 黃宗治 攝

　　——杭州從産權“動刀”推進改革，為對接網約車埋下伏筆。

　　杭州市9月份推出的計程車改革方案，核心內容是經營權無償有期限使用和清理規範經營關係，同時組建公益性的國有出租汽車服務管理公司，為明確産權關係的計程車提供優質的管理服務，併為未來與網際網路平臺開展合作奠定基礎。

　　對杭州的所有改革措施，多位司機表示認可。計程車司機劉峰磊提到，政府減少收費給司機帶來了看得到摸得著的實惠，為傳統計程車與網約車競爭創造了更為公平的環境。計程車“私牌車”車主陳立明過去一直擔心會取消個人的車輛産權，他告訴記者，本次方案明確厘清了經營權和車輛産權權屬，給像他這樣的個人出資車主們吃了一顆定心丸。

　　杭州市道路運輸管理局副局長張曉東説，明晰出租汽車的産權關係從根本上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不僅如此，它還為減少計程車經營利益階層，進一步提高一線駕駛員收入，激發出租汽車單車活力，提升行業服務品質，夯實市場化改革奠定了基礎。”

　　“而成立國有計程車服務管理公司的目的之一，就是為與‘專車’對接埋下伏筆，計程車服務管理公司的車輛達到一定規模後，更有利於與網際網路平臺合作，提高車輛運營效率。”杭州市交通局副局長陸獻德説。

　　——上海首發“專車牌照”，“超前”管理思維獲肯定。

　　10月初，上海市交通委正式向“滴滴快的”專車平臺頒發網路約租車平臺經營資格許可，並宣佈對符合要求的平臺都開放申請資質。除了給予全國第一個“專車身份證”，上海專車試點方案並未要求改變車輛的營運性質受到廣泛關注。

　　10月18日上海市交通委又透露，將對個體計程車的管理方式進行創新，組建“出租汽車駕駛員服務社”，“試水”線上線下相結合的計程車管理新模式，用服務費代替託管費。

　　業界普遍認為，上海的“專車新政”改革思路兼顧了鼓勵創新、規範管理，承認市場的專車需求，政府管理部門用一種“網際網路＋”的思維方式去考慮這種新的業態，而不是用傳統的方式去管控。而服務社、服務費則是充分發揮計程車管理的線上線下優勢，“是未來交通行業的一種新模式。”上海市交通委主任孫建平表示。

一位市民在北京街頭打車(1月7日攝)。 記者 羅曉光 攝

　　部分“頑疾”難破題，“授權”地方探尋利益“公約數”

　　目前計程車改革在部分地區的嘗試較為艱難，比如鄭州承諾2012-2014年每年增加300個牌照，最終只到位32輛；天津的計程車更是18年也未增加一輛。“增加數量、放開市場”對於傳統計程車行業而言是最敏感的一根神經。

　　而在西安，近百名計程車司機自組股份制公司，上演了一場“自下而上”的“草根”探路，市場上的“鯰魚效應”還未發生，卻陷入面臨“夭折”的困境。同樣，杭州的個體計程車主也提出意見，希望計程車改革“確權”後能夠允許組建服務型的自主聯合公司，抱團取暖、風險共擔，以最低的成本保障公司的基本運營。“各地改革有經驗也有困難和不足，應當允許地方試行一些地方性辦法和地方性法規，互相借鑒、取長補短，摸索出適應各地實際情況的經驗，再形成全國的管理辦法也不是不可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認為。

　　目前一些地方有益的探索要與交通運輸部的“指導方向”妥善對接，同時對於“個性”特徵較強的地方“頑疾”，在統一方案框架中難以找到解決方法的，則需要儘早謀劃落地細則。“計程車行業管理的主體責任在各個城市，而每個城市情況各有不同，它們應該‘量身定制’適合城市發展的政策。”價值中國會聯席會長張曉峰説。

　　借力“網際網路＋”深化計程車行業改革，需要以新的思維看待老問題。新形勢下的計程車行業監管，要增加老百姓的獲得感，要破除一些固有思維定式，防止“穿新鞋走老路”。廣州市交通委員會客運交通管理處處長蘇奎認為，各個地方的能力不一樣，在一個矛盾非常突出的情況下，完全交由地方來做難度比較大，“地方不能夠否定國家在裏面發揮相當大的作用，比較合適的方式是中央搭一個大框架，然後地方進行試點，不同的試點，多樣化的監管模式，最理想的模式很難馬上實現，需要逐步建立完善的過程。”

　　東南大學交通法治與發展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顧大松也提到，“中央和地方要聯動改革、合作治理，一方面要簡政放權，發揮地方的自主權；另一方面，也要穩住底線。”

　　面對新挑戰，計程車改革既要堅持“方便群眾出行”的根本目標，也要充分考慮新舊業態從業者利益調整；既要鼓勵創新用好“網際網路＋”，也要果斷有力地對野蠻生長的新業態實施引導監管；既要加快制度出臺釋放積極而明確的信號，又要授權先行地區率先試點，探索完善改革策略。(執筆記者：黃筱；參與采寫：趙文君、齊中熙、鄧中豪、張彬)